库兹涅茨1971年已隐含地提出“学习经济”这个思想，他说，“发展中国家没能享受到现代经济增长的好处，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稳定，但灵活，有能力应付迅速的结构变化和解决由于结构变化产生的冲突的社会政治框架，这个框架鼓励促进增长的利益团体。”阿布拉莫维兹（Abrmnovitz）的“社会能力”概念（普通教育水平、技术能力、支持现代化大企业的制度以及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激励系统等是社会能力所依赖的因素）也是对本书的“学习经济”思想有启发性的。阿布拉莫维兹认为，在经济增长引人技术因素的同时，还必须引入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只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某一“社会能力”的基本水准，才有可能利用模仿来缩小技术差距，赶超技术领先国家。
舒尔茨的文章“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与“学习经济”思想是相通的。在该文中，他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舒尔茨联系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对制度的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现代经济学的所有分析工具还没有展开对制度变迁与增长动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在此，舒尔茨视这些制度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舒尔茨相信，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但大量的十分重要的制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舒尔茨的结论是，这种理论框架可用于解释那些作为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被视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与本书分析的不同之处是，舒尔茨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创造制度需求；而我认为，经济制度是在生产力环境中生存的，生产力革命和革命的不确定性是制度生存环境的最大挑战，这个适应性效率问题创造了新制度需求。舒尔茨与本书的分析相同之处是，经济增长是衡量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制度变迁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反过来说，经济增长表现不佳是由于崩度变迁不够或创新不够。
马克思将自己的社会发展思想架构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建构于其上；而当生产力得到提高时，相应的生产关系也会随着调整。这样马克恩就把生产力这个因素超脱于任何时代与经济生活形态之上，并反过来衡量与决定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在此，马克思是相信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的，也相信生产关系可以自动对生产力的变化进行调整。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之间的矛盾才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并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变化。为了维护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人类必须无情和坚决地改革经济基础，这个观点是通过评价李嘉图时以间接方式表述的：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的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鄢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嚣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刹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阐明，判断一个经济制度好坏的根本和惟一的标准是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
1987年英国著名学者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对“学习经济”是有启迪的。弗里曼经过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研究后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制度、组织的创新，从而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发展、完善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跨越中，仅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商品，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在国家水平上的系统性行为，而并非是一种孤立性的行为。弗里曼指出：在剧烈的技术变革情况下，具有将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创新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国家体制及其社会经济范式能否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
主流经济学认为制度结构与制度变化是外生给定的，这些经济制度变化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无关。经济制度变化是重要的，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难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认为，任何一个经济系统同时有两个基本挑战：1.基本问题是经济制度如何适应生产力不确定性，即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矛盾，其核心是适应性效率的高低；2.资源稀缺的问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
然而，人类至今为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创新是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体系，而对“适应性效率”这个基本问题的制度创新远远不足。正因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抓住工业革命这次生产力的飞跃，导致各国间收人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判断可以从世界各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转折时期中得到强有力的证明。若我们研究一下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转折点，就会发现，工业革命才是分水岭：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利用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和经验，从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工业部门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优势，走上了罗斯托所谓的“增长的轨道”或体现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方面进展甚微，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使富国和贫国之间产生不平等的裂痕，全球财富不均现象开始出现。
提高“适应性效率”的制度创新不足也发生在发达国家。1971年信息技术革命悄然降临世界经济，日本经济制度没有对这次生产力革命作出及时反应，经济结构仍延续工业革命的成功模式，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的投资机会不足，剩余资金充斥股市和房地产，形成泡沫，在1991年泡沫破裂，至今增长停滞，严重拖累了亚洲和世界的总体经济繁荣。
现有经济制度适应生产力革命是缓慢的，存在着严重滞后。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制度性障碍可能得以消除。但适应性效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大卫发现，革命性的电力技术自1880年被发现一直到1920年才对工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期间经历了40年时间。革命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也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首先，传统的企业组织管理机构可能在信息技术革命面前显得过于僵化，如果要有效地利用电脑信息技术给生产和经营所带来的好处，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必须有能力进行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次，滞后问题还可能与劳动者使用电脑以及他们在处理信息方面的熟练程度有关。这可能反映了劳动者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快速的信息技术革命发展步伐，或者可能意昧着企业在劳动者的再培训方面投入不足。最后，由于现行电脑软件设计的标准化程度不高，软件的使用存在设置复杂以及选项过多的问题，因而可能大大降低了人们使用电脑的效率。无疑，现有经济制度因缺乏适应性而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对我们来说，一个配置效率高的经济制度设置不能适应生产力连续增长和革命所带来的不确定环境，那它能顶什么用呢？经济制度不仅应是有资源配置效率的，而且也应是有适应性效率的，才能产生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理想模式就是“学习经济”。只有“会学习”的经济系统才能迎接生产力革命的挑战，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人类文明的发展，造就了科学这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演绎体系；科学发展必然发生革命。但科学革命发生的形式和时间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知的；必然发生但又不确定的科学革命导致必熟发生但又不确定的技术革命，所以生产力革命是必然的和不确定的，那么只有适应这种革命性生产力的经济制度才有合理性；不能适应生产力革命的经济制度就缺乏合理性。由于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这种适应性效率高的制度是不容易实现的，要求世界各国进行坚持不懈的经济改革。所以，“学习经济”这个经济思想在生产力革命那里找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世界经济困难和挑战之中找到了实施“学习经济”这个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