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76年，斯密就已经看到了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厂制”的好处，即通过分工，带来增加收益的大量生产。斯密关于“针”的故事是“工厂制”革命性企业制度创新的历史证据。斯密的经典故事是这样的。举一个制针行业的例子。工人是未经训练的，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机械，他们即使十分勤劳，也很难天做出1根针来，更不可能一天做20根丁。但如果现在把制针的伙计进行分工：一个人抽铁丝。
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裁，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而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兼任二三门，有这种小工厂，只雇佣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场的工人，他们必要的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镑、以每镑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T人每日就可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有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这数量的1／4800，恐怕也制造不出来。在这个故事里，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带来的增加收益，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工厂制”作为新企业制度的出现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在“工厂制”之前只有手工作坊。
马歌尔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晚期，对“工厂制”的出现和扩散的观察自然比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更深刻和生动。
在《经济学原理》中，他这样描述道：
“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佣。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18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临时肩佣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佣）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18世纪中期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保证每个人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仃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没有时间来这样傲。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至19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是惟一一个由“工厂制”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在此以前，其他纺织业领域的工厂生产发展缓慢，而其他制造业更是微不足道。1830年后，“工厂制”这种革命性制度创新，突然之间改变了更多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向英国煤炭业扩散。
（2）股份公司制
股份公司的出现是企业制度革命。股份公司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铁路投资热潮中诞生的。在19世纪30年代，要修建铁路，需要投人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个别企业的自有资金不可能承担铁路这样的巨大工程费用，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也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去满足这样大的资金要求，由此导致革命性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公司制。这种新企业是这样运作的：一个股份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被分散在价值相对小的股票中，使它能在公司较大的情况下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公司组织形式使投资者能进行小股本的投资，通过投资多样化而减少风险和迅速廉价地转移其投资。当股份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即股东，几乎已彻底地与公司的管理相分离。
股份公司制出现后，在铁路产业显出新企业制度的优势，于是该制度向其他产业扩散，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广泛取消了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并实行了公司组织的模仿。
（3）亚马逊电子商务
亚马逊书店最初建立时是一家网络书店，与传统零售连锁店相比，亚马逊电子商务是适应信息技术革命的一个革命性经济制度创新，其深远意义。要过许多年才能看得更清楚。亚马逊创始人杰夫（Jeff Bezos）当选1999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时代》给予杰夫的荣誉当然不是对亚马逊“亏损加高市值”模式的鼓励，而是因为这个1995年成立的公司是电子商务最好的代表。
亚马逊（AⅡ1azon corn）公司以美国西雅图为基地，曾是互联网零售业的“龙头老大”。1999年1月，亚马逊公司曾被誉为最成功的纯互联姗零售公司，公司的市值一度达到221亿美元，在当时成了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奋斗目标。
亚马逊没有办法计算股价收益比P／E，因为亚马逊现在每股亏损138美元，1999年，至少耍亏损3.5亿美元。该公司的股价也由一度每股高达9l.5美元，狂泻至2000年12月21日的14.87美元。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底，美国已有496家“dot.com”公司陷入经济困境。导致4.1万多人失业。亚马逊能否渡过2001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寒冬，对信息经济的企业制度革命带有指标性意义。尽管亚马逊可能会跌跤，但我相信，电子商务是适应革命性信息产业的企业制度形式，将显示出远大前程。
（4）戴尔直销
不通过中间商的直销是适应信息技术革命的另一种革命性企业制度创新，导致常规的企业经营方式陷入危机状态。直销的开创者是戴尔。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这样概括直销的特点：
“是面对面、耳对耳和键盘对键盘这两种不同贸易方式的组合，每一种方式都占有它的一席之地。互联网不能代替人，但是它使人的工作更有效率。通过把原来例行的交往移到网上，客户能够自己独立做些事情，我们也解脱了销售人员，使他们能与客户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戴尔公司于1996年中期开始运用直销来指导在线销售，它的在线贸易长势迅猛，销售额从最初的每星期100万美元涨到后来的每天100万美元。不久，又涨到每天300万美元。计算机买主显然喜欢国际互联网上的那种轻松愉快的购买环境。戴尔公司每周都有超过百万的访问者访问它的网站。随着戴尔公司国际互联网贸易不断推陈出新，公司网上收人的增长率也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增长。戴尔直销相比于IBM公司，不需要养很多业务员和零售商，中间交易成本小很多。IBM不敢辞退业务员和零售商，因为怕他们会跟客户一起走掉，利用网络行销的戴尔公司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戴尔公司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不断壮大，现已成为计算机产业举足轻重的新盟主，它的实力已与康柏、IBM这些业界元老们难分伯仲，这多半要归功于低价直销的经营策略，现在这种策略正为业界厂商竞相模仿。今日的戴尔公司风暴已席卷整个计算机产业，它的戴尔计算机、服务器、工作站源源不断地运往福特、波音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客户。
3.赢者的诅咒
从世界经济总体上看，技术革命和相应的革命性投资是不可阻挡的，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来说，新兴部门的诞生要求原始资本积累（新物质资本，新人力资本和新企业制度资本）。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在常规部门以外，就难以出现新兴部门。令人震惊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常规部门的发展越成功，专有资本水平越高，常规部门的工资越高，为了获得劳动力，新兴部门对革命性原始资本积累的“门槛”就越高，这样一来，达到这个“门槛”的难度就越犬。下面我用两个实例来说明具有悲剧色彩的“赢者的诅咒”【1999年3月福阮赛斯寇（Francesco Caselli）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技术革命”一文。但福阮赛斯寇的模型假设现有资本在一个时期内就完全折旧，为技术革命的采纳铺平道路。忽视了现有资本不能快速折旧，技术革命被一个经济系统拒绝这个重要可能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目读文。】。
（1）中国东北结构调整困难
1949年后，中国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经济是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经济成就作出了首要贡献。可是，1978年后，这个中国工业“老大哥”竟步履维艰，增长缓慢。在1978～1998年问，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东北地区为8.7％，低于中国全国1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是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经济区。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和原材料的资产具有专用强，资本密集度高的特点。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经济环境的冲击对东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产生巨大震荡，由于专有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企业制度资本）在全国很高，传统产业的人均工资水平也较高。劳动力向新兴部门转移的少，给新兴产业的诞生和成长造成了极大障碍。
20多年的努力表明，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够成功的，突出表现在结构型失业上。在东北地区，国企下岗规模最大的地区是辽宁，1998年下岗职工58.9万，黑龙江为52.8万、吉林为34万、东北三省下岗职工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1978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日益严重。改革以来支撑东北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传统产业，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电力工业、木材加工业。由于多年开采和粗放使用，煤炭、黑色金属、石油等资源储量减少，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使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东北地区原材料工业日益陷人困境，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多年来一直处于较低的技术层次。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电子、通讯及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缓慢，比重较低，无法成为东北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
在21世纪东北仍面临严峻的经济调整的挑战，搞不好，东北经济可能会拖累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1991年，中国政府实施开发上海浦东的战略。上海1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和快速的结构调整表明，开发浦东的战略是正确的。我在此建议，中国政府在适当的时间提出“开发大东北”战略，使“老大哥”重振雄风。
（2）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常规部门即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成功莫定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础。以钢铁、机械、汽车、家电等产业为龙头，带动起整个经济向前发展。在经济体制方面，日本当时建立了一套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新体企业机制。在技术创新方面，日本强调“后发优势”和模仿引进，在工业化方面处于后进的日本，注重积极向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在短时间形成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改良和完善超过欧美。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制造业的增长停滞是由常规技术创新决定的，随着常规投资将常规创新转为现实生产力，资本积累带来边际收益递减，这些产业陷入利润薄弱的境地，投资增长下降。与此同时，日本的龙头产业如钢铁、家电等等，即面对中国、俄罗斯、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自身没有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
日本像工业化时代那样依靠常规部门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要想打破日本经济投资回报率走低的均衡状况，必须引进革命性技术。产生一个新兴部门，从而产生在新技术范式内的重建高的投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