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素质写在细节之中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制度，而是我们没有踏踏实实地去监督和执行。
中国改革开放25年以来，如果评出在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我敢断定“素质”一词一定榜上有名。可是在中国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国民素质到底有多大提高呢？是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匹配呢？很难断言。如果说提高了，为什么上了点年纪的要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人的纪律性和民风的诚实、朴素呢？如果说提高了，为什么那么多从海外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要大谈我们的素质低呢？现在，“素质低”几乎成了骂人的流行语言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别人素质低？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来北京，一天傍晚去访问一位朋友。我们从朋友居住的小区出去吃饭时，一辆奥迪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出。车内坐着的俩人显然是一对父女。快到小区的大门口时，车放慢了速度。这时，一只纤细的小手从车窗里伸了出来，哗啦一声将一把瓜子皮扔到小区的路面……我的朋友脱口说了一句：“什么素质！”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心里很难过。如果有机会，我想问问这位父亲：你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我想问这位女孩：如果你是在自己家里，你也会把瓜子皮随手往地上撒吗？
北京的汽车在2003年底已突破了200万的保有量，请记住：并不是因为你开了宝来、奥迪甚至宝马，就证明你的身份提高了，你的素质提高了。
我的这位朋友在美国、加拿大住过三年半。他对那里的干净、卫生、人们公共意识之强赞不绝口。他告诉我：在美国、加拿大，一些大学生宿舍里面也很乱，但是这些人一到公共场合，个个都是谦谦君子、美丽淑女。三年半时间，他没见过一个人随地吐痰。并不是他们没有痰，而是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把痰吐到随身带的卫生纸里，再扔到垃圾箱里。
这正好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相反。中国到处都在建造新房子，到处都在装修，自己家里可以收拾的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可一到公共场合，表现截然相反——因为那是公家的。请问诸位？你们有谁在家里随地吐痰的？
随地吐痰问题，大家谈了多少年，又有多少改进？据测算，北京市每天随地吐的痰就有三吨之多！数字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抽查”结果：
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去海淀图书城购书，然后准备去人大。这天天气晴朗，购完书后我们就想散散步，一路沿着苏州街往海淀南路走。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观察“小事”，沿路就做了简单的“观察”。结果，20分钟的路，遇到了14个吐痰的，其中13个随口吐到地上，只有一个人吐在卫生纸里，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调查虽然有随机性，但是，人的下意识的行为更能表现出自己的素质的高低。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几日前，我看到********市一位名叫孟志坚的中学生写的作文：“明事理，谈做人”，颇有感慨。孟志坚同学写道：在呼市实行公交车无人售票改革的第一年里，公交公司损失了5万元。
票价涨了，公交公司却赔了：有些人用半张的伍角纸币顶替车票，有的人用铁片、钢片顶替伍角硬币，还有的用蒙币、俄币代替伍角硬币。这些假冒伪劣的钱币加起来就是5万元人民币。什么概念？就是10万多人次无票乘车，如果排成一队可排到50公里长——还不算逃票的人数。
一个中学生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成年人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思考。
孟志坚同学在作文里还列出了呼市颁发的“呼市市民行为十不准”：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破坏绿化；不损坏公物；不闯红灯；不打架骂人；不乱写乱画；不噪声扰民；不乱停车辆；不随地便溺。
请问大家：以上列举的小事你做到了没有？哪个城市没有市民文明公约、守则？我们每个人又做得怎么样？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制度，而是我们没有踏踏实实地去监督和执行。
当你走进北京任何一家五元书店、十元书店时，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是盗版书。我不明白：如此堂而皇之的偷盗行为为什么就没有人管？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捧场？
制度设计和制定是管理者的事，制度监督和执行是每一个人的事，也更是管理者的事，既要设计制定制度，又要监督执行制度，二者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等于没有制度。
6.素质就是不用提醒
提高素质不止于提高文化水平，也更包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养成的良好习惯和责任意识。
在国外看到汉字是亲切的，宛若在异乡看到熟人。澳洲也有很多汉字，其中两处，我看了，心里却至今不舒服。
墨尔本市至菲利普岛的途中有个小动物园，园子萧条而且破败。汉字先是出现在一扇小门前，歪歪扭扭地写着：厕所。与之并列的还有英文与日文。但踏进小门，前行几步，进入女厕后，英文与日文都不见了，只剩下中文：“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字了，小学生都认得。主人把它写好，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不仅一处，小小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女厕内竟贴了三处，都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个文明程度并不高的厕所，我指的是它的内外部设置：低矮、潮湿、幽暗、简陋、微臭，与我们国内都市稍像样点的公厕都没有可比性。然而，就是它，居然还有了嫌弃谁的资格，还如此毫不客气地反复提醒前来的人“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只用中文提醒。
无独有偶，悉尼湾的轮船厕所内，也有中文，也写着类似的字。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日本人和其他洋人都懂得上厕所有什么规矩，他们不需要提醒，而中国人却是需要的。我第一个反应跟自尊心有关，觉得我们被歧视与侮辱了。但是后来，导游跟我们讲了一个相关的例子：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立着垃圾桶，桶分两层，下面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中国人现在来澳洲旅游的人很多，到处可见黄皮肤。但中国人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习惯地一“呸”，就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了，而且吐得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主人于是写了字，汉字，赫然贴到墙上：“请不要往里面吐痰。”
如同厕所人人都要上一样，外国人不是不吐痰，但他们吐在纸上，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面一层，如此而已。这样的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忽视了。导游也是中国人，来澳多年，普通话仍然说得字正腔圆。他说：真是不好意思。
还有谁不好意思呢？我看到餐馆里有同胞举杯对饮，脸红脖子粗，嗓门都开放到极点，显得比任何人都开心与兴奋——莫不是也要在一旁的墙上贴起“请勿大声喧哗”的汉字？我还看到红灯之下，仍有同胞在众目睽睽中悠悠过马路，脸上是旁若无人、理所当然的表情——难道要在路边墙上也出示“请勿闯红灯”的汉字？
国内这样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就在写这篇文章时，电视正直播着在株洲举行的中国与比利时乒乓球对抗赛。女广播员用清脆的声音告诉赛场内的观众：“请不要用闪光灯，请不要吸烟。”只有中国人需要提醒，且提醒也往往毫无用处，所以，的确应该感到不好意思。很显然，只有感到不好意思的人越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写在墙上的那些字才会越来越少。
通过提醒才能达到的素质不是素质。生活中、工作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常识，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做什么、不该怎么做，是简简单单和明明白白的，根本不需要提醒。所以，提高素质不止于提高文化水平，也更包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养成的良好习惯和责任意识。
7.试试做个上、中、下等人
作为社会个体，必须适应社会等级的存在，主动地适应有时也是一种恪守。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这个道理。
2002年暑假，在外国语学校读初二的小姑娘费小佛参加了由内地和香港、澳门三地合办的一个夏令营活动。这次活动地点是在香港，营会指导员也是由香港方面的人出任。
小佛的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小佛，一个月以后又快快乐乐地迎回了她。然而没有想到，女儿给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情就大出意外，并且将了他们一军——因为这和他们平时对小佛的教育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不管小佛爸妈是当孩子的时候还是当家长的时候，他们受到的关于人的教育一般来说都少不了有这样一些格言语录：“人与人是平等的。”“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他们也正是这样教育女儿的。但是当小佛来到这个夏令营以后，固有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夏令营活动开始那天，组织者就给了全体营员一个新奇的概念：三餐吃饭要分成三个等级，上等人只有很少数，中等人占全体营员的三分之一，其余多数人是下等人。上等人吃饭是在豪华漂亮的餐厅，那里有高档的设施和美味的菜肴，用刀叉吃西餐。在那里用餐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显得彬彬有礼，男生像绅士，女生像淑女，言谈举止无不透出良好的修养和不俗的品位。中等人呢，却要拿着托盘自己排队去打饭，属于快餐性质。没有汤喝，只能喝瓶装水，更不要说饭后甜品了。饭后还需要他们清洗自己的托盘餐具。下等人就更惨了点，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要先侍候上等人，另一部分在餐厅里当服务员，随时把脏了的桌椅抹干净，以保持餐厅的卫生。还有一部分人是给就餐者表演节目，上等人点了什么歌他们就得唱什么歌。
那么三等人是怎样产生的呢？营会组织者先把全体营员分成九个小组，第一天每个小组选派一个代表抽签。笔筒中有一根上等签，两根中等签，其余全是下等签。抽到上等签和中等签的小组，第一天就自然成了上等人和中等人。但是以后就要凭借每个小组当天的表现来决定第二天的身份待遇了。每天晚上大家都要开大会讨论决定第二天的三类人。想当上等人的小组必须拿出当天他们的成绩和表现作为有力的证据，说明自己配得上当上等人。
营会指导解释说：第一天凭抽签决定，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出身都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第一个身份远远不是你的终生身份，以后的路还很长，就靠你自己走了。你得凭你自己的能力打天下，改变或者优化你的身份。这时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角色改变就是自己基本能够把握的事情了。
当营员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了，接着大家开始分小组、抽签——说明大家都接受了这一游戏规则。
但是理性上的同意和接受相对来说尚还简单，当抽签以后把营员们分成了上、中、下三等以后，不平等和受屈辱的感觉才那么真切地来临了。极少数的上等人兴奋而略带些拘谨地进入了二楼的餐厅，中等人在一楼的快餐店里闷闷不乐地打发饱肚子，给下等人准备的竟然是酱汤泡白饭。一些下等人拒绝就餐，更不用说头戴小红帽去给“上等人”当侍应生了，他们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眼望着二楼的丰盛晚宴，一道有形的玻璃墙和无形的等级身份就这样把人分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一些“下等人”开始起哄、嬉闹、玩世不恭，而“上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开始不安起来，他们感到背负着一种从未承受过的压力，根本无法尽情地享受大餐。
第一天的晚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那天晚上有很多人自己掏钱买饼充饥，还得背着营会指导。
但是营会组织者们并不因此而改变计划。第二天活动结束后，照头天宣布的议程，评选出当天的“三等人”，才好根据评选结果决定晚餐。第一天的“上等人”小组不幸在第二天被评为了“下等人”小组中的一个，他们中的每人都尝到了落差的滋味。
第三天是一个连续当了两天“下等人”的小组终天成功地登上了“上等人”的宝座，他们欢呼雀跃，当然也有人一下子变得趾高气扬。
这样的选评持续了多日以后，大家对此渐渐习以为常，也比较能够以平常之心来对待了。“上等人”不再那么兴高采烈，“下等人”也不再沮丧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