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是最公正的上帝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的公共管理，都离不开一个环节，那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这一环节抓得好，管理绩效方面将会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
现代经济学是这样表述的：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能够自行“区别真伪”，让人们在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选择对别人有益的方式和手段，的确既简洁又高效，遂令人为之感叹。
对于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来说，人是以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中所有要素中惟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要想最大限度地激活人力资源链条，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就应充分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并激活人的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将制度的设计目标与执行者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任何管理者在制度创新中都不能回避的课题，也是企业管理者工作中必须面对和自始至终都将面对的课题。
1.关键是寻找到一个好制度
一个好制度能够自行“区别真伪”，自行给人们诚实守信的引导与激励。
一个人一生中最早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来自母亲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美国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母亲对人一生的影响，在全美选出50位成功人士，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又选出50位有犯罪记录的人，分别去信给他们，请他们谈谈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有两封回信给他的印象最深，一封来自白宫的一位著名人士，一封来自监狱服刑的一位犯人。他们谈的都是同一件事：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苹果。
那位来自监狱的犯人在信中这样写道：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大小各不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十分喜欢，非常想要。这时，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问我和弟弟：你们想要哪个？我刚想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这时弟弟抢先说出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吧。”
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并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励给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以后，我又学会了打架、偷、抢，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直到现在，我被送进监狱。
那位来自白宫的著名人士是这样写的：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大小各不同。我和弟弟们都争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要得到它。很好，现在，让我们来作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
我们三人比赛除草，结果，我赢得了那个最大的苹果。
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一个最简单也最重要的道理：要想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她一直都是这样教育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家里，你想要什么好东西要通过比赛来赢得，这很公平，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
以这种规则教育孩子，才应该是最科学最正确的方法。
在17－18世纪，英国的许多犯人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流放服刑，私营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运输途中犯人的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英国政府极欲降低犯人死亡率，如果加强医疗措施，多发食物改善营养，就会增加成本，同时也无法抑制船主的谋利私欲；如果在船上增派管理人员监视船主，除了大大增加政府开销外，也难以保证派去的监管人员在暴利的诱惑下与船主合谋勾结。后来，英国政府改变了付款的方式，按活着到达澳大利亚下船的犯人人数付费。结果，船主们一改以往的做法，想尽办法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饿了给饭吃，渴了给水喝，大多数船主甚至聘请了随船医生。犯人的死亡率最低降到1％。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刁奸耍滑，后来又变得仁慈了呢？并非他们的本性有什么变化，而是规则的改变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设想一下，假如进一步规定：在到岸港口验收时任何一个犯人必须身体健康，体重下降者不列入政府付费范围。相信船主们在途中一定更会将犯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更加极尽“人道主义”之责任。这就是制度创新的魅力所在。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好制度能够自行“区别真伪”，自行给人们诚实守信的引导与激励。有了这样的制度与机制，我们的社会将风清弊绝，我们的企业将蒸蒸日上。
2.好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能够自行“驱恶扬善”，让人们在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选择对别人有益的方式和手段，的确既简洁又高效，遂令人为之感叹。
要想管理好一个企业、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好制度。而这个制度务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不断的创新。好制度创造一个好社会，好制度创造一个好企业，好制度创造一个好国家。
假设三个人要分一块金币，如果由第一个人切金币并且又先挑金币，尽管你对切金币的人进行反复的道德思想教育，做这样那样的指示，这样就能确保他真的做到公平公正吗？能否有这么一种制度让切金币的人尽最大努力去主动做到公平公正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制度上这样规定，可以由你第一个切分金币，但是必须让其他两人先挑。制度稍作一些调整，结果会怎样？结果是：你再也不用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你也不用给他作任何规定和指示，他自己会想方设法，运用一切合理手段，慎之又慎乃至纤毫必较地去切分，尽量做到平均。因为一旦分得不均，吃亏的是他自己，这样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公正。
检讨一下我们有些领导的工作方法，往往就像第一种分金币的方法，热衷于把精力过多放在思想教育和作指示上，而对制度的设计方面却不太用心，关注过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些工作总是流于形式的原因所在。
再如一个著名的分粥制度的案例：
有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且平等，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和有刻度的容器。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发挥了聪明才智，多次博弈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体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结论是：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种办法造成了资源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他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不能放任其堕落和风气败坏，还得寻找新思路。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意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的公共管理，都离不开一个环节，那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这一环节抓得好，管理绩效方面将会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
现代经济学是这样表述的：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能够自行“驱恶扬善”，让人们在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选择对别人有益的方式和手段，的确既简洁又高效，遂令人为之感叹。当然，让制度具有能够自行“驱恶扬善”和“区别真伪”的功能似乎也并不难，难的是制度创立者、制度设计者和制度监督与执行者的善恶标准和真伪认知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制约。如果制度创立者、设计者监督者或执行者本身“心存恶念”或“真伪不识”、“善恶不明”，或善恶标准和真伪标准存在偏差，那么，由他们所设计和管理的制度是不可能成为“好制度”的。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空军和降落伞制造商之间的真实故事。当时，降落伞的安全性能不够。在厂商的努力下，合格率逐步提升到99.9％，而军方要求降落伞的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接近完美，没有必要再改进。他们一再强调，任何产品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100％合格，除非奇迹出现。不妨想想，99.9％的合格率，就意味着每一千个伞兵中，会有一个人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在跳伞中送命，这显然会影响伞兵们战前的士气。后来，军方改变了检查产品质量的方法，决定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让厂商的负责人装备上身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这个方法实施后，奇迹出现了，合格率立刻变成了100％。
一开始厂商们还老是强调难处，为什么后来制度一改，厂商们再也不讨价还价，乖乖地绞尽脑汁提高产品质量呢？主要原因在于前一种制度还没有最大限度地涉及厂商们的自身利益，以致厂商们对千分之一的不合格率没有切身感受，甚至认为这是正常的，对伞兵们每一千人必死一个现象表现漠然。后来制度一改让老板们自己先当一回“伞兵”，先体验一下这“千分之一”的感受，结果奇迹产生了。相信这一定是老板们“夜不能寐”、“废寝忘食”的结果。
最好的管理来自最好的制度，最好的制度来自最好的设计。将制度的设计目标与执行者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是制度相关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3.创建好制度是改革的根本
改革不成功的地方，多半是制度改革的不成功，不过是用一种不好的制度取代了另一种不好的制度，而成功的地方，则是真正用了一种好制度取代了不好的制度。
制度是借以规范人的行为并由此建立符合管理者某种意志的社会秩序。一项好的制度应该惠及于每一个人，不仅要符合管理者自身的意志和利益，也应该符合被管理者的意志和利益，同时也应该无损于合理竞争的对手或团体。相反，一项不好的制度总会给人带来不便、不满和不快，以至恪守制度者不一定是秩序中的最大受益者，甚至相反而成为制度的受害者。这样的制度必须加以及时的纠正和合理的重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些城市的交通路口都设有红绿灯，目的是规范交通秩序，但有些红绿灯设计的左转右转车道不合理，穿插时间安排不科学，有的待车时间明显偏长，至使一些司机和办事人员空耗了许多宝贵时间。鲁迅先生曾说，浪费别人时间等于图财害命。同样，对一项不好的制度漠视不管或不加以及时纠偏纠正，也无异于图财害命。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制度创造者或有权左右制度的人大多不会轻易成为不好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有时很难发现其弊端或很难感受到此弊端的严重性，如上面所举的例子，虽然某路口的红绿灯设计不科学，不合理，但有权制定此一制度的人在乘车通过这一路口时，可能有警车开道，有警察清路，他们对这一路口红绿灯设置的不合理问题根本无从感受，无从知晓，即便偶有经历，也常常视为偶然现象中的小事一桩，很难记挂心头。而大多数司机和办事人员却成了这一不好制度的常年受害人。所以，我们当今所倡导的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各方面存在的不好的制度进行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或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改革不成功的地方，多半是制度改革的不成功，不过是用一种不好的制度取代了另一种不好的制度，而成功的地方，则是真正用了一种好制度取代了不好的制度。要想让好制度更多更好，就必须抓两个问题，一是抓创设制度者的整体素质，二是对制度创设者也要立一个制度，以此制约、缩减和消灭不良制度的发生率，让创制者承担不良制度的责任。建立一项制度就像建筑一座大厦、一座桥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建筑监理终身责任制，这个制度大大减少了豆腐渣工程。同样，对制度这一项更重要的建筑，我们不是也更需要建立一个“监理终身责任制”吗？要知道，“豆腐渣制度”比“豆腐渣工程”更要贻害世人，贻害改革，贻害社会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