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前两个疗程他都取得了成功，三天没有骂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三天来，他心灵的战场上一直是在激烈的，解放区现在经过顽强努力，已经扩充到了30％，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与敌人进行决战的实力。
于是，我又帮助他确定第三疗程——一周不骂人的方法，成功以后确定第四疗程——怎样一个月做到不骂人。最后的第五疗程，达到了一个学期不骂人，这时候骂人的脑细胞，退居到荒野成为残匪，如果没有外界极为特殊的支援，已经难以卷土重来了。
他品尝到了写心理病历的欢乐，品尝到了战胜自我的欢乐，品尝到了自我解放的欢乐。
有的时候，在个别学生犯错误以后，我发现他是心理上有慢性病，于是也引导他写心理病历。
也有时，针对同学们在本年龄段的心理弱点，要求大家都写心理病历。
例如，拖拉病。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的病症，明确的指出来，想出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就能将拖拉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又如，过早成熟症。有相当同学自以为成熟，自以为现代潇洒深沉，实际还很片面和幼稚，便听不进上辈人的劝告。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个病，写过病历之后，发病就能轻些。
再如，苛求朋友症。中学生都渴望交朋友，但对朋友二字的理解比较狭隘，相互之间，只能求同，不能存异，朋友也不能跟自己不和的人表示和谐。这样苛求的结果是容易失去朋友，使自己产生重重苦恼。一些这样的同学在我的帮助下写了病历，经过治疗后，懂得了朋友的广泛性、多样性、阶段性以及独立性，交的朋友更多了。
学生犯了错误，写心理病历，能够使他跳出自我保护的小圈子，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冷静地选择出改正的方法。
犯了错误，唱歌
有的学生课间活动时兴高采烈，全神贯注，没听到课前3分钟铃声，见操场上没人了才猛然醒悟住往回跑。这当然怎么也得迟到。对这么小的错误，让他写检讨，似乎显得过分了点。
但这又不能说不是错误，怎么办？于是班级便规定，像犯这类很小又没有什么思想动机的错误就给大家唱一支歌。
什么时候唱？当然不是在上课的时候。谁上课迟到了，由具体负责此事的同学先记下来，待到下午活动课，或自习课前，或是需要活跃一下气氛时，再请那位同学到前面给大家演唱。
这位同学会不会因为不受别的处罚，感觉很轻松，在下次还故意迟到呢？应该不会的。他站在大家面前唱歌，虽然没有压力，没有羞辱感，但也不会产生荣耀感、自豪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才站到那个位置上去唱歌的。而且，即使真有学生因为这个原因故意再迟到的话，那时可以再采取别的惩罚措施。
用这种方式纠正错误，可以密切师生、同学之间的关系，淡化学生的逆反心理，同时调节班里的气氛。
盛夏时节，有时看学生们学得累了，又一时抓不到犯小错误的人，于是也就同一两个该写检讨书或该做好事的同学商量，如果你愿意给大家唱支歌，检讨书就可少写300字，他要是唱一首，就可以不去打水了，怎么样？他们同意了，同学们听了也都热烈鼓掌，学习的疲劳也就为之一扫。
他们到前面唱，同学们沉浸在歌声中。
施行这种纠正措施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在1979年有过一次施行这种措施遭遇到阻碍。
自习课，一位女同学迟到了，我一时忘记了这是一位腼腆的女同学，就说：“按规矩怎么办？”
同学们都喊：“唱歌！”
不料这位同学脸上马上多云转阴，不一会儿竟流下泪来。也许她是做好事迟到，有些感到委屈吧！也许她今天的情绪有些不佳吧！也许是她课间做游戏失败了吧！
我问：“这点事怎么哭啦？你说说原因吧！要是有理就不用唱歌了。”
她不说，也不唱。这时我本可以暂时退一步，搞清楚原因，再向同学们讲明，大家会对她宽容理解的。但当时我想，施加适当的压力，增强些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也有好处，便说：
“从小这么点事就没法想开，带着这样小马蹄坑的胸怀走向社会，得流多少眼泪，多比别人生多少气，多受多少心理折磨。拿现在的事为例，这既简单又快乐的事，你偏给自己设计下一个痛苦的小圈套，然后主动钻进去，越系越紧，越钻越难受。现在，我们非把你从这个小圈套里拽出来！”
全班这时很静，静静地想着我说的话，静静地看着这位同学。3分钟过去了，她张了张嘴没有唱出来。5分钟过去了，她又再次鼓了勇气，可还是没能唱出声来。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大家静静地热切期待着，到了第15分钟时，她终于鼓足勇气唱起来了。开头的是边哭边唱，后来情绪逐渐地好转，唱完了之后她终于破涕为笑，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犯了错，做好事
学生犯了错误，就去做一件好事，也有利于纠正错误。这种特有的方式，受到不少同学的欢迎。
班规班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当天检查作业，如果昨天的作业没做完，就要擦一个窗户的两层玻璃；忘了带桌罩，除了回家去取，还要为班级打一桶水。早自习迟到要扫操场30分钟……学生都很欢迎这种纠正错误的方式。有位同学跟我说过这样的事。“老师，能不能跟您商量件事？”“那要看是什么事了。”“我的那位邻居叔叔出差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跟您是没关系，可跟我有关系呀。他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奶奶，这样我就有了做好事的机会了。”
“那你就帮老奶奶多做点好事吧！”
“我有个想法，不知该不该说。”他有些支支吾吾地。“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了。”“我做的这些好事，记在班级的好人好事登记本上行不行？”
“老师觉得可以记上，不记也行，既然你希望记，那就记上吧。”
他听了还不走，似乎还有话想说，脸憋得红红的，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见了就这样鼓励他：“你一定还有心里话想说，别不好意思，说出来咱们一起商量。”
“我想这些天，为老奶奶多做些好事，挑大一些的记在登记本上，等到以后，如果我再犯了错误，就不让我写检讨书，用这些好事来代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你这是把好人好事登记本当银行的存折了，有多余钱的时候存起来，急需的时候，再取出来用。”
他笑了，还是问：“是不是行呢？”我没直接告诉他行或者不行，而是给他讲了为什么要用做好事的形式来纠正错误。
人犯错误的时候，心里都曾进行过斗争，做还是不做呢？话是说还是不说呢？作业完成还是不完成呢？……斗争之后，如果脑子里不负责任的那一方、自私的那一方、狭隘的那一方、懒惰拖拉的那一方获胜了，于是就指挥着自己犯了错误，这就如同在心灵的原野上，涌出了肮脏的一股浊流，污染了心灵的一部分田野。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产生一种懊悔感，一种负疚感，一种痛苦感，有的甚至还有恐惧感，但是又没有办法来控制。
而人在做好事时，都是积极、昂扬、上进、助人、善良、真诚、勤奋、果断的那一方脑细胞在指挥行动。这就如同心灵的原野上涌出一股清泉，可以冲刷受污染的那片心田，使人重新恢复自尊、自信、自豪，重新感觉踏实、安全、幸福、快乐。
过去你做了好事，便是以前的清泉在心田上流过，后来又犯了错误，被浊水污染了心田，不及时开挖清泉去冲刷污染，却要让昨天流过的泉水回来，能够把污染冲刷掉吗？能把错误及时纠正吗？
他听后，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我不拿现在做的好事去抵消以后的犯错了。”
“那么，好事还做不做？”“怎么能不做呢！”
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就需要综合运用两种甚至多种纠正方式。
晚自习第二节课了，可操场的角上还有两位高个子同学，在相互扔着篮球。仔细一看，不对劲，那不是扔球，而是砸，互相砸来砸去，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分明在进行着一场以伤害对方为目的的争斗。
我走过去后，渐渐看清了，他们一位是将近一米八的袁中，另一位是一米七的胖子杨斌。杨斌的手还捂着脸，好像很疼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两个人只好告诉我：“我们俩先是玩球，后来闹得有些急眼了，就打起来了。”
这两位同学本来很要好，也都为班里做了不少好事，但明白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不知大脑哪根狭隘的神经被触动，就可能使人与人之间敌对的弦拉紧了。
我说：“你们个子这么高，胸怀也该宽阔才对，过去挺开朗的，怎么今天掉到这个小马蹄坑里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袁中说：“写检讨书。”杨斌说：“做好事。”我说：“同学之间互不相饶，是最可卑的错误，我看应先写检讨书再加上做好事，行不行？”“行。”
“检讨书主要要写自己的过错，有哪几点对不起对方。”
放学后，两人把检讨书都分别交了上来，我看写的都是自责和对不起对方的话，感到满意，就把检讨书还给他们说：“都各自交给对方看一看。”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对立的一方自觉了，说对不起自己了，原来不依不饶的情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两人看着对方的检讨书，那自我批评的诚挚话语都传送到心头，心中涌出温暖，脸上露出惭愧，他们又互相理解相互原谅了。
我趁机说：“那么二位先握握手吧！”他们都不好意思。
“男同学闹矛盾，要速战速决，别留尾巴。拿出点男子汉的气度和胸怀，伸出手来，潇洒大度一点嘛！”别看他们长得那么高，但毕竟还都是孩子，两人红着脸，伸出手来，握在一起。
我说：“老师看着表，你们握一分钟好不好？”他们都笑了。冷战结束，冰融雪化，烟消云散。中日可以友好，中美可以握手，两名同学怎么就不可以再握手。
杨斌这时问：“我们还用不用做好事了？”“你们说呢？”“还是做吧！做什么好呢？”
我抬头看了看班级南面四个大窗户上挂的窗帘，对他们说：“每人就洗两个窗帘行吧？”“行。”
第二天，有同学来告诉我，昨天晚自习放学，袁中和杨斌走在路上的对话很有趣。杨斌说：“我脸现在还疼呢！”袁中说：“我胳膊还疼呢！”过了一会儿，袁中说：“咱们都拿这么一大堆窗帘回家，爸妈问起时，该怎么回答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杨斌想出了个“统一口径”的说法：“就说年快到了，每个人都要为班里做好事，咱俩负责的是洗窗帘。”
他们不愿把闹矛盾的事告诉家里，既然已经和好了，不告诉就不告诉吧，何必还让爸爸妈妈操心呢！
做好事，增强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起到了分散他们犯错误的精力，将其导向真善美的疏导作用，起到了使他们发现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自我的作用。
推选“闲话能手”
星期六快放学时，负责选举本周“闲话能手”的滕育新同学向大家问：“同学们请注意，大家表决一下，有没有必要选本周说话大王（这届学生愿意这样称呼）？”
如果本周自习纪律很好，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不选了！”要是自习说话的同学较多，大家也会异口同声地说：“选！”当有意见分歧时，便举手表决，很快就会产生结果。
“那么现在就按多数同学的意见办，选举。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微型选票，把人名在10秒钟之内写好。”微型选票有多大？一般是两平方厘米。为什么要用微型的？第一是节省，第二是不用折叠，好计票，再者写起来也快。
为什么在10秒钟之内写？因为这不是件太大的事，用不着犹豫，有时还越犹豫越不准确，常常头一个涌出脑际的那个人，就是本周闲话最多的人。一分钟还不到，收票完毕。那么统计票数要不要用较多时间？一个70人的班级，从统计开始，到公布每人得票多少，仅用80秒就够了。
怎么来统计？由承包这项工作的滕育新念票，面对他的两位同学监票，计票则由北向南，每人记一个人的票数。滕育新使用播音员的速度，读每张票上的人名（每人只准选一人），如，第一张票写的是王海鹏，北行坐的第一位同学立刻站起来说：“我记王海鹏。”连续几票以后又读出一位新的“李健”，那么北数第二行第一位同学就站起来说：“我记李健。”就这样类推，每星期入选的人一般不过八九位，主持人念的名字，每人得票数字同时就统计出来了，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报票。”北数第一人便大声报告：“王海鹏24票。”第二人报告：“李健9票。”第三人报告：“××3票”……滕育新说：“请10票以上的同学到前面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和票数写出来，然后按老规矩写检讨书。选举完毕！”
10票以上的同学为什么要挨批评，写检讨书（每票写100字，24票就是2400字）呢？超过10票，说明已有10位同学认为他闲话多，那当然就该采取减少闲话的具体措施了。
9票以下（含9票）的不批评，不惩罚，以后能改吗？能。票数超过了5，同学们就已经很着急了。几年以前，我经常外出，有时一出去就是半月二十天的。一次回来以后，看到邓明同学办的一期日报，那上面刊登了有关自己的一条消息：“这个星期老师不在家，班级选举闲话能手，我得了9票，感觉很惭愧，我一定要在老师回来之前，抓紧时间做实事，控制‘三闲’，把票数减至5以下。”他也果然实现了诺言，第二次选举他只得了两票。他的学习效率也明显提高，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国家重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