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809年，有一天，季迪斯在大陆巴斯蒂亚城看报，读到吉富奇奥上尉受勋的消息，他当着众人的面说，他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某某将军是他家的靠山。这句话传到了在维也纳的吉富奇奥的耳朵里，他便对一个同乡说，等他回到科西嘉的时候，季迪斯也许早已变成一个大富豪了，因为他从打败的官司中所赚到的钱，比从打赢的官司中赚到的钱更多。谁也猜不透他这句话秘隐含的真意，究竟是指这位律师欺骗他的当事人呢，还是仅仅道出一个可笑的事实：不好打的官司总比好打的官司更能使律师增加收入。不管怎样，巴里奇尼律师的耳朵听到了这句讽刺话，并且一直没有忘记。1812年，他争取当本村村长，事情已经十拿九稳，突然间某某将军写信给省长介绍吉富奇奥太太的一个亲戚来执掌村印。省长忙不迭去迎合将军的意愿，巴里奇尼毫不怀疑这是吉富奇奥捣的鬼。1814年拿破仑下台了，将军推荐的那位村长被指控为波拿巴党，撤了职，由巴里奇尼接替。拿破仑百日复位时期，又轮到巴里奇尼被撤职。最后经过一场风暴，巴里奇尼又东山再起刁难，把村长的印信和户籍簿册重新接收了回去。
从此之后他一路吉星高照，而德拉·雷比亚上校却被迫脱下军装，回到皮埃特拉内拉闲居，经常不得不应付巴里奇尼的暗中刁难：比方一会儿说他的马闯坏了村长家的篱笆，传讯他要他赔偿；一会儿村长又借口要修理教堂铺路石，把镌有德拉·雷比亚家徽、覆盖在他家一个亲属墓地上的一块破裂石板叫人搬走。如果有羊吃掉了上校的幼苗，羊主人必定得到村长的袒护；有两个在职的人一直是受上校家保护的老客户，都先后被革了职，代之以巴里奇尼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兼营本村邮政所的杂货店老板，另一个是充当村警的老残废军人。上校的夫人死了，临死时留下遗愿，说希望能埋葬在她平时爱去散步的一个小树林里；村长立刻宣称她必须下葬在本村的公墓里，因为村长并没有得到授权可以批准另盖一个孤零零的墓地。怒不可遏的上校宣称，他在等待这个批准，但在批准前，他的夫人必定埋葬在她所选定的地方，并且立刻派人在林子里掘了一个墓穴。而村长方面也叫人在公墓地里掘了一个坟坑儿，并且召来了警察，据他说，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威力。下葬那天，双方的人都到场了，有一阵子人们害怕为了争夺德拉·雷比亚太太的遗体，两派会打起来。40几个携带武器的农民，由死者的亲属带领着，强迫本堂神甫走出教堂就朝林子的方向去；另一方面，村长带着两个儿子以及他的同党和警察等人，也赶到现场阻拦他们这样做。村长一到场，立刻命令送殡的人原路退回，他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嘘声和威吓声。对方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态度十分坚决。有好几支长枪一看到他就把子弹推上了膛，有人甚至说一个羊倌已经举枪对准了他的脑袋，但是上校抬起羊倌的枪说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火！”村长像拉伯雷《巨人传》里的巴汝奇一样，“天然怕挨打”，他不敢战斗，同他的手下人灰溜溜地退走了。于是送殡行列继续前进，故意兜最远的路，以便示威性地从村公所门前经过。在行进中一个傻瓜加入了行列，竟然大喊一声“皇帝万岁！”有两三个人也跟着叫喊了一句；他们这些人越来越兴奋，竟然想杀掉村长家的一头牛，因为那头牛恰巧挡住他们的去路。幸亏上校出来阻挡，这桩暴行总算没有实现。
不言而喻，村长方面把当时经过作了笔录；并用绝妙的笔法写了一个报告极送给省长，在报告中他耸人听闻地描绘了天上和人间的法律如何被残酷地践踏，村长和本堂神甫的威严如何受到无情的挑战，德拉·雷比亚上校如何带头率领一班波拿巴党徒图谋改变王位继承的顺序，挑起村民械斗，这种种罪行是刑法典第86条及第91条所明文规定处罚的。这份夸大其词的控诉状，反而没有得到期望的效果。
上校写信给省长和检察官。他太太的一个亲戚同岛上一个众议员有姻亲关系，另一个亲戚和法院的院长是表亲。靠着这些关系，所谓的图谋不轨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德拉·雷比亚太太继续长眠在林子里，只有那个喊口号的傻瓜被判了15天的拘役。
巴里奇尼律师对这桩案子的结局很不满意，他变换策略，从另一方面发难。他在故纸堆里翻出一份古旧的所有权状，根据这个证件他同上校争夺一条推动着一个水力磨坊的小溪的主权。官司打上后，拖延了许久还未结案。快到一年时，法院即将裁决，看情形多半对上校有利，突然间巴里奇尼先生送给检察官一封信，是由一个著名的强盗写来的，信中恫吓村长要他撤回诉讼，否则将有火灾和杀身之祸。这个强盗名叫阿戈斯蒂尼。在科西嘉，强盗的保护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强盗们为了帮助朋友，也常常插手干预私人间的争执。村长正想利用这封信做文章，想不到一件新的意外事件出现，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那个强盗阿戈斯蒂尼写信给检察官，控诉说有人假冒他的笔迹，使人怀疑他的人品，以为他的威名是可以收买的，最后他在结束这封信时说：“如果我一旦发现假冒的人，我必严加惩治，以儆效尤。”
很显然，阿戈斯蒂尼没有写那封威吓村长的信，至于究竟是何人所为，德拉·雷比亚和巴里奇尼两家互相指责，双方由指责而发展到互相威吓，司法部门也无法知悉到底是谁干的。
在这期间，吉富奇奥上校被暗杀了。根据法院档案，经过情形是这样的：18××年8月2日，天色已黑，一个名叫马德莱娜·皮埃特丽的妇女，带着麦子到皮埃特拉内拉去。她接连听见了两声枪响，似乎是从一条通往村子去的低洼道路上发出的，离她大约150步远。几乎与此同时，她看见一个人猫着腰在葡萄园的小径上，向着村子跑去。跑着跑着，这个人停了下来，回头张望片刻，因为离得很远，皮埃特丽大娘无法看清他的相貌，而且那人嘴里叼着一片葡萄叶，几乎把他的整个脸部都遮盖了。他向大娘看不见的一个伙伴做了一下手势，便消失在葡萄园里。
皮埃特丽大娘放下麦子，沿着小径奔上去，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倒在血泊中，身上中了两枪，口鼻还在呼吸。在他身边放着他的上了子弹准备发射的枪，仿佛他正在准备防卫对面过来的敌人，却被从背后来的敌人的毒手。他在发出濒死的喘息，在死神的巨掌中挣扎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根据医生的解释，这是因为肺部被子弹击穿的缘故。血堵住他的喉咙，慢慢地流淌出来，好像红色的沫子。皮埃特丽大娘徒劳无益地把他扶起来，问了他几句话，都得不到回答。她看出来他很想说话，可是没有办法叫人明白他想说什么。她注意到他竭力把手伸向衣袋，便赶紧帮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活页夹，打开了交给他。濒死的人从小活页夹里取出一枝夹在里面的铅笔，竭力要想写字。皮埃特丽大娘看见他写了几个字母，可惜她不识字，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上校用尽了气力写好后，把小活页夹放到皮埃特丽大娘的手里，使劲握紧大娘的手，用极其古怪的神气凝视着她，据证人说，他仿佛想说的话是：“这个活页夹特别重要，里面有杀人凶手的姓名！”皮埃特丽大娘往村子走去的时候，遇见了巴里奇尼村长和他的儿子温琴泰洛。那时候已近天黑。她把看到的一切述说了一遍。村长拿了小活页夹，急忙奔到村公所挂上他行使村长职权的肩带，并召唤他的秘书和警察。半路上只剩下年轻的温琴泰洛和马德莱娜·皮埃特丽两人，大娘向年轻人提出去救上校，也许他这会儿还活着。可是温琴泰洛却回答说，上校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他走近他，人家就会怀疑上校是他杀死的。功夫不大，村长回来了，发现上校已经死了，便叫人抬走了尸体，而且作了笔录。
遇到这种情况巴里奇尼先生很自然地会手忙脚乱，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赶紧查封了上校的小活页夹，而且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尽量查缉凶手，不过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结果。预审推事到场以后，打开了活页夹，只见在一页血迹斑斑的纸上写着几个字母，写得歪歪扭扭，有气无力，但却清晰可辨，写的是“阿戈斯蒂……”，没有写完，预审推事毫不怀疑上校的意图是说凶手是阿戈斯蒂尼。可是预审推事传唤科隆巴·德拉·雷比亚到来以后，她要求让她察看一下那个活页夹。她翻来覆去仔细看了很久，然后突然伸出手来指着村长大喊：“他就是凶手！”当时虽然她悲切万分，却能以惊人的准确和清晰说出她的理由。她说她的父亲在几天前收到儿子奥索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他换了驻地，父亲把地址用铅笔抄在活页夹上后就把信烧了。现在活页夹里找不到这个地址，这就说明村长已经把这页撕了下来，而她的父亲恰好在这页上写下了凶手的名字，村长则在另一页上写下了阿戈斯蒂尼的名字。推事审视了一下，果然发现写凶手名字的本子里缺少一页；可是不久他又发现活页夹里别的地方也有缺页，很多证人都说上校要点燃雪茄时往往从活页夹里撕下一张纸来，很可能他由于不小心把抄了地址的那页撕下来点烟了。此外，还有人证实村长从皮埃特丽大娘手里接过活页夹以后，由于天黑，不可能看清纸上的字；又证实他拿着活页夹走进村公所，中途没有停留，警察队的班长一直跟着他，看见他点起一盏灯，把活页夹装进一个信封里，当着他的面把信封封了口。
警察班长作证完毕以后，科隆巴愤怒已极，扑倒在他的脚下，恳求他凭着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发誓，断言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村长。班长踌躇了半晌，显然是被年轻姑娘的激昂状态所打动了，便承认他曾经到隔壁房间里去找过纸，不过他没有停留一分钟，而且他在抽屉里摸索的时候，村长一直不停口地同他说话。他还证明他回来时，那个染满血迹的活页夹始终放在原来的地方，就是在村长进来时放信的那张桌子上。
巴里奇尼先生的态度非常镇静。他说，他理解并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愤激之情，他愿意让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他说那天傍晚他一直没离开村子；他的儿子温琴泰洛在案发时恰好同他一起在村公所门外；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兰杜奇奥那天因为发寒热，没有离床一步。他把家里的所有枪支都拿出来，其中没有一支是最近开过火的。他又补充说，他一看见那个活页夹就立刻明白了它的重要性，便立刻查封了交给了他的副手保管，因为他预见到由于他同上校不睦，他可能受到怀疑。最后，他又提醒大家说阿戈斯蒂尼曾经威胁要杀掉假冒他的名字写信的人，他似乎借此暗示说，那个卑鄙的强盗大概怀疑上校，所以把他暗杀了。根据绿林的习俗，为着类似的动机而杀人，是有先例的。
德拉·雷比亚上校死后5天，阿斯戈蒂尼出乎意料地受到巡逻队的袭击，经过绝望的奋战后，被打死了。在他身上搜到一封科隆巴给他的信，请他宣告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人家所指控的杀人凶手。既然他没有复信，大家就自然地认为他没有勇气向一个姑娘承认他杀掉了她的父亲。不过有些自认为很熟悉阿戈斯蒂尼性格的人，却在私下里说，如果他真的杀了上校，他一定会到处炫耀的。另一个自称布朗多拉奇奥的强盗，交给科隆巴一份声明，说他以名誉担保他的同伴是无辜的，不过他惟一的证据，只是阿戈斯蒂尼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他怀疑上校冒用他的名义写信。
结果是巴里奇尼一家安然无事；预审推事对村长的行为大加赞扬，村长在他的高尚行为上又做出一件宽容的举动；他撤回了以前同德拉·雷比亚上校为着争夺小溪的主权而提起的诉讼。
科隆巴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她父亲的尸首前面，当着很多亲友，即席创作了一首哭丧歌。她在歌中尽情发泄她对巴里奇尼家族的仇恨，严正控告他们是杀人凶手，警告他们她的哥哥回来时必报此仇。这首歌流传甚广，水手当着莉迪亚小姐面前唱的即是这首歌。奥索当时在法国北部，得到父亲的死讯以后，他立即请了假，但未获准。起初，他收到妹妹的来信，相信巴里奇尼一家是凶手；后来他收到预审时全部卷宗的抄件和预审推事的私人信件，便几乎完全相信杀人凶手是强盗阿戈斯蒂尼。每隔3个月，科隆巴必然写给他一封信，重复述说她的怀疑，她把这些怀疑称为证据。这些一再重复的控诉使他的科西嘉人的血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有时他也接近于同意他妹妹的偏见。不过他每次写信回家，总对她说她的引证没有确凿的根据，难以置信。他甚至禁止她再提起这件事，不过始终未能奏效。这样又过了两年，他奉令退伍，于是他想回去再看一下家乡，目的倒不是要对他认为无罪的人施行报复，而是想把妹妹嫁出去，卖掉他的小小产业，只要这份产业还能值两个钱，就可以让他到大陆上定居。
七
也许是因为妹妹的到来，使奥索更加怀念故居，也许是他有点不愿意让他的有教养的朋友看见科隆巴的村野服装和举动，第二天他就告诉上校父女打算离开阿雅克修，回到皮埃特拉内拉去。不过同时他又要求上校答应，等上校到巴斯蒂亚去的时候，必须顺路到他的寒舍去小住几日，同时也答应带上校去猎黄鹿、野鸡和野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