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几个钟头，不过总是睡不踏实，老是梦见我离开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些我刚刚经历的危险。但是，一觉醒来，我感觉自己恢复了许多。此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左右，船长想我饿得太久了，于是吩咐快点给我开饭。他温文亲切地款待我，认为我的举止文雅，言辞清楚。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要我把旅行经历讲给他听，我怎么会在那么一个大得吓人的箱子里在海上漂流。他说：正午时分，他拿着望远镜在瞭望，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只帆船，它离他们的航线不远，他很想赶上去，因为船上的存粮不多了，他盼着能买到一些。可是当他们驶近一点以后，才发现他弄错了，因此他就派了几个人坐小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水手们回来时都十分慌乱，他们坚持说那是一座漂流的房屋。他大笑起来，以为他们是在说疯话，就亲自坐小艇去查看，还吩咐手下的人随身带上一根粗绳子。这时海面一片平静，他绕着箱子划了好几个圈，发现了箱子上的窗户和护窗的铁丝网，还有一面整块都是木板，没有透亮的地方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但上面却有两个钩环。于是他命令水手划到那一面去，用缆绳拴住一个铁环，再把箱子拖到大船那儿去（他是这么说的）。等把它拖到船边时，就吩咐再拿一根缆绳拴在箱子顶的铁环上，利用滑轮把箱子吊起来，不过所有的水手合在一起也无法抬起来，只能稍稍抬起两三英尺。他说，他一看见我从窟窿里伸出来的手杖和手帕，就肯定有哪个不幸的家伙给关在里面了。我问他最先看见我的时候，他和水手们有没有看见天上有几只大鸟。他回答说，在我睡觉的时候，他和水手们讨论此事，有一个水手说他曾看见三只鹰朝北方飞去了，不过并没有说它们比平常见到的鹰大多少。我猜想那一定是由于它们飞得太高的缘故。他当时没想明白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又问船长，我们这会儿离陆地有多远；他说，按他所能作出的最精确的估计，我们起码离陆地有一百里格。
我很自信地对他说，他差不多多算了一半的路程，因为我掉到海里的时候，离开我来的那个地方还不到两个钟头。他听我这么说，又以为我脑袋发昏了，于是他示意我，劝我到替我预备的舱房里去睡觉。我肯定地对他说，有他这么周到的招待和陪伴，我早就恢复过来了，我现在心智正常脑筋清楚。然后他一脸严肃起来，说是想随便问问我，是否我曾犯了什么大罪，心里十分为难；是受到哪一国君王的惩处，把我给关在柜子里，如同有的国家对付重刑犯那样，把他放在没有粮食的破船上，驱逐到海外去。为此，他尽管懊悔搭救了一个坏人上船，却还是会说话算数，等到了第一个港口，就送我安全上岸。他还说，由于一开始我对水手们胡说八道，后来呢，又对他本人说什么小房子或者柜子之类的疯话，再加上我在吃饭时的古怪做派，让他觉得我越发可疑了。
我请求他耐心地听我讲述一遍自己的经历。我把从上一次离开英国起直到他发现我的时候为止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事实往往能够说服明智的人，这位诚实可敬的绅士，见多识广，头脑明敏清醒，所以马上就相信了我的坦诚，认为我说的是真话。不过，为了证实我所言非虚，我请他叫人把我的橱柜拿进来，橱柜的钥匙还在我的口袋里（他已经把水手们处理小房子的经过告诉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了橱柜，把我在那个国家里收集的一小部分珍品拿出来给他看，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能够从那个国家被人救了出来。这里面有我用国王的胡子茬做的梳子，还有一把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却被装饰在了王后的大拇指的指甲上——它是用作梳子背的；一些一英尺到半码长不等的缝衣服针和别针；四根黄蜂刺，好似细木匠用的平头针；几根王后头上梳下来的头发；一枚金戒指，这是有一天王后格外恩赐给我的礼物，她从小拇指上取下来，套在了我的头上，好像一个项圈。为了回报船长的款待，我请他收下这枚戒指，他却死活不肯收。我又拿出一块我亲手从一个宫女的脚趾上割下来的鸡眼，它足有肯特郡出产的苹果那么大，质地异常坚硬；我回到英国后把它从中间挖空，做成一只酒杯，又用白银镶了个边。最后，我又请他看我在那儿穿的紧身裤，那是用一只老鼠皮做的。
我不管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肯接受，后来注意到他对一枚牙齿很感兴趣，也很喜欢，我就把它送给了他。他连声感谢地收下了，其实那颗牙齿根本不算什么。那是一位医术拙劣的外科医生，粗心大意地把格卢姆达克立奇一个害牙疼病的仆人的好牙给拔了下来。我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收进了我的橱柜里了。这颗牙齿大约有一英尺长，直径有四英寸。
船长对我这段简单明了的叙述相当满意，还说，他希望我回到英国之后，可以写出一部书来公开出版。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的游记之类的书已经多如牛毛，假若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就又落入它们的俗套。因为我总疑心有些作家为了追名逐利，或者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追捧，会无视真实性。我写的故事不会像大多数游记那样，充斥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或者一些野蛮民族的风俗习惯、偶像崇拜等等哗众取宠的描写。我只写一般的事实，不涉及别的东西。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感谢他热心的建议，并且答应考虑写书的事。
他说，有一件事情令他十分不解，就是我说话的嗓门为什么会如此大。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耳朵有点儿聋。我对他说，两年多以来我已经习惯提高嗓门说话了。同时我也有点好奇，他和他的手下说话，就像是在低声私语，只不过我尚能听得清楚。在那个国家，我如果说话，就得如同站在街当心向一个从教堂尖顶的窗户里向外张望的人喊话一样。只有把我放在桌子上，或者被人托在手上，说话声音才不会那么高声。我告诉他，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刚上船时，水手们围着我站着，我还当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不值一提的小人呢。说实话，我在那个国王的国土上，两只眼睛看习惯了大东西，一照镜子就无法忍受，因为相比之下，我真的有些惭愧。船长说，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发现我无论看见什么都似乎很惊奇，好像要拼命忍住不笑出声来。他当时也觉得莫名其妙，只以认为我神经有问题。我回答说，他说得很对。我当时是觉得相当奇怪，菜盘子只有三个便士的银币那么大，一块猪腿肉只够吃一口，酒杯还没有一个胡桃壳大，这叫我如何不诧异。接着我又同样把他其余的家用器皿和食品形容了一番。在我侍候王后的时候，她下令给我预备了一套小型的日用品，不过我的心思却彻底被包围在我周围的大东西占据了，就像人们对待自己的不足一样，对自己的渺小总是想不起。船长很能领会我这些嘲讽，也饶有兴致地回敬我了一句英国古老的谚语，说他怀疑我的眼睛比我的肚子还大，因为我尽管饿了一天，他却发现我的胃口并不是太好。他还开玩笑说，他很高兴出一百英镑来看看鹰叼着我的箱子在空中飞翔又把它扔进海里的情形，那一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值得记录下来以流传后世。这显然是暗中用拿法厄同的故事来作比较，他不自觉地打了这个比方，虽然我不太欣赏他这种有点勉强的比喻。
船长这次到了越南的东京地区，正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他的船一直朝东北方向驶去，到达了北纬44°、东经143°的地方。我上船两天之后，遇到了贸易风，如此一来我们就向南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又沿着新荷兰（澳大利亚）海岸航行，一直保持着西、南西的航向，一直到绕过了好望角才转向南、南西的航向。我们的航行相当顺利，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复述枯燥的航海日志了。
船长曾经让船开进那么一两个港口，派出小艇去补充食物和淡水。不过在我们到达唐斯之前我都没下过船；到达唐斯的时间在一七〇六年六月三日，离我逃脱之后有九个月左右。我提出将我的东西留下来以作船资，不过船长却坚持分文不收；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我请他答应到我雷德里夫的家里去做客。我还向船长借了五个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个向导。
我在路上的时候，看见房屋、树木、牛羊、行人都很矮小，恍惚之间以为自己是在利立浦特境内。我担心踩踏到每一个遇到的行人，常常高声呼喝喊叫，要他们让路，因为这种非常无礼的行为，有那么一两次我几乎被人痛打一顿。
我打听了一阵子才到了家。有个仆人跑来开了门，我弯着腰走了进去（样子就像鹅进棚），因为担心碰了头。我的妻子跑出来拥抱我，我却弯下腰去直到她的膝盖底下，以为如果不如此，她就无法够到我的嘴巴。我的女儿跪下来要我替她祝福，可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习惯于仰着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度，所以直到她站起来以后，我才看见她。随后我就跑上前去用一只手拦腰把她抱起来。我很是轻视我的仆人还有来我家的一两位朋友，就好像他们都是侏儒，而我却像个巨人似的。我对妻子说，她过日子过于节俭了，因为我注意她自己和女儿都饿得皮包骨头了。总之，我的言行令人百思不解，他们都像船长初次见到我的时候那样，认为我的神经错乱了。我说起这件事情，只是想举例说明习惯与偏见的力量有多么大。
不过没多久，我和亲戚朋友就能互相理解了，然而我的妻子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去航海了。但我命中注定如此，她是无力阻挡的，有关这个读者们以后就会明白。与此同时，我不幸的第二次航行就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