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开场白之后，他给我详细地叙述他们那儿“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情况。他说，大约三十岁之前，他们一般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之后就一点点变得沉闷沮丧起来，并日益严重，一直到八十岁。这是他听他们亲口坦言的，否则，一个时代里这种人降生不到两三个，人数太少，不能进行普遍的观察。当他们活到八十岁时（在这个国家，八十岁就被认为是寿命的极限了），不但其他老人所犯的毛病和荒唐行为他们也都有了，而且还由于自己有永远不死这么一个恐怖的前途，而又多了许多别的毛病。他们不仅固执、暴躁、贪婪、忧郁、愚蠢、爱唠叨，而且什么友谊，什么亲情也都没有了，最好也只是对儿孙还有点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们主要的心理状态。但让他们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道德沉沦和老年人的离世。一想到年轻人，他们就发现自己已无法寻欢作乐或享受生活；而每当看到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就又沮丧又羡慕，别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安息了，自己却永远没有指望。他们除了自己在青年及中年时代学到和观察到的东西外，别的都没有印象，而即使那一点点东西也记得支离破碎；所以任何事情，若想知道其真相或细节，保险一点讲还是得相信传统的说法，他们自己哪怕最好的记忆也是不准确的。他们中最幸运的好像是那些年老昏聩、完全丧失了记忆的人；这些人由于不像别人那样有许多恶习，倒还比较能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鲁德布鲁格”恰好跟他的同类结婚，按照王国的恩典，夫妇二人中较年轻的一人一到八十岁，婚姻就自然解除。法律认为这种优待是很合理的，因为那些无辜受到惩罚并且要在世上永远活下去的人，不应再受到对方的拖累而使自己加倍的痛苦。
他们一满八十岁，在法律上就被确定为死亡，后嗣马上就可以继承其产业，只留一点为数不多的钱供他们维持生活，贫穷的则由公众来负担。过了八十岁，大家认为他们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他们既无法叫人信任，也无法为公众谋福利。他们无法购买和租赁土地，也无法为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作证，甚至还不能参加地界的勘定。
待到九十岁以上，他们的牙齿、头发全部脱落。活到这个岁数已辨别不了味道，无论什么食物能果腹就行，没有食欲，不谈胃口。老毛病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一直就这么拖下去。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和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就算是自己的至亲好友也都无法想起。由于这同样的原因，读书自娱也永远做不到了，因为记忆力太差，一个句子看完后面就忘了前面，这样一来，唯一的还有可能享受的乐趣也彻底丧失。
这个国家的语言总在不断地演变之中，所以一个时代的“斯特鲁德布鲁格”听不懂另一个时代中他们同类的话，两百年一过，他们也无法同周围的平常人打交道，顶多不过说几个一般的词儿。因此，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倒像外国人一样感到处处不便。
这就是我记忆所及他们给我作的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一番叙述。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最年轻的还不到两百岁，他们都是由我的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领到我这里来的。可是，尽管他们听说我是位大旅行家，见识过世界各地，却丝毫不感到好奇，也不提出个把问题来问问我。他们只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斯兰姆斯库达斯克”，就是一件纪念品。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乞讨，为的是躲避禁止他们如此做的法律严惩，因为尽管给他们的津贴确实很少，他们却是由众人供养着的。
他们受到各色人等的轻视和诅咒。生下一个这样的人来，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出生的情况都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查一查登记簿就能够得知他们的年龄。但登记簿上记载的还不到一千年，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一千年前的记载早都被毁掉了。不过，通常计算他们年龄的方法，还是先问一问他们脑子里记得哪些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他们记得的最后一位君王，毫无疑问总要到他们八十岁之后才开始登基。
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受羞辱的人，而女人在这一点上更为严重。除了有极度衰老的人该有的一般缺陷外，她们还有别的一些令人恐怖的地方；这种恐怖的程度是与她们的年岁成正比的，简直难以形诸文字。我在五六个人当中很快就能辨别出谁的年龄最大，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两百年。
读者们不难想见，我的所见所闻已经使我长生不老的渴望大为消减。我为自己原先那些华美的幻想感到真心的羞愧，心想，与其这样活着还真不如死掉，不管什么暴君发明什么可怕的死法，我都愿意接受。我和朋友们在这件事上的谈论，国王都听说了，他于是得意洋洋地挖苦我，说希望我能带一对“斯特鲁德布鲁格”回自己的国家，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怕死。但是这好像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所禁止的，不然我还真乐意费些力气花些钱把他们运回来。
我不得不同意，这个王国制订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法律有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任何别的一个国家处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都有必要执行那些法律。否则，因为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那些长生不老的人终将成为整个国家财产的主人，独霸全民的权力，却又由于丧失经营管理的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
十一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坐船前往日本。又从那儿坐一艘荷兰船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英国。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这一段叙述，我想对读者来说还挺有趣的吧，因为这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最起码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还不曾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还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描述同一个国家时，往往无法避免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高谈阔论，所以不必苛责他们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
这个王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确实一直有着贸易往来，因此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描述；只是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对他们的语言又一窍不通，故而没有去做实地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被我提醒，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弥补我的不足，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此事。
国王陛下多次劝说我接受他朝廷的任命，可他见我坚持要回自己的祖国，只好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他又送了我四百四十四块大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一千一百英镑。
一七〇九年五月六日，我向国王及我所有的朋友依依惜别。这位君王非常慈悲，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过了六天，我找到了一艘可以把我带到日本的船。路上我们航行了十五天。我们在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个镇在港口的西端，那儿又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往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就坐落在这个海湾的西北岸。一上岸我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的玉玺十分熟悉。玉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印的图章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当地官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来款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免费护送我上了江户。到那儿后我就受到了召见。我呈上信，拆信的仪式非常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接着，翻译转达天皇的旨意，通知我说，我可以提出我的要求，不管是什么要求，看在他拉格奈格王兄的情份上，一律照准。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外表马上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流利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旨意重复了一遍。我按照原先想好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先经海路，后经陆路一直流落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经商，就盼着有机会可以随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回欧洲去。说完我就卑躬屈膝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否看在我的恩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过程；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要遵从这样的仪式，可我是由于遭遇了不幸才到他的王国来的，并没有任何来做生意的念头。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点惊讶，说他相信我在我的同胞中还是第一个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所以有点疑心我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猜测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即便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情份上，他特别开恩容纳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要求。不过事情还得巧妙安排，要叮嘱他的官吏像是偶尔忘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如果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必然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连声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正好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吩咐指挥官安全护送我前往，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予以关照。
一七〇九年六月九日，我经长途奔波到了长崎。很快，我就结识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我在荷兰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那是在莱顿求学的时候，所以我的荷兰话说得还不错。水手们不久就获悉我刚刚从哪儿来的。他们非常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量把故事编得简单可信，绝大部分细节就略去了。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捏造两个父母的名字，假装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贫苦的百姓。我本来打算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到荷兰去的船资，不过他听说我是名外科医生后，就只愿收半价，前提是我得在我老本行方面为他服务。开船前，有几名船员反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阴险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指着我说，我还没有踩过十字架。不过官员早已接到放我过去的命令，就用一根竹子在这个小人的两个肩膀上打了二十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为难我了。
航行途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一路顺风驶到好望角，稍作停留取了点淡水。四月六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路上只有三名水手病死，还有一名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不慎失足掉进了海里。不久，我搭乘阿姆斯特丹的一艘小船从那里启程回到了英国。
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我们进入唐斯锚地。次日早晨我弃船登岸，在离开了足足五年零六个月之后，终于又见到了祖国。我马不停蹄赶往雷德里夫，当天下午两点就到了家，看到妻子儿女全都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