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高僧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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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鉴真——六次东渡创立律宗的盲人高僧(3)

次日,龙兴寺洒扫一新,幡幢飘扬,钟鼓齐鸣,全寺僧众及附近善男信女云集法堂,静待鉴真大师开始新一轮的讲经。人越来越多,法堂内拥挤得水泄不通,法堂外的广场上也是人山人海。人们听说大师从今日起要宣讲制教,许多人竟不知制教为何,听说过的也多是一知半解,所以,众人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一阵悠扬清亮的梵乐过后,鉴真大师缓缓登上法堂正中的法座之上。大师首先向佛合十叩拜,然后又向众僧致礼。众人纷纷合十回礼,大师随之在法座上坐定。

大师滔滔不绝。众人聚精会神。明债、思托等大弟子们坐在法座一侧,随听随记,格外认真。

“我佛如来因机设教,让众生戒定兼持,福慧双修。义学讲修慧,可修慧离不开修福,福慧同时具足,才可达到佛的境界。可见,修福的重要。修福就是众善奉行,然众善奉行又离不开诸恶莫作,不作恶才可行众善。既不作诸恶,又奉行众善,这样的人才可修成正定,而定又能生慧,慧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福的积累与诸恶的禁绝。总之佛法如大海,无不圆融一体,难割难舍。”

鉴真大师讲到这儿,法堂内外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快,场上又恢复了平静。鉴真抬头望了望座下的听众,心里十分高兴,他想:“众人已明白了佛法各支的圆融统一,现在正可在此基础上阐释制教的意义。”

于是,他又开口说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前者属止持,后者属作持。止持、作持合成一个‘戒’字,这正是律学的核心。如果说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乃智慧的教法为化教,那么如来教诫众生而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即戒律之学则可称之为制教。”

鉴真很自然地引出了制教,众人听得明明白白,所以兴趣不减,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鉴真接着讲道:“制教将戒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就是佛所制定的各种戒律,如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它如五戒、八戒、十戒等。戒体指受戒时心中接受戒法而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它是一种领受于自心的法体,是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戒法的意志,它是行动的依据,故云‘出生众生之本’。戒行是受戒以后随顺戒体防止身、口、意三业罪恶的如法行为。戒相即持戒表现的相状,或持五戒,或持十戒,或持二百五十戒等等,以及持戒的优劣等表现于外的持戒相状,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的相状。”

这是道宣一系所传律学的基本体系。为防止听众对这些新的概念产生疑惑,鉴真又从具体的概念中跳了出来,对听众进一步解释说:“戒乃一切善法之大本,同时亦为了悟宇宙真理之妙行。所以我们可以说,戒行就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而行戒则成了最确实无谬的修道方法。各宗各派虽然各有修持法门,但戒律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鉴真深入浅出的演讲,将一个本来十分枯燥的问题表现得生动活泼,具体实在,所以,他的说法始终紧紧地吸引着听众。第一次讲律终于获得了成功。

此后,鉴真在龙兴寺每天登坛讲律,每一节,每一讲,相互连贯,循序渐进,把听众逐渐引向一个广阔的律学宝库。据史料记载,他在扬州弘律布戒,先后讲《四分律》

共四十遍,讲《四分律疏》共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

共十遍,讲《羯摩疏》共十遍。而且他不是孤立地讲律,史载他在扬州弘律的同时,“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以律为主,融会了整个佛法。

江淮一带的佛教历来十分兴盛,但与化教各宗相比,律宗却流行不畅。为改变这一局面,先有道岸律师大弘律法,鉴真早年即奉其为师。后来又有义威在这里弘传律学。鉴真继承两位先贤遗风,在道岸、义威二人之后在江淮一带大弘律学,对江淮佛教的发展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史载“后归淮南,教受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师”和“一方宗首”,“前后度人、受戒,略计过四万有余”。可见,他是把讲律与传戒结合在一起的,即不但在理论上弘扬律学,而且在实践上推行律学,设坛受戒,律风大振,被天下五百余州奉为受戒大师。

几年后,鉴真又由龙兴寺搬进大明寺居住。大明寺位于扬州城西北约两公里的蜀岗上。初建于南朝宋大明(457—464)年间,故名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下诏在全国建塔三十个,以供养佛骨。该寺人选建塔之列,从而建起一座九层“栖灵塔”。由此,该寺名声大振,成为扬州第一名刹。前来拜谒者不绝于途。这里殿堂庄严雄伟,佛塔挺拔云霄。李白《登扬州栖灵寺塔》诗云:“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刘禹锡亦有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闻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大明寺自鉴真到来之后,一举成为江淮地区的佛法中心。鉴真在这里继续弘律布戒。传法授徒。除了传律受戒之外,他还主持建造寺塔八十余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

作为一名佛教高僧,鉴真不但将智慧的法音广布于佛门净信之士,还把慈悲的甘露遍洒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扬州期间,鉴真广泛从事救济贫困的工作。如设立无遮大会、开辟悲田、施药疗疾等等。无遮大会是供养一切沙门和贫苦人民、孤独老人、乞丐等的布施大会,会期达七天以上,也就是大施会。悲田是供救济苦难贫穷者的田产。可见,鉴真是把救济孤贫作为一件长期的工作。由于鉴真对医学有很深造诣,所以,他在为民疗疾方面作了大量的事情,甚至经常亲自煎调药物,体现了佛门高僧的一片慈心悲意。

四 应请东渡初遭挫折

天宝元年(742)十月十五,扬州大明寺在初冬的晨风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鉴真率领众僧作完早课,刚准备回僧房休息,忽然从山门那边匆匆走进五六个人来。思托和明债此刻正走在鉴真的左右两旁。看见一群人走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大家感到诧异,思托则要上前询问,却听明债突然喊了一声:“道航!”

“道航?”这名字多熟悉啊,鉴真迟疑了一下。这时,只见一个僧人快步走上前来,跪拜在鉴真脚下:“弟子道航拜见师父!”

一看鉴真还在迟疑,站在一旁的明债急忙对鉴真说“师父,他就是长安安国寺的道航啊!和弟子一同在长安拜您为师的,您难道忘记了?”

“长安安国寺,对!对!我在那里住过,是有个道航,对!他就是道航!”鉴真终于记起来了,他扶起道航,深情地说:“为师离开长安已二十多年了,你那时还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和尚呢。”

“师父,这次与弟子同来的还有两位日本僧人,他们对您可是崇拜已久啊!”道航站起身来,对鉴真说。

“啊?日本僧人?他们来这里是……”鉴真感到意外。

“还是让弟子先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日僧普照,这位是日僧荣睿。”道航指着普照和荣睿。向鉴真作了介绍。

普照和荣睿立即俯身而拜。接着,道航又把一同来的几位中国僧人向鉴真作了介绍,他们是长安安国寺的澄观、洛阳德清和正在长安求学的高丽国僧人如海。

鉴真立即吩咐打扫客堂,邀一行人到堂内坐下。道航来不及品尝扬州的名茶,便将日僧此行的目的及前后经过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这次来扬州的日本僧共有四人,除普照、荣睿外还有玄朗和玄法,他们都是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员,是作为留学僧前来中国求法的。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王朝(589-618)的三十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从603年到894年的二百年中,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团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在这些使团中,前来学习佛教的留学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佛教成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时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那时,日本实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积极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所以日本的佛教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统治阶级对由朝鲜和中国传人的这种新兴宗教采取扶持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持统天皇(687-696年在位)年间,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座。虽然佛教自传人日本后已成了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但和封建制度还不完备一样,佛教的僧伽制度在日本也很不完备。当时,农民为了免除课役,逃亡出家的很多,政策一再下令禁止,也没有收到效果。同时,由于师资不足,无法举行正规的受戒仪式,所以,当时日本人出家一般是通过私度、自度的方式进行的,即一个人只须在佛前自誓受戒,就算取得了正式比丘、比丘尼的资格。这样便产生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滥的现象。

国家虽然颁布了二十七条僧尼令,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整顿僧伽组织,确立戒律的传授和奉持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一位律学精深、德高望重的大师来主持其事,而当时的日本却缺乏这样的大师。

圣武天皇天平四年(732),日本政府决定派出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

这次出使和以往一样。最重要的是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这时,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和尚向政府献策,请求派专人去中国学习律法,礼请高僧。

隆尊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

于是他挑选了两位僧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便是大安寺的普照和兴福寺的荣睿。隆尊对他们说明了请一位律学高僧来日本传受戒律的重大意义,并嘱咐他们说,请大唐高僧来日传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他们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普照和荣睿心领神会,也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僧人随着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团一起,于公元733年四月,分乘四条大船,从难波律(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八月到达苏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到苏州向日本使团表示慰问。次年四月进入东京洛阳,受到唐玄宗的接见。

此后,普照、荣睿被安置在洛阳大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在大福先寺,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睿的中国僧人,此人是福先寺增算和尚的弟子,深明律法,慨然接受邀请,与在华印度僧人菩提一起,于日本天平八年(736)五月,随日本使团的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去往日本,住大安寺弘法。但由于道睿在学问和资历方面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因此,荣睿、普照认为自己尚未完成来唐的使命。

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唐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

荣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帮助下,来到长安。按照自愿,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安国寺、崇福寺、荷恩寺继续学习。长安是高僧云集之地,也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他们在这里除了研习律学外,兼习佛教的其它学说及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学。

荣睿在安国寺学习时结识了道航,而道航与鉴真又有师徒关系。荣睿、普照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并了解到鉴真有度人、受戒数万人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认为鉴真是赴日本传受戒律最理想的人选。在此期间,他们在长安、洛阳一带云游求法,广泛接触中国僧人,寻找愿意东渡日本的朋友。除了道航之外,长安僧人澄观、洛阳僧人德清,高丽僧人如海等人均表示愿意赴日弘法。

天宝元年(742),荣睿、普照在中国已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们与同行的道航等人商量妥当,准备南下扬州,共邀鉴真,东渡日本。当然。他们对能否请动鉴真还没有多大把握,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征求大师的指点,也可以让大师推荐其手下弟子一同前往。于是,当年深秋,他们由陆路到汴州(开封),从汴州乘船沿大运河南下,十月中旬抵达扬州,投宿既济寺。他们刚卸下行装,便来到大明寺拜见鉴真大师。

听了道航的介绍,鉴真对日僧费尽周折赴唐求法的精神大为感动,他立即将手下弟子们召集到一起。

这时,日僧荣睿开口说道:“佛法传入日本一百八十多年了,但因没有传戒师至今还不能正规地受戒,所以,日本虽有佛法却无传法之人,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如今,日本佛法大兴,举国上下热切希求传戒高师,特请大和尚推荐律师渡日弘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

法堂内外已拥了许多僧人,人们听日僧的讲话,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在他们看来,日本是大海深处的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家,与中华神州相比,那里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蛮夷小国。

众人鸦雀无声。鉴真的情绪倒比往常高涨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