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龙兴寺洒扫一新，幡幢飘扬，钟鼓齐鸣，全寺僧众及附近善男信女云集法堂，静待鉴真大师开始新一轮的讲经。人越来越多，法堂内拥挤得水泄不通，法堂外的广场上也是人山人海。人们听说大师从今日起要宣讲制教，许多人竟不知制教为何，听说过的也多是一知半解，所以，众人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一阵悠扬清亮的梵乐过后，鉴真大师缓缓登上法堂正中的法座之上。大师首先向佛合十叩拜，然后又向众僧致礼。众人纷纷合十回礼，大师随之在法座上坐定。
大师滔滔不绝。众人聚精会神。明债、思托等大弟子们坐在法座一侧，随听随记，格外认真。
“我佛如来因机设教，让众生戒定兼持，福慧双修。义学讲修慧，可修慧离不开修福，福慧同时具足，才可达到佛的境界。可见，修福的重要。修福就是众善奉行，然众善奉行又离不开诸恶莫作，不作恶才可行众善。既不作诸恶，又奉行众善，这样的人才可修成正定，而定又能生慧，慧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福的积累与诸恶的禁绝。总之佛法如大海，无不圆融一体，难割难舍。”
鉴真大师讲到这儿，法堂内外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快，场上又恢复了平静。鉴真抬头望了望座下的听众，心里十分高兴，他想：“众人已明白了佛法各支的圆融统一，现在正可在此基础上阐释制教的意义。”
于是，他又开口说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前者属止持，后者属作持。止持、作持合成一个‘戒’字，这正是律学的核心。如果说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乃智慧的教法为化教，那么如来教诫众生而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即戒律之学则可称之为制教。”
鉴真很自然地引出了制教，众人听得明明白白，所以兴趣不减，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鉴真接着讲道：“制教将戒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就是佛所制定的各种戒律，如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它如五戒、八戒、十戒等。戒体指受戒时心中接受戒法而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它是一种领受于自心的法体，是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戒法的意志，它是行动的依据，故云‘出生众生之本’。戒行是受戒以后随顺戒体防止身、口、意三业罪恶的如法行为。戒相即持戒表现的相状，或持五戒，或持十戒，或持二百五十戒等等，以及持戒的优劣等表现于外的持戒相状，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的相状。”
这是道宣一系所传律学的基本体系。为防止听众对这些新的概念产生疑惑，鉴真又从具体的概念中跳了出来，对听众进一步解释说：“戒乃一切善法之大本，同时亦为了悟宇宙真理之妙行。所以我们可以说，戒行就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而行戒则成了最确实无谬的修道方法。各宗各派虽然各有修持法门，但戒律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鉴真深入浅出的演讲，将一个本来十分枯燥的问题表现得生动活泼，具体实在，所以，他的说法始终紧紧地吸引着听众。第一次讲律终于获得了成功。
此后，鉴真在龙兴寺每天登坛讲律，每一节，每一讲，相互连贯，循序渐进，把听众逐渐引向一个广阔的律学宝库。据史料记载，他在扬州弘律布戒，先后讲《四分律》
共四十遍，讲《四分律疏》共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
共十遍，讲《羯摩疏》共十遍。而且他不是孤立地讲律，史载他在扬州弘律的同时，“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以律为主，融会了整个佛法。
江淮一带的佛教历来十分兴盛，但与化教各宗相比，律宗却流行不畅。为改变这一局面，先有道岸律师大弘律法，鉴真早年即奉其为师。后来又有义威在这里弘传律学。鉴真继承两位先贤遗风，在道岸、义威二人之后在江淮一带大弘律学，对江淮佛教的发展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史载“后归淮南，教受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师”和“一方宗首”，“前后度人、受戒，略计过四万有余”。可见，他是把讲律与传戒结合在一起的，即不但在理论上弘扬律学，而且在实践上推行律学，设坛受戒，律风大振，被天下五百余州奉为受戒大师。
几年后，鉴真又由龙兴寺搬进大明寺居住。大明寺位于扬州城西北约两公里的蜀岗上。初建于南朝宋大明（457—464）年间，故名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下诏在全国建塔三十个，以供养佛骨。该寺人选建塔之列，从而建起一座九层“栖灵塔”。由此，该寺名声大振，成为扬州第一名刹。前来拜谒者不绝于途。这里殿堂庄严雄伟，佛塔挺拔云霄。李白《登扬州栖灵寺塔》诗云：“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刘禹锡亦有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闻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大明寺自鉴真到来之后，一举成为江淮地区的佛法中心。鉴真在这里继续弘律布戒。传法授徒。除了传律受戒之外，他还主持建造寺塔八十余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
作为一名佛教高僧，鉴真不但将智慧的法音广布于佛门净信之士，还把慈悲的甘露遍洒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扬州期间，鉴真广泛从事救济贫困的工作。如设立无遮大会、开辟悲田、施药疗疾等等。无遮大会是供养一切沙门和贫苦人民、孤独老人、乞丐等的布施大会，会期达七天以上，也就是大施会。悲田是供救济苦难贫穷者的田产。可见，鉴真是把救济孤贫作为一件长期的工作。由于鉴真对医学有很深造诣，所以，他在为民疗疾方面作了大量的事情，甚至经常亲自煎调药物，体现了佛门高僧的一片慈心悲意。
四 应请东渡初遭挫折
天宝元年（742）十月十五，扬州大明寺在初冬的晨风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鉴真率领众僧作完早课，刚准备回僧房休息，忽然从山门那边匆匆走进五六个人来。思托和明债此刻正走在鉴真的左右两旁。看见一群人走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大家感到诧异，思托则要上前询问，却听明债突然喊了一声：“道航！”
“道航？”这名字多熟悉啊，鉴真迟疑了一下。这时，只见一个僧人快步走上前来，跪拜在鉴真脚下：“弟子道航拜见师父！”
一看鉴真还在迟疑，站在一旁的明债急忙对鉴真说“师父，他就是长安安国寺的道航啊！和弟子一同在长安拜您为师的，您难道忘记了？”
“长安安国寺，对！对！我在那里住过，是有个道航，对！他就是道航！”鉴真终于记起来了，他扶起道航，深情地说：“为师离开长安已二十多年了，你那时还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和尚呢。”
“师父，这次与弟子同来的还有两位日本僧人，他们对您可是崇拜已久啊！”道航站起身来，对鉴真说。
“啊？日本僧人？他们来这里是……”鉴真感到意外。
“还是让弟子先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日僧普照，这位是日僧荣睿。”道航指着普照和荣睿。向鉴真作了介绍。
普照和荣睿立即俯身而拜。接着，道航又把一同来的几位中国僧人向鉴真作了介绍，他们是长安安国寺的澄观、洛阳德清和正在长安求学的高丽国僧人如海。
鉴真立即吩咐打扫客堂，邀一行人到堂内坐下。道航来不及品尝扬州的名茶，便将日僧此行的目的及前后经过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这次来扬州的日本僧共有四人，除普照、荣睿外还有玄朗和玄法，他们都是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员，是作为留学僧前来中国求法的。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王朝（589-618）的三十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从603年到894年的二百年中，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团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在这些使团中，前来学习佛教的留学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佛教成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时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那时，日本实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积极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所以日本的佛教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统治阶级对由朝鲜和中国传人的这种新兴宗教采取扶持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持统天皇（687-696年在位）年间，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座。虽然佛教自传人日本后已成了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但和封建制度还不完备一样，佛教的僧伽制度在日本也很不完备。当时，农民为了免除课役，逃亡出家的很多，政策一再下令禁止，也没有收到效果。同时，由于师资不足，无法举行正规的受戒仪式，所以，当时日本人出家一般是通过私度、自度的方式进行的，即一个人只须在佛前自誓受戒，就算取得了正式比丘、比丘尼的资格。这样便产生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滥的现象。
国家虽然颁布了二十七条僧尼令，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整顿僧伽组织，确立戒律的传授和奉持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一位律学精深、德高望重的大师来主持其事，而当时的日本却缺乏这样的大师。
圣武天皇天平四年（732），日本政府决定派出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
这次出使和以往一样。最重要的是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这时，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和尚向政府献策，请求派专人去中国学习律法，礼请高僧。
隆尊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
于是他挑选了两位僧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便是大安寺的普照和兴福寺的荣睿。隆尊对他们说明了请一位律学高僧来日本传受戒律的重大意义，并嘱咐他们说，请大唐高僧来日传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他们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普照和荣睿心领神会，也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僧人随着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团一起，于公元733年四月，分乘四条大船，从难波律（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八月到达苏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到苏州向日本使团表示慰问。次年四月进入东京洛阳，受到唐玄宗的接见。
此后，普照、荣睿被安置在洛阳大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在大福先寺，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睿的中国僧人，此人是福先寺增算和尚的弟子，深明律法，慨然接受邀请，与在华印度僧人菩提一起，于日本天平八年（736）五月，随日本使团的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去往日本，住大安寺弘法。但由于道睿在学问和资历方面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因此，荣睿、普照认为自己尚未完成来唐的使命。
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唐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
荣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帮助下，来到长安。按照自愿，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安国寺、崇福寺、荷恩寺继续学习。长安是高僧云集之地，也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他们在这里除了研习律学外，兼习佛教的其它学说及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学。
荣睿在安国寺学习时结识了道航，而道航与鉴真又有师徒关系。荣睿、普照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并了解到鉴真有度人、受戒数万人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认为鉴真是赴日本传受戒律最理想的人选。在此期间，他们在长安、洛阳一带云游求法，广泛接触中国僧人，寻找愿意东渡日本的朋友。除了道航之外，长安僧人澄观、洛阳僧人德清，高丽僧人如海等人均表示愿意赴日弘法。
天宝元年（742），荣睿、普照在中国已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们与同行的道航等人商量妥当，准备南下扬州，共邀鉴真，东渡日本。当然。他们对能否请动鉴真还没有多大把握，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征求大师的指点，也可以让大师推荐其手下弟子一同前往。于是，当年深秋，他们由陆路到汴州（开封），从汴州乘船沿大运河南下，十月中旬抵达扬州，投宿既济寺。他们刚卸下行装，便来到大明寺拜见鉴真大师。
听了道航的介绍，鉴真对日僧费尽周折赴唐求法的精神大为感动，他立即将手下弟子们召集到一起。
这时，日僧荣睿开口说道：“佛法传入日本一百八十多年了，但因没有传戒师至今还不能正规地受戒，所以，日本虽有佛法却无传法之人，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如今，日本佛法大兴，举国上下热切希求传戒高师，特请大和尚推荐律师渡日弘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
法堂内外已拥了许多僧人，人们听日僧的讲话，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在他们看来，日本是大海深处的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家，与中华神州相比，那里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蛮夷小国。
众人鸦雀无声。鉴真的情绪倒比往常高涨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