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1054—1126），字道夫，北宋开封人。少年时，净身入宫当了小太监。由于他生性乖巧，善于谀媚，在察言观色方面颇有过人之处，经过皇宫禁苑的几年摸打滚爬，他练就了一身奉迎君王的超人本领。这位年轻的小内侍。很快就成了皇上肚里的蛔虫，每当皇上有了什么想法，言谈中稍有流露，他便能马上举一反三，仔细地加以揣摩体会，提前作好准备。在皇宫，上起皇帝，后妃，下至宫娥、太监，竟然都很喜欢他。
童贯虽说已经成了中性人，却长得身材高大，健壮魁梧，相当威猛，皮骨坚劲如铁；下巴上长了十几根胡须，简直不像个太监，童贯的长相，特别能得到妃嫔、宫女的欢心。长期在天子身边行走，看惯了皇家庄严气派背后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他早早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史书上说童贯“有度量”，遇事不计较小得小失；又豁达“豪爽”，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后宫妃嫔竞相在皇帝耳边说他好话，在众多宦官中他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得到一片赞誉声。
《宋史·童贯传》只有一句“少出李宪之门”，颇为耐人寻味。童贯在宋徽宗一朝独揽军权，在控制军权方面，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有关，受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
李宪字子范，是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比童贯大八岁，也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宦官。宋神宗熙宁初年，为彻底制服西夏，北宋朝廷采纳了王韶提出的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王韶到了西北，在李宪的协助下，努力经营洮湟地区，三年之间，就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县）等州，拓地两千里，招抚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宋王朝为此设置了熙河路，对准西夏右厢地区建立起了一道可进攻退守具有优势地利的战线。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西夏皇宫里发生政变，国王秉常失位被囚禁。宋神宗见有机可乘，决定调集大军，分五路出兵，要把西夏一举荡平。这场规模空前的宋军大出师，总统帅就是李宪。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另一位宦官王中正出河东路，五路分道进军，最终会攻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五路宋军数十万人出发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期抵达目的地，沿途又一再受到西夏军的袭扰侧击，最终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李宪上奏宋神宗，主张把主力集中在泾原一路，向前进筑堡寨，直抵鸣沙城（今宁夏中卫县境），作大军出发的基地。种谔、沈括等人则要求朝廷大力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对这一山区地带的占领。宋神宗采纳了后一项建议，派徐禧视察边防，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修筑了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城刚修好，西夏发倾国之兵前来围攻，其精锐骑兵“铁鹞子”抢先渡过无定河，震荡冲突，锐不可当；主力步兵漫山遍野，蜂拥而至。守城宋军因水源被断，渴死大半，士兵绞马粪汁当饮料，竭力支撑。沈括、李宪闻讯，调军队前去增援，中途又遭到西夏军队的阻击，无法到达城下。最后，天降大雨，夏兵连夜急攻，永乐城宣告陷落，徐禧与守城蕃、汉官兵一万二千多人全部阵亡。李宪从此被宋神宗罢免，不再实际领兵。
后来，童贯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童贯之所以能在徽宗一朝独揽军权，与他早年追随李宪，曾经“十使陕右”确实有关系。童贯在控制兵权方面，可能受到李宪言传身教的影响，他们二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童贯真正发迹，得缘于蔡京。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由于哲宗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朝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向太后想立哲宗的异母弟弟端王赵佶，另一派是宰相章悖主张立哲宗的异母长弟申王赵僻，或是立哲宗的同母弟弟筒王赵似。大臣们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知枢密院事曾布全力支持向太后，端王赵佶便当上了皇帝，即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后，表示要调和新旧两党，以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就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后台。这时，曾布窥伺宋徽宗的意向有了变化，向皇帝慢慢提出了“绍述”之说，要宋徽宗继承宋神宗的改革遗志，打起变法派的旗帜。宋徽宗征得曾布之说后就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自己继承宋神宗熙宁时期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事业。旧党宰相韩琦的儿子韩忠彦首当其冲，很快被排挤出朝。蔡京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担任右相，宋王朝从此跌进了宋徽宗、蔡京腐朽统治的黑暗深渊之中。
宋徽宗重用蔡京，与童贯大有关连！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又卑鄙无耻的典型小人。他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考中进士，任钱塘县尉，后逐步升迁至中书舍人。蔡京刚刚踏上仕途的那几年，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也曾追随变法派。宋哲宗元祜初，司马光主政，旧党得势，他又马上转身投靠了司马光。司马光上台后，尽罢王安石新法，限令各地在五天内，把募役法改回为原来的差役法，各地官员纷纷表示时间太紧，恐怕难以完成。蔡京这个时候，正担任开封知府，独独只有他十分卖力，按期把京畿各县的役法恢复了过来。到政事堂去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听完汇报后，高兴地对他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哲宗亲政后，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恢复宋神宗的新政，新党上台，旧党又遭打击。蔡京马上见风转舵，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章悖执政后，又想改革差役法，可再三讨论，见头绪太多，不敢下决心。蔡京便乘机凑上去讨好说：“这有什么难的！按熙宁时作法办就行，何必讨论？”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和章悖代表的旧党与新党，主张截然不同。蔡京在十年之内，亲临其事，竟然能翻云覆雨，两面讨好，由此可见奸诈狡猾。
宋徽宗刚即位，旧党御史陈瓘上书，弹劾蔡京诡诈，又交通近侍。向太后讨厌蔡京，见了奏章，马上将蔡京赶出京城，贬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蔡京对此非常不满，一路上慢腾腾，磨蹭着不愿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等人想打落水狗，便连续上奏，宋徽宗罗列了蔡京种种无耻罪状。宋徽宗只好把蔡京干脆撤职在杭州居住。
蔡京渡长江，沿运河坐船到了苏州，在苏州他想建一座佛寺。便召集当地僧人计议，都认为建佛寺要花费大笔钱财，有人说：“如果一定要完成此项佛寺，非求助于朱冲不可！”蔡京就打听这朱冲到底是什么人？原来，朱冲就是苏州本地人，为人狡猾奸诈，富有智术，出身贫贱，当过佃客，凶顽不驯，被主人抽了一顿鞭子。
他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去讨饭，路上据说遇到一个异人，送给他许多金子和奇书。他回到老家后，开了一家药铺，病人买了他的药后，一吃就见效。很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求医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便很快成为一方首富。蔡京听完介绍后，就让郡守请来朱冲。蔡、朱二人一见，谈了一番，便觉十分投缘，朱冲表示，不管花多少钱，都由他一人独自承担。几天之后朱冲就来请蔡京去度量基址，蔡京一到那儿，就看见空地上已经堆了一大堆巨木。蔡京十分吃惊，暗暗赞赏朱冲办事迅捷，能力过人，蔡京把建寺之事交于朱冲办理了。蔡京携带家眷到达杭州后，整日百无聊赖，以书画酒色自娱，暗地里在窥伺着政治风向，时刻准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守徽宗不但是一代昏君，而且也是位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他会吟诗作赋，又能书善画，宋代人说他的文采风流胜过南唐后主李煜百倍。这位宋朝天子，对玩乐特别有瘾，声色狗马，琴棋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踘（踢球）、谐谑，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凡是能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村夫野汉，都会得到他的宠信和重用。高俅本来是个听差的，因为在徽宗面前卖弄过他的高超踢球技艺，从而得到赏识，不几年就升任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中央禁军，并获得了“使相”的头衔。跟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随从人员看到高俅一再升官，要求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竟然说：“你们凭什么呢？你们有他的好手脚吗？”就这样，宋徽宗无心于政事，却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玩物丧志上。自古江南人杰地灵，美女才子如云，书画名家辈出。徽宗当上皇帝后，便在杭州设立了一个明金局，专门负责为他搜罗书画珍品和奇巧玩物。赵信马上就想到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奴才。于是，向宋徽宗引荐。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乘船南下了，到杭州明金局去当主管。
童贯到江南后，日夜奔波于三吴大地，忠心耿耿地为宋徽宗搜访书画奇巧之物。杭州自然是他的大本营，童贯在此“居流累月”，这期间，结识了蔡京。一见如故。
你来我往，欢宴游玩，以至通宵达旦，蔡京其人，也善长书画，童贯在蔡京的帮助下，弄到了许多名家精品，每天派人专程送往开封。为引起宋徽宗的注意，童贯还经常把蔡京的书画作品夹在其中。精于书画的宋徽宗看到童贯十分尽心尽力，便非常高兴，见到送回的贡品更是兴致盎然。童贯每一次往京城送书画时，都要附带奏上一本，吹捧蔡京多才多艺，又对皇帝忠心不二。徽宗开始留意，有了重用蔡京的念头。在这同时，宋徽宗也很喜欢道教，对神仙方士以及幻术十分迷信。东京开封城里有一位叫徐知常的方士，经常出入皇宫禁地，用拜神论仙、符水道篆骗取皇帝的欢心。太学博士范致虚和这位徐知常私交不错，他们互相结纳，互相利用。范博士对徐知常大谈自己理想抱负，声称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施展手脚，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徐知常就问：“这是何故？”范博士答：“只恨无合适的宰相。”“那谁是合适的宰相？”范博士颇有深意地说：“兴化仙游人蔡元长（蔡京字元长）。只有此人为相，我辈方能大展鸿图。”
徐知常只要一进宫，有空便把范致虚的这番话广为传播。
后宫妃嫔和内侍宦官们众口一词，纷纷称赞蔡京，只要他一任相，就使天下太平。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宋徽宗很快把范致虚提升任为右正言，任命蔡京为大名府知府。
正在这时，朝里左相韩忠彦和右相曾布正在闹别扭。
是因为两人分属旧党与新党，意气相争，政见不合，二则因权力冲突，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右相曾布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打击守旧派，他极力鼓动宋徽宗，把蔡京重新召入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京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煽动徽宗说：“陛下是神宗的儿子，现任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利国利民，韩琦却一再反对。韩忠彦现在更改神宗之法，可以说韩忠彦作为朝臣，尚能继承其父遗志；而陛下贵为天子，反而不能绍述先帝？如果陛下要继志述事，那就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爱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图中显示出，满朝辅相、公卿，都是想害政不愿绍述的人，能绍述先帝之志者，只有蔡京、温益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邓洵武指着图对徽宗说：“陛下现在想要绍述先志，可惜满朝大臣，却无一人能鼎力相助！”在曾布、邓洵武等人的怂恿下，宋徽宗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态度。宋徽宗十分赏识蔡京，决意要让他当宰相，在宋守元年五月罢免了韩忠彦；在闰六月，将曾布罢相；七月，蔡京正式为宰相。
由于童贯的援引举荐，才使蔡京从一个贬逐之臣能够迅速爬上宰相的高位。蔡京内心颇为感激，自然不能忘怀。童贯只是一名内侍，却身份特殊，能直达天阙，大有利用价值。童贯行走好运的时机来到了。
自从蔡京当政之后，打起变法的旗号，宣称今后要恢复神宗熙宁、元丰间已行之法度，当年神宗想改革还没来得及改革的问题，也要重新更张。对元祜党人，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击。把司马光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又把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范柔中等列为“邪类”，共计500余人，加以降官责罚。宋徽宗和蔡京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把元祜、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309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并规定这些党人的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更不能在京城居住，不能在京城开封附近作官。北宋末年的政局波澜迭兴，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蔡京一伙人，在内政上依照熙宁初年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
的作法，也在尚书省内设了个“讲义司”，蔡京自任提举。
为了使他们“绍述”新法的假戏演得更真，蔡京甚至于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新党”。
他们打着“绍述”的幌子施行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符合熙丰旧制。这时的“新法”，已成为残酷压榨老百姓和排斥异己、打击迫害新旧党人的王牌。
蔡京对于边疆纠纷，也企图效法王安石重用王韶收复河湟的旧例，便策划对西夏用兵。北宋和西夏自从公元1067年重开战端以来，双方谈谈打打，和战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