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宦官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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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臭名昭著”的东汉宦官 张让(1)

张让(?—189)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幼年时便净身入宫,东汉后期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汉王朝汉和帝时,发展到了全盛的顶点。和帝一死,安帝上台,东汉政权很快走向腐败了。

自汉章帝以来,每位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每一朝代开始时,总要由皇太后临朝称制。由于那些年轻的皇太后,拘于礼法,不便直接接触朝臣,她们要掌握国家大权,就只能依靠两种人:一靠她娘家的父兄叔侄,即外戚;二靠后宫里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由此可见,小皇帝登基后,经常是外戚辅政,窃弄大权,自恃为皇亲国戚,骄纵不法。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然不甘心听人摆布,势必要想方设法夺回大权。由于外廷大臣,受到外戚的箝制,皇帝就只好结纳身边的亲信宦官,依靠他们来诛杀跋扈的外戚。一旦夺回了大权,皇帝亲政,往往会对那些助他夺权有功的宦官大加封赏,重用,复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恶性循环,未有穷已,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构成东汉后期政局上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大背景下,张让等人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极为丑恶的角色。

汉桓帝即位后,他升任为内宫的小黄门。按照东汉的制度规定,小黄门只是俸禄六百石的掖宫小官,手下也没有属员,主要的职责就是服侍皇帝,关通中外,接收和转呈臣民的奏章上书。有时公主或王妃生了病,皇帝也常派他们作为代表前去慰问一下。

小黄门作为刑余之人,为掖庭永巷之职,受闺牖房闼之任,形同寺阍下贱仆役,为一般士人所不齿。但由于他们和人君朝夕相处,出入起居之际,可上通天阙,地位特殊,这就有了弄权售奸的机会。

(公元165年)延熹八年,张让的弟弟张朔突然从外地逃到京城洛阳,躲在了他家里,这令张让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原来,张朔在张让的帮助下,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张朔上任后,不思造福百姓,却倚仗张让的势力,无法无天,凶残异常。一次酒宴中,他竟乘着醉意,手持利刃,当众杀了一名孕妇,取小儿为乐。这时,以敢于打击宦官而声名卓著的李膺,正担任着司隶校尉之职。两汉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督捕京畿及其附近奸猾之徒和百官犯法者,野王县为河内郡郡治所在,正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张朔杀人后,非常心虚,唯恐李膺会找他算帐,便弃官逃回洛阳。张让见张朔犯了大案,觉得让他躲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家房子里两根大木柱之间,有两间小屋相连,在接缝处修有一个小暗室,他就让终日藏身其中,企图逃避罪责。

李膺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先派人作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张朔藏在他哥张让家里,便带兵上门抓人。搜寻过程中,李膺发觉这两根柱子间有些蹊跷,于是命令吏卒劈开柱子,拆开小屋,结果逮住了张朔,押回去关在洛阳大牢中。然后,稍作休息,李膺开始审讯张朔。张朔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还幻想着张让能救他。李膺审讯完毕,立刻下令将这个杀人凶手就地处决。

张让听说弟弟张朔叫李膺给杀了,不善罢甘休。像条急红了眼的疯狗,他跑到宫里,对着汉桓帝又哭又闹,喊冤叫屈。桓帝便立即召李膺进宫,一见面,就沉着脸责问:“张朔即便犯了法,好歹也是国家官员,你怎么能不作请示就随便诛杀?你眼里还有朕还有我这个皇帝?”

李膺连忙叩头请罪,然后侃侃而谈:“陛下,当年晋文公派人捉拿乱臣卫成公献给周王,《春秋》一书都加以称赞。《礼经》上又说,公族贵戚犯法,即便天子下令赦免,司法官员也有权拒绝听命,照样可依据法律条文,惩处犯法者。以此说来,为臣并没有错。陛下,您再想想,春秋时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当司隶校尉已经十几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满以为陛下会责怪臣作事迟缓,怪臣诛杀奸贼太少,没想到却因为杀坏人太快而获罪。臣自知有罪,死不足惜,只是恳请陛下再宽限五天时间,让臣把那些巨奸元凶杀光诛尽,然后再任凭陛下处分,死也甘心!”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汉桓帝无言以对,只好转过脸来,对站在身边的张让说:“这全是你弟弟张朔不好,要怪就怪他吧,谁让他行凶杀人!司隶校尉没有错啊?”

此后小太监凡事都躲着李膺,惧怕在他手里犯事,便处处小心谨慎,连汉桓帝也感到奇怪,怎么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平素有头有脸的大太监也不离开皇宫了呢?于是,桓帝就问他们,这些人便一齐跪下说:“我们怕李校尉啊!”

虽说在张朔这件事上,张让没有占到上风,但明里暗里,已约略能看到他的声势和影响。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当然深得人心,却不免使张让等人在心里对他记下了刻骨仇恨。这时的张让,羽翼尚未丰满,因而还暂时奈何不了李膺。但他却在窥伺着时机,随时准备寻找机会加以报复。

自从汉和帝重用郑众以来,东汉宦官的权势便日益加重,继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闰柄政。顺帝时,孙程、王康等十九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同时封侯,更使宦官声势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权,二十年间威势无人匹敌,使外戚势力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所谓的满朝权贵,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单超、徐璜、具瑗、左怕、唐衡五个宦官,竟能帮助汉桓帝一朝铲除梁氏势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为“五侯”。

由此可见五侯权势之过人及其生活之奢华。旧史称,这时大小太监“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一个个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也正是在此前后,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忧国之士,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外加一些在洛阳的太学生和地方上的郡国生徒。这些人眼见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弄得东汉民穷财尽、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第一,他们为东汉政权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忧,企望通过改革政治,维系摇摇欲坠的汉家江山;第二,由于官场腐败,权门请托,贿赂成风,外戚的党羽,宦官爪牙,控制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以“经明行修”的资格,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在当时,专权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结纳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残酷打击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者,正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开明官僚和学生们以封建纲常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视那些宦官及其党羽为浊流,在舆论上猛烈抨击。

开明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前线,当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只不过是要求改变政治暴虐黑暗的现状而已。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濒临没落之际,它既恐惧农民的起义反抗,也拒绝任何改良的建议,因此,历史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抗争,留下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记录。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士大夫、知识分子担当了历史悲剧的角色。尤其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往往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隐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消极的抗议。这些沉默的对抗者,面对黑暗的社会,怀恋刘汉江山,对前途悲观绝望,他们既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又绝不愿同浊流为朋作伍,便只能独善其身,退归田园。桓灵之时,外戚、宦官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士大夫们则垂头丧气逃向山林。这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绝,就只好“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成为一代“隐士”。他们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借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狱一样。在他们看来,宁愿饿死深山穷谷,也耻与外戚、宦官为伍;他们虽无勇气谋反叛逆,起为“盗贼”,也绝不肯降志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亲戚与奴才。对刘汉政权,他们是表里矛盾、爱恨交加,其结果便只能眼看着昏君乱臣在那儿祸国殃民,而自己却奈何不得,只好发几声叹息,瞑目梦想尧舜之君能重现于世。第二种则是积极抗争,他们追随开明官僚,在组织上、宣传上狠狠打击宦官势力,并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于打击宦官及其爪牙,便会名噪一时,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汉和帝即位后,先有袁安、任隗反对窦氏,继之有周章、杨震、李固、张纲、杜乔、李云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猛烈攻击,桓帝时则有杨秉、周景、李膺、陈蕃、王畅、黄浮、翟超等人的积极抗争。一时间,天下名士,互相标榜,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雅号。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于诛杀张让之弟而名声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荣,立时会身价百倍,称之为“登龙门”。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有一位追随宦官的张成,竟也为虎作伥,横行不法。有一次,张成从宫中宦官那儿得到了消息,向他的狐朋狗友们大肆炫耀,诡称自己“善说风角”,能推断未来,并已算出不久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那班人不信,张成便干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你出去随便杀个人吧!用不着偿命。”

他儿子遵命行凶。案发后,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严加追捕,很快把张成的儿子逮捕入狱。这时,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的儿子内心大喜,以为马上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尽管赦令已经公布了,他仍按律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

李膺斩了张成的儿子,给张让一个沉重的打击。激起了张让等人血腥报复,张让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出面,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及郡国生徒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张让又和一帮大小太监,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结果,汉桓帝下诏全国,大捕“党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狱者。竟达200多人。

对于在逃者,又派人四处追捕,一时间,弄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张让原想置李膺于死地,后来,外戚窦武和尚书霍请等人上书桓帝,极力为“党人”辨诬,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罢官还乡,禁锢终身。那些所谓的李膺同党,凡名字登记在案的,或杀头或流放,轻者全部斥归田里,禁锢终身,永不作官。

虽然这些“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但是并未屈服。他们无端受到迫害而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党人”范滂被斥归田里,离开洛阳时,汝南、南阳一带士大夫纷纷来迎接他,车马多达几千辆,可见党人声望之高。首次“党铟之祸”,主要是由于外戚集团与官僚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官僚文人集团始终没有被完全击垮。

汉桓帝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病死,12岁的汉灵帝即位,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太后之所以能被桓帝立为皇后,陈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灵帝一即位,陈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共同辅政,重新启用了被禁锢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图谋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陈蕃极力主张铲除宦官集团,杀掉曹节、苏康、管霸等亲信太监。

然而,窦太后却凡事离不开曹节等人,只是碍于陈蕃的情面,在五月杀了苏康和管霸。当陈蕃再次请求杀掉曹节时,窦太后再三犹豫,事情便拖了下来。到了八月,窦武抓了太监长乐尚书郑飒,狱中审讯时,郑飒在供词里牵连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将曹节等掌权太监除掉。九月,窦武命人写好奏章,向太后报告。奏章呈上去后,他就离宫回家休息去了。这时,管奏章的太监把窦武的奏章送给了大太监长乐五官史朱璃,朱璃偷偷拆开奏章,看了一遍,又惊又怒,破口大骂:“太监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头。他连夜把身强力壮的心腹太监召集了十七个,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杀了窦武等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怎么也要把我们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在宫中大喊大叫:“陈蕃和窦武想造反!他们给太后上奏章,要废掉皇上!”

此刻曹节速报告汉灵帝:“陛下,外面闹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请陛下快快到德阳殿上去吧!”灵帝听后马上拔出宝剑,带着一伙武装太监,气势汹汹地出了寝宫。然后下令紧闭宫门,把传令用的印信符节都收拢起来。接着,灵帝把尚书属官叫了来,用刀逼着,让他们起草命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让王甫带人到狱中救出郑飒。回来后,又把窦太后劫持软禁了起来,从她手里抢走了太后的玉玺。武装太监们守住了南宫大门,又关门阻断了南北宫之间的复道。准备就绪后,郑飒就带着兵丁,手捧圣旨去逮捕窦武。窦武拒捕,和他侄子窦绍跑到步兵营,召集北军校士几千人,在洛阳都亭集合。

窦武下令说:“皇宫里的太监们造反了,士兵弟兄们能努力杀贼者,都有封侯重赏!”王甫听说窦武起兵反抗,召集了虎贲、羽林卒一千余人,屯兵在朱雀掖门,准备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