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引文中，司马迁所论列的历史，与史实未必尽合。如《吕览》的编著《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苟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说明《吕览》不但不作于迁蜀之后，而且也不成于吕不韦一人之手，更谈不上“发愤”了。至于《说难》、《孤愤》之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系于韩非人秦之前，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云云。但这并不是司马迁的疏忽。司马迁在《自序》中重述这些史事，重点在于说明古人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关于成书的时间、地点都是末节，不是他所介意的了。他在这里不是写历史，而是在抒情。他还说过：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虞卿料事揣情，为起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从以上这些文字，表面上，司马迁是在总结前人所以写作的原因。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写作体会和自白，是用自己对前人写作的理解，作为自己写作经验的印证。
在司马迁看来，凡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其作品大多产生在作者在政治上受迫害、受摧残的时期。既然受迫害，便产生对迫害者的强烈不满，即“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因此借写作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即借著述来控诉迫害者，并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无辜，即所谓“以自见于后世云”。所以一个作家受迫害愈深，他的愤慨、不平愈强烈，他的作品的内容也就愈幽愤深广，感染力也就愈强。不仅《春秋》、《孤愤》、《离骚》之作如此，《史记》之作又何尝不如此？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本来对汉代大一统天下也是充满幻想的，也想干出一番事业，以不辜负浩荡皇恩。
但是，在他受腐刑之后，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日臻成熟，更加充满了批评精神。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惟一能做的，就是以前人为榜样，发愤著书，把自己的理想和观点寄托在书中。司马迁惨遭腐刑，其精神上的痛苦远胜于肉体。尽管如此，他还是顽强地活下来，忍辱负重，继续写他的《史记》。
二、司马迁认为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是“讽刺讥刺”。
这一文学观点，可以说是渊源于孔子的。孔子于《论语·阳货篇》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中所说的“怨”，就是说人们可以藉诗的形式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即所谓“怨刺上政”的作用。司马迁注重文学的“刺讥”作用，所以他特别称道《诗》三百篇所表现出来的这方面的思想，如他说：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十二诸侯年表》）他还认为，秦始皇之所以焚《诗》《书》，是因为这些书有“以古非今”、“刺讥”时政的内容，他（《六国年表》）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司马迁特别称赞屈原的《离骚》，也是因为《离骚》起到了很好的“刺讥”作用。他（《屈原贾生列传》）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达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华见。
他在《自序》中又强调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司马迁对《离骚》这种文学作品“讽谏”
作用的重视。对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只善辞令、不敢直谏的做法很不满意。（《屈原贾生列传》）批评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汉赋大家。但是，他的许多赋都是一味地追求文辞的华丽，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因而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因此，司马迁对他的许多篇赋评价不高，但对其中有“讽谏”意义的则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司马相如列传》）说：
《春秋》推见王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是强调文学作品必须通过“讽谏”，才能实现其本身的社会价值的。
“讽谏”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弄不好，非但达不到“讽谏”的作用，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为了远祸避害，提出了“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借以体现文学作品的讽谏内容。他在《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他深明孔子著《春秋》之苦心孤旨，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世家》）。
他又十分重视屈原《离骚》“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他在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所提出的“辞隐文约”
的写作方法也是有渊源的。
李长之先生说《史记》“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峰巅”（《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话很有道理。他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同上书）。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例，欣赏得知司马迁运用“辞隐文约”的笔法：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谈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竞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子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对刘邦、叔孙通二人的讥讽，是通过叙事表明出来的。这段文字，堪称妙笔。汉五年，刘邦手下群臣饮酒争功，乱作一团，毫无秩序，“高帝患之”。
到了汉七年，经叔孙通制定礼仪，表演一番，“竟朝置酒”，而秩序井然，“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兴高采烈，说他时至今日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把刘邦一副无赖的嘴脸勾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也反映出叔孙通等儒生极尽谄媚之能事，以利禄为人生目的的低下人格。
更妙不可言的是，当叔孙通被两个儒生所骂时，他竟不以耻，反说人家是“鄙儒”，“不知时变”。当叔孙通为他手下弟子儒生要得官位、并分以金子以后，这些儒生竟喜得手舞足蹈，大捧叔孙通，称其为“圣人”，说他“知当世之要务”。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对话、细节的描写，把叔孙通的阿谀奉承和刘邦的无赖形象写得活灵活现。这种不露锋芒的写作方法，其效果甚至超过锋芒毕露者，说明司马迁运用辞隐文约的笔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人叫绝。三、司马迁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
《史记·乐书》中的论述便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古代，诗歌与音乐本是不分的，《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就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论诗的。《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说明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的情况。《荀子·劝学篇》中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注说：“诗为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也。”这是给诗下的定义，也是给乐下的定义。《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诗教的作用，必待合于乐，然后方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司马迁对音乐的看法和观点，对文学的看法和观点。他在《乐书》中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史记·正义》解释说：“言不乐至荒淫也。”
说明作乐的目的，在有益于社会风俗的教化。他更明确地说明了诗教的作用就在于：“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他说：“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即用音乐、诗歌来培育人们的礼义观念，用音乐、诗歌来培育人们合于社会的道德观念。
司马迁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强调文学应该辅助国家政教的推行。他从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心出发，批评汉武帝滥作乐歌。汉武帝得神马，便作《太一之歌》，得大宛千里马，又作《天马歌》，《乐书》如：
中尉汉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悦。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司马迁是借汲黯的口，对汉武帝不顾文学的社会效果只图个人享乐的行为提出批评的。反映了他的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心的主张。
《史记》不仅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采斐然的传纪文学。《史记》描写人物的手法主要有：
一是，着重群体典型的刻画。一部《史记》，记录了4000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100多人。
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宋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家的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释之、汲黯是刚直官僚的典型，石奋是恭敬小心的官僚典型，张良、陈平是权谋的典型，韩信、廉颇是良将的典型等等。司马迁对《史记》中出现的4000多个人物，不是平均着墨，而是抓住这些典型人物，细致刻画，突出特点，使其群体形象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是，重视动态描写。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除采取静态写生法，肖像描写外，尤其重视人物的动态描写，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动态描写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逼真感。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其音容笑貌，情态品质，都是在动态中得以体现的。例如《孙子吴起列传》对孙武训练娘子军一事的精彩描写。：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
“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手？”对：
“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完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
“诺。”约束既布，乃设铁俄，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复三令五申而鼓之主，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中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
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
从这段文字，仿佛观看了一台有声有色的戏剧。孙武整饬军队时的谨严，初次受训的宫女们的嬉戏，吴王听说爱姬要被杀时的紧张，通过这一系列的动态描写，跃然纸上。司马迁以最简洁的笔墨主要通过练兵这一行动，突出了孙武的治军才能。刻画动态中的人物，使之神采飞扬的做法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效果。
三是，突出心理活动。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描写，《史记》刻画人物性格。成功的心理描写使人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的方法灵活多样。
通过自白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司马迁经常运用的手法之一。如《李斯列传》记李斯的独白有4处。当他入仓见鼠时，他感慨地叹息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成名就，盛极一时时，他唱然而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他为赵高所挟，决定依附逆乱时，便垂泪太息道：“嗟呼！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
当他为赵高所害，囚于狱中时，他仰天长叹道：“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糜鹿游于朝也。”此四段独白是李斯各个时期的关键时刻的最具代表性、最为动心的感情流露。所叹的内容虽然不同，表现的喜怒哀乐尽管有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自身的得失荣辱而发。《论语·阳货》载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司马迁通过人物的自白所刻画的李斯这一形象。
《史记》通过用一两个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的一种描写心理的方法。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是用以下这段文字来当时：
“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