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悄悄从窗户偷看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但由于想到自己是个寡妇，又担心配不上相如，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活动，而司马迁仅用了“悦”、“好”、“恐”三个字，就把卓文君这位新寡少妇的喜、爱、愁的心理变化画龙点睛般地展现出来。如司马迁《汲郑列传》中写汲黯对汉武帝的批评：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耿直的汲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上的虚伪，起初弄得汉武帝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气得恼羞成怒，罢朝而去。由“默然”而转“怒”，由“变色”以至于“罢朝”，是当时武帝的心理变化，司马迁对之作了非常生动准确地把握和描写。
四是，妙用细节描写。司马迁《史记》刻画人物的成功还得力于大量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起到小中见大、洞察细微的特殊作用，细节描写，则犹如画龙点睛之笔。如《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的佣耕叹息；《留侯世家》中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进履；《陈丞相世家》中写陈平为乡党均分社肉；《李斯列传》中写李斯的入仓见鼠而叹；《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吴起杀妻求将及其为士卒吮疽；《酷吏列传》中写少年张汤审盗肉之鼠的干练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精妙细节，对表现人物的志趣抱负，性格好尚起到了很好的传神作用，有的甚至和人物的一生行事都有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凡是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都有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史记》中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最多，而且非常成功。如《高祖本纪》：
“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生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结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生。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刘邦一钱不送，却称“贺钱万”，坐在上位，而且十分坦然，不感到羞惭。司马迁通过贺钱这个细节的描写，把刘邦微贱时的无赖行径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揭露。
刘邦的这种性格是贯穿始终的，在他当上皇帝后，依然故我。如（《张丞相列传》）：
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还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
司马迁选取了刘邦骑在周昌脖子上一问一答这一个细节，可谓妙趣横生，使刘邦的一副无赖形象暴露无遗。
《史记》是通过细节描写刘邦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反映他的阴暗心里。如《楚元王世家》中所写：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早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佯）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
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司马迁通过这个细节描写，把刘邦的狭隘心理昭示于众，使人们认识到，原来这个堂堂的“高皇帝”也是个心眼很小的人。如《高祖本纪》载，当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在宴会上为其父敬酒，说：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这再现了刘邦大业告成后，连父亲也加以报复的得意忘形的无赖形象。
五是，运用对比烘托手法描写人物。司马迁撰写人物列传，大量运用了采用对比烘托手法描写人物，这一手法。如《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胸有成竹、从容大度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这在对博闻警一段中表现得极为精彩。司马迁《管晏列传》中，把晏婴与管仲又与车夫构成两组对比。管仲、晏婴是春秋时期名望甚高的人物，两人先后辅佐齐王，立下不朽功勋。管仲任齐相事桓公时，“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生活极其豪华奢侈；而晏婴事齐灵、景、庄三公为相时，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话语不多，管晏二人一奢一廉，对照鲜明，作者的褒贬扬抑也自在其中了。司马迁还借晏婴车夫妻子之口与眼，将晏婴与其车夫从外貌和思想品格诸方面作以比较：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一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安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前后两个对比，轻而易举地便把晏子的思想品质、气质胸怀展现出来。
司马迁运用对比手法描写人物，善于在同一传中，将一人与另一人或另几人作对比，还善于使不同人物在不同传中遥相呼应。如《魏公子列传》与《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之间的对比。魏公子的性格、形象正是在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对比映衬中突现出来。如孟尝君为装点门面，图取虚名而养士，与魏公子信陵君“能以富贵下贫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孟尝君所养之士，完全是为他的一己的利益而效力卖命。冯谖买义薛地，是为了给主子谋求退身之路；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也只是帮助他在危难之中化险为夷，脱出困境。而魏公子信陵君所礼遇之人，则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用生命帮助公子与敌人展开斗争。前者养士，养者与被养者，主子与奴才之间，只存在个人恩怨，以及庸俗的收买与被收买的关系；而后者的养士，是建立在“礼”者与“贤”
者的共同理想基础上的，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感报一己的知遇之恩，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前人曾评论战国时代以养士著名的四公子时说：“三公子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有魏也，呜呼同！”（《史记评林》）比较之中，突出了魏公子信陵君无私坦荡的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质。再如《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的对比。李广一生廉洁奉公，“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每遇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而霍去病则是“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土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踏鞠，事多此类”。二者恰成鲜明对照。
六是，选用个性化的语言以表现人物性格。从司马迁《史记》来看人物传记的语言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特别是不同人物那些富有个性化的语言，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迁为人物立传，非常善于选用在特定环境当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有力地增强了他的人物传记的生动性。
《张仪列传》中写张仪游说楚国，没有成功，反被诬为盗贼，挨了一顿痛打。回家之后，他与妻子有一段风趣的对话：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
仪曰：“足矣。”
几句对话，生动传达出张仪夫妻之间的亲密友谊，表现张仪顽强不屈的性格和凭口舌游说的自信心理。《项羽本纪》中写楚汉之争时，项羽把刘邦的父亲置于切肉的砧板上，以煮其父相威胁，司马迁描写道：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正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工怒，欲杀之。
寥寥数言，把项羽的急躁残暴和刘邦的无赖面容展示出来。
司马迁准确地写出每个人的独特语言，使人听其声而知其人。如《张丞相列传》中写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时，大臣周昌力谏的一段：
周昌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争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度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短短几句，连用“期期”二字，把周昌敢于直谏的性格和因口吃愈急愈不能言的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如《陈涉世家》中写陈胜反秦获胜，自称为王之后，佣耕之时的故友入宫求见。这农夫一进宫，见到陈胜住的地方如此富丽堂皇，于是惊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楚地的方言口语，司马迁在这里模拟农夫的口吻语态，既写出了乡村农民天真淳朴的神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陈胜大功告成之后的奢侈生活，为其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线。又如吕不韦出身商人，当他看到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在赵国作人质，处境可怜，就想利用他“以钓奇”时，遂说：“此奇货可居也。”
这“奇货可居”四个字，是典型的商人口吻。王温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因没有完成杀人计划而顿足长叹：
“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这是典型的酷吏口吻。在见到出游的秦始皇后，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而佣耕时的陈胜又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鹊之志哉！”这虽然都是“造反者”的口吻，由于各人的出身不同，其出言亦不同。清代吴见思在《史记论文》第七册《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说：“其写醉语、怒语、对簿语、忙语、闲语，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无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论，乃诸臣竟不做声，遂发作郑当时，是一肚皮不快活语，一一入妙。”司马迁驾驭语言的技巧。成功地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史记》的艺术魅力才能千古不衰。
《史记》既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正式开端，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最为卓绝的代表。《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首先当属散文。宋强幼安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唐子西文录》）。
从唐代开始，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文坛统治地位的骄偶文，不断从《史记》中汲取力量。
韩愈是唐代学《史记》文章极有成效的古文家。柳宗元当时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答韦珩示韩愈推以文墨事书》）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他在《进学解》中明确说他的文章“上规姚、拟，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大致说来，韩愈的文章得力于司马迁。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韩愈的《毛颖传》，整个文章从格式到语气口吻都是故意模仿《史记》柳宗元对司马迁同样推崇备至。他学习《史记》主要是在文章的风格方面。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体会说：
参之《谷梁氏》以厉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用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以为之文也。
这里所说的“洁”，不是指文字的简洁，而是指鉴裁精审和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
对韩愈、柳宗元师法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韩、柳虽然努力取法于《史记》，却并非一味模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所创造、发明，各有不同，自成一家，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的榜样。
宋代古文大家欧阳修，十分酷爱《史记》。他的《新五代史》对《史记》宪章祖述，不遗余力。其中五十多篇序和论，取法《史记》论赞，尤为明显。罗大经说此书可“与司马子长并驾”。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欧阳修其他方面的散文也得力于《史记》。苏轼说他“记事似司马迁”。
方苞说他的碑志铭文“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为宋代著名古文家。《史记》对三苏有明显影响。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自叙其学习作文的经过时说：“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苏洵承认他自己文章的“雄刚”风格是从司马迁和班固那里学来的，这是符合实际的，雄刚和雄健是一个意思。
苏辙对《史记》颇为推崇，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对《史记》钻研之深，领会之透，使得他自己的文章写得也同司马迁的一样，疏荡壮阔，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