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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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韩愈(7)

面对饥民遍地,抛尸荒郊的惨相,韩愈“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表现了他对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贫苦百姓的真切同情和怜悯之心。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已任,在政治上,他曾置个人的安危生死于不顾,从征淮西,抚定镇州,在平叛斗争中建立了功业。因此,揭露藩镇罪恶,讴歌平叛战争,就成为韩愈诗歌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如《汴州乱二首》就痛斥了叛军“连屋累栋烧成灰”的暴行,批评了“庙堂不肯用干戈”的姑息养奸态度。在平定淮西以后,官军凯旋进入潼关,韩愈随裴度见到在此迎候的华州刺史。

韩愈揭露豪绅权贵和贪官污吏。《杂诗四首》把那伙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比之为苍蝇和蚊子,认为它们只能猖撅于一时,一旦“凉风九月到”,就会被萧瑟的秋风“扫不见踪迹”。《李花二首》之一、《猛虎行》、《南山有高树行》等篇,都程度不同的将矛头指向权臣邪佞。

《丰陵行》,写的是当朝皇帝宪宗为其父顺宗大办丧事。

头一句写道:“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光是送灵的仪仗就长达百里,统治者的虚张奢靡可见一斑。

韩愈驳斥批判佛道二教。韩愈终生都坚持反对佛教、道教的斗争。除散文外,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诗歌,作为批判佛道的武器。据说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果州南充县的14岁小女孩谢自然,在金泉山修道,突然间,祥云绕山,异香散漫,谢自然竟自日成仙升天。这本来是一件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刺史李坚竟上表奏闻,朝廷也下诏褒美。为此,韩愈门写一首五言古诗《谢自然诗》,揭露得道成仙的虚谬,向世人发出“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来者犹可戒,余言岂空文”的劝诫。表现了韩愈反佛道、唱反调的无畏精神。

韩愈讴歌祖国的壮丽河山和自然风光。在韩愈的诗歌中,这类作品颇多,《南山诗》“南山”即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它雄伟壮丽,常令诗人墨客倾倒。有不少诗人以南山为题赋诗为文。韩愈也有意为之高歌一曲,他曾两度翻越终南山,对气象万千雄伟壮观的终南山产生了新的观感,于是就写出这102韵,204句,1020字的五言古诗。韩愈兼采辞赋和散文章法人诗,围绕终南山这个中心,采用正写、侧写、虚写、实写、详写、略写等多种艺术手法,描写了终南山的巍峨气象。其中最为突出最受推崇的是铺叙绝顶所见的一大段,作者在70余句,连用50多个“或”字比喻句,写出了终南山的千姿百态,如同一幅灵异缥缈的画卷。该诗充分显示了韩愈的学力和才华,是一篇不朽的杰作。韩愈的记游写景诗歌,许多股炙人口的名篇。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写了《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天街小雨润如酥库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早春二月的濛濛细雨,使长安街头像油酥般地滋润蓬松,远看已呈现出朦胧春色,近前却似乎觉察不到嫩绿。韩愈告诉人们,这是长安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胜过柳絮满天的暮春入夏时刻。小诗清新自然,沁人肺腑。

韩愈写人记事,托物寄怀。在韩愈的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难带箭》:“原头火烧静兀兀,野矢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寥寥数笔就把围猎的气氛,猎物的惊恐,张建封的大将风度,集中、生动、形象地突出出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

韩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无论是写诗还是为文,都不受陈规的束缚。为使诗歌更能适应表达的需要,他在诗歌的创作中进行了耳目一新的探索与革新。

他将古文的章法、句法,甚至虚词用于诗歌写作,使诗歌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他将辞赋铺张雕描等艺术手段引入诗歌创作,使诗歌更加雄奇恣肆,光怪陆离;他还把大量的议论用于诗歌之中,大大地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性。韩愈这种把散文和议论引入诗歌的革新尝试,被称之为“以文人诗”。韩愈以文为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打破常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增加了新的艺术手段,扩大了作品的表现领域。

韩愈在诗歌创作中,走着与他人不尽相同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由于韩愈才气横溢,富于想像,《山石》、《南山诗》等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

最能反映韩愈诗歌创作特色的,又最引人注目的,风吹草动是韩愈“横空盘硬语”、“险语破鬼胆”的奇肆险怪诗。在现存的属于这一类作品给100首韩愈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愈在《县斋有怀》:“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使他自幼“尚奇伟”的个性,沿着“尚险”、“尚怪”的方向发展下去,终于形成他独有的诗歌风格。

综观韩愈的“险怪诗”,韩愈以此种表现形式来揭露污浊的社会现实,宣泄自己的坎坷命运和悲苦心境。他在《陆浑山火和皇甫是用其韵》以夸张渲染的笔法,全凭虚构和想像,写出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大火。他着力描写天崩地陷、日月天光的可怖背景,再造一个神焦鬼烂、鸟兽焚尽的悲惨场面。将一场山火写得摄人魂魄,充分表现了韩愈语诞的景奇。怪险雄放的艺术特色。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在中唐后期活跃的诗坛上,得以自成一派。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治,客观上要有一个强有力和有权威的中央政权,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社会的安定。这是一种必然的进步的历史趋向。韩愈在政治思想上排佛崇儒主张,在军事上的从征抚叛斗争,都与唐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符合。韩愈一生为之奋斗表现出的坚定信念,远大抱负,以及爱国与献身精神,却给以后历代仁人志士以鼓舞和启迪。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正是对韩愈领导古文运动的充分肯定。在文学方面,《旧唐书·韩愈传》说:“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反“近体”,成“新语”就是指韩愈反骈体、倡散体的古文运动。韩愈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扭转了骈体文独霸文坛的局面,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两汉以来散体文的优秀传统,开拓了散文发展的崭新阶段。他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古文理论,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的散文。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也给了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学革新运动以直接的启示。因此,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之后的最杰出的散文家,被当然地列为“唐宋八大家”

之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位语言大师之一。中国古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主体形象。

在政治、思想、哲学、甚至人格方面,在文学方面“挽狂澜于既倒”的不朽功业,是众口一词,推崇备至,赞赏有加。唐人杜牧就将韩文与杜诗相提并论,称“杜诗韩笔”。宋朝的文学巨匠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文道堪为“百世师”、“天下法”。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韩愈传》中,盛赞韩愈“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晚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为“一代文宗”。推韩愈为“文章盟主”。历代文史大家所论夸称韩愈为“文圣”。

(梁中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