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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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苏轼(2)

凤翔太守是宋选。苏找到任后与他相处很好。判官之职事务并不多,苏轼有四处游历的机会。到任之后,苏轼便在官署之北建了一个亭子,并在亭前修了3个池子,在池中种莲养鱼。池边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树30多株。他又用斗酒换了一丛牡丹种在亭的北面,方寸之内,春意盎然,这表现出苏轼的浪漫情怀。

苏轼嘉佑七年二月,奉诏去所属宝鸡、虢郿、盩厔减决囚禁。公务完成后,苏轼趁便朝谒了太平宫,又游览了楼观、大寿寺、延生观、仙游潭。回来后作诗500言,记叙了他的游历经过,并寄给了苏辙。

这一年,陕西出现春旱,接连数月没下雨,春小麦的生长受到严重威胁。农民们心急如焚,身为父母官的苏轼心里也非常焦急。他询问当地的老人有没有祷雨的地方,老人们说:“从前太白山很灵,求无不应。前几年向传师任太守期间,曾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以后祈祷再不灵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苏轼的博学多才发挥了作用,他从《唐会要》中得知,唐天宝十四年,太白山曾被诏封为灵应公。现在又被封为济民侯,从公爵到侯爵,太白山的爵位实际上是被贬低了。苏轼这才知道太白山之所以不高兴的原因。他立即告诉了太守,他们重新派人去祈祷山神,并许诺这次若灵验就奏请恢复其公爵爵位。他们还专去山上取了瓶水回来。水还没到,就只见风雾相缠,旗幡飞舞,大雨滂沦。大雨接连下了3天,田里的庄稼得救了。苏轼遵守诺言,上奏封太白山为明应公,并重新修了庙。

3天大雨之后,百姓拍手相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这时苏轼修建的亭子刚刚完工,他于是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

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

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文中显示出苏轼不为己功,与民同乐的心情。这篇文章笔致波澜层出,用语传神俏皮,艺术上颇具造诣,是苏轼为后人广为传颂的散文佳作。记叙了喜雨亭命名的缘由。

嘉祐八年一月,太守宋选罢任,新太守陈希亮接任。

苏轼与宋选相处融洽,但与这位新太守却难以共事。陈太守面孔黑瘦,目光如冰,为人严厉,自下民到王公大臣无不畏惧他。士大夫聚而饮酒取乐时,只要陈太守一到,大家立刻不敢放肆谈笑了,酒也喝得毫无兴致。陈太守是四川青神人,是苏轼岳家同乡,按说他与苏轼应有同乡之谊。可是,他觉得苏轼是少年得志,要严加管束,两人的矛盾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苏轼任官多为百姓着想,政绩卓越,为人们称为“苏贤良”。

苏轼起草文稿,是苏轼最拿手的事,陈太守对苏轼起草的文稿偏偏多处涂黑改正,并让多次往返改定。苏轼有时去拜,陈太守他却故意不见,让在门口等候。

此后苏轼不去见太守。

陈希亮太守后在南山之下建了一座凌虚台,请苏轼作一篇《凌虚台记》。此时苏轼正满腹牢骚不满,讽刺全融入文字之中。庆祝楼台建成,说些好话。苏轼首先讽刺太守“未尝知有山焉”,接着说:秦朝的祈年宫、橐泉宫,汉代的长杨宫、五柞宫,隋朝的仁寿宫,唐朝的九成宫,都离此不远,它们原来何其辉煌,何其坚固,结果现在都成了破瓦颓垣。小小的凌虚台,日后复为荒草野田看来为期不远。文章结尾说“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台之初成,为文原是志喜,苏轼却说此台不久要坍塌毁坏的,并引申说台尚不足恃,况人乎?这篇文章上篇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忘记,按情理会引起陈太守大怒,未曾陈太守一反常态,未作一字修改,将此文刻到石碑上。

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与陈希亮之子陈慥相交甚好。苏轼还为陈太守写了《陈公迅传》,传中对凤翔此段经历叙述:“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这表现出苏轼的大度。

《宋史》所记载苏轼任官凤翔期间主要功绩是他改衙规,造福人民。关中在开元以前,百姓是较为富裕的,经过元吴之变后,元气大伤,税、役日重,百姓愈加贫穷。苏轼了解“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陈旧的衙规。规定每年往京师运南山之木都在渭河、黄河水深湍急之时,故而翻船时有发生。一旦翻船,运送者还得赔偿,百姓往往家破人亡。此旧规严重危害百姓。苏轼上书,大胆指斥朝政:“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曰困,官曰贫。”(《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他果断地修改了衙规,规定运木者可自选时间发船。此后灾害立刻减少一半以上。稳定了百姓之心。

苏轼英宗治平元年,任职凤翔判官3年已满。

新主英宗英宗早已闻苏轼大名,次想破格提拔他,召入翰林,任知制法。未想宰相韩价反对,并且说:“以苏轼之才,将来必成大器,自当为天下用。现在朝廷应当大力栽培他,以使天下之士都羡慕佩服他,都希望朝廷能进用他,到那时再晋升他,人人都不会有异议了。现在突然提拔他,天下之士恐怕不以为然,这样对他自己也不利。”英宗说:“那就授修起居注吧!”韩价仍不同意:“记注与制法大体差不多,不能轻易授予他,不如让他去馆阁中工作,这还得经过考试。”英宗很不耐烦:

“考试是为了测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才能,难道苏轼还有所不能吗?”韩琦并不退让。于是苏轼参加了考试,结果两论都入3等。授直史馆之职。

苏轼回京任职,与父亲、弟弟团聚。就在这年五月苏轼之妻时年才26岁王弗病故。老父苏洵第二年4月,又遽然离世。令苏轼悲痛不已。皇上英宗闻此消息,颇感哀怜,特赐银100两,绢100匹,苏轼对这些钱财辞而不受,但求皇上踢一官职给父亲,以使他体面离去。

于是皇上赠苏洵光禄丞之号,又命有司备船载丧回乡,苏轼兄弟再次回四川老家守丧。

治平四年八月,苏轼兄弟合葬父母于“老翁泉”侧。

张方平为撰《文安先生墓表》,欧阳修为撰《苏明允墓志铭》。

苏轼次年10月,居丧期满后,另娶,新娘是前妻王弗的堂妹王润之。

年底,苏轼兄弟还朝。返京之后,他们随即卷入了政治漩涡。

熙宁二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动作很大,在财政、农业、军事、科举等方面建立一系列新法。这种变动损害了当朝者的部分利益,且弄得陈规皆去,人心惶惶,故当朝老臣都对此持反对态度。如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等人在变法一开始就坚决抵制。苏轼是由欧阳修等一手提拔上来的,故他在感情上自然倾向于这帮老臣,站在反对派之列。

苏轼首先对科举变革很不满,熙宁二年五月他上书《议学校贡举状》。

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熟精?

言语文章,与今为熟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

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

神宗皇帝读到这份奏议后,颇为动心,说:“我对此变革,本就疑心,听到苏轼的谏劝,立刻觉得于心释然了。”他当即召见了苏轼,问:“当今政令的过失到底在哪里,即使是朕的错误,你也可以不留情面地指出来。”

苏轼回答,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动,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听罢惊然,他说:

“你所说的‘三言’,我应牢牢记住,常想一想,你今后还有对朝政的意见,千万不要藏在心里,直接指陈即可。”

苏轼退出后,对同僚谈了此事,众臣对皇上虚心纳谏的态度感到欣慰。王安石听说此事,却很不高兴。宋神宗打算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认为苏轼的言论与当今政策不适合,不能担当这个职务。在王安石干预下,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此职专管刑狱之事,颇为棘手,王安石想用这繁忙的事务缠住苏轼,使他无法再干预新政。苏轼在开封府精明强干,处理案件干净利落,声名远扬。

熙宁二年十二月,宫廷下令于元宵节前低价收购浙灯4000盏,禁止民间私下买办浙灯。苏轼感到这是为了宫廷的淫乐而无辜盘剥百姓。他再次上谏。

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了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皇上对《谏买浙灯状》此谏很感扫兴,但他认为苏轼所陈述的利害有道理,下诏免除了这项命令。

苏轼熙宁四年二月,上近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

一个月后,苏轼呈《再上皇帝书》。在这两次上书中,苏轼集中表述:

“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日军,三日吏,四日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与士卒杂处其间,贬杀军分,有同降配,迁徙淮甸,仅匿流放,年近五十,人之怀忧,而军始怨矣。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始解体矣。陛下临轩选士,天下谓之龙飞榜,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思,示不复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怅恨者,以陛下有废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言论对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全盘否定。屡屡上言非难新政,自然很受新党嫉恨。有人劝苏轼“官非谏臣,职非御史”,不要一味“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苏轼回答:“我当初入试时,就在直言极谏科,直谏皇上,我后来每每直谏,皇上竟不以为怒,往往还采纳了。现在我不说话,谁还能说话呢?”苏较早已看到自己的危险后果。

熙宁三年三月春试,吕惠卿为廷试主考官,苏轼等人为编排官。此考试,凡在文章中阿谀新政的得高分,不满直言者取下等。福建考生叶祖洽在卷中说:“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神宗亲取叶祖洽为第一。苏轼对此很不满,说:“叶祖洽贬骂祖宗以阿谀陛上,高取这样的人,何以正风化。”事后他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

“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

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谈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

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

此文上传神宗,神宗将此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大为恼怒,说:“苏轼的确才高,但所学不正,又主怀不满,所以他的文章跌落至此。”他数次请求皇上贬黜苏轼。

王安石的亲戚、侍御史杂事谢景温熙宁三年八月,劾奏苏轼在居父丧返蜀时贩卖私盐,以图获利。老臣范镇说:“苏父死后,朝廷赐银、帛各一百,韩琦赠银三百,欧阳修赠银二百,苏轼一概不受,他怎么会去贩卖私盐挣钱呢?”王安石抓住了苏轼的口实。他八月五日奏上,六日派吏分八路下去调查,凡苏轼所经水、陆路、兵夫、舵式等一一讯问,结果是子虚乌有。神宗熙宁四年四月御批,苏轼任杭州通判。

苏轼熙宁四年夏秋之际出京。他先到了陈州,与兄弟苏辙会聚。苏辙曾多次告诫哥哥苏轼祸从口出的箴言,苏轼此次因屡谏不止被赶出京城,正应了苏辙的警告。

苏轼仍未从中汲取教训。在任杭州通判期间忍不住在诗中发泄他对新法的不满,结果导致在“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

苏辙九月,亲自送苏轼到了颖州,他们去拜见了致仕退休在这里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也是因看不惯新政而请求退朝于此隐居。欧阳修拿出一块他珍藏的石屏请他们观赏,并请苏轼为之赋诗。苏轼当场作《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外诗:“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此诗写得相当有气势。

苏轼盘桓几日,离颖赴杭,师生依依告别。正在杭州的苏轼闻此消息,一年以后,欧阳修病逝。他挥笔写下了《祭欧阳文忠文》,欧阳修病逝:“民有父母,国有警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自己在其门下16年“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伍。泥。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苏轼到杭不久,为政坛倾轧弄得心力交瘁,他决心闲隐于此,纵情于杭州的锦绣山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