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21592500000073

第73章 苏轼(7)

于次年(元佑八年)八月,苏轼的继配夫人王闰之与苏轼共同生活了25年,情深意笃,她逝世令苏轼十分悲痛。在苏轼尚未摆脱悲痛时,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离世,她的离世对苏轼命运影响尤大。太皇太后亲政8年,支持旧派,她对苏轼恩宠有加,数次弹劾都被她搁置一边。哲宗年纪渐大后,对太皇太后的听政越来越反感,他有意与祖母对着干,支持新派,反对祖母所重用的人。太皇太后在世时,尚能稳定形势,她一去世,哲宗亲政,朝纲立即就变了。苏轼就在这个月,被外任为定州太守,这时国事将变,苏轼连见皇上辞行也未被允许。于是留书功谏皇上:为政之道在于疏通下情,不要轻信谗言,改变国策。

初到定州视察军队,边防军务之松弛、腐败令他吃惊。军中偷窃严重,赌博成风,法令不行。苏轼开始惩治违法者,严肃军纪。他深入军营,发现营房多已破烂不堪,苏轼立即上书:“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他向朝廷要来钱款修建军营,安顿军士。

为防战事,苏轼上书请朝廷扶助当地民间的弓箭社。

弓箭社由当地百姓组成,一家出一人,“带弓而锄,佩剑而樵”,骁勇敢战,曾数次击退过敌人。

苏轼离京赴定州前,曾谏劝皇上不要“轻有改变”,他已有预感,随着太皇太后的离世,政局将变。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的党徒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石阝先后弹劾苏轼,所用仍是“乌台诗案”时的故伎。

他们在苏轼的文中寻找证据。苏轼起草的起用吕大防制诏,其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语,这句话引自《诗经》,原为讽刺暴君之作,苏轼用此句被攻击为将神宗比作周厉王,意在诽谤。苏轼起草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中,将神宗当政时司马光退居于洛阳比作“如屈原之在破泽”,这岂不是又将神宗比作了昏庸的楚怀王。

凡此罪状种种,弹劾者要求“明正典刑”,结果苏轼被“落两职、追一官”,即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追回定州太守一官,以“左朝奉郎”知任英州。虞策认为“罪罚未当”,还应重罚,苏轼又被降为左承议郎。

后苏轼又被连续追降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与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被贬的不仅仅是苏轼,在朝的30多位高官被贬。

苏轼被贬筠州,黄庭坚被贬黔州,秦观被贬彬阳,晁补之被贬蕲水,苏轼同党,被重罚。就连已躺在坟墓里的司马光,也被追回赠溢,毁掉碑位。苏轼为司马光所作的称誉有加的碑文当然也被一同毁弃。

59岁苏轼,身体又不好,两眼昏花,左手右臂都不太好使唤。一路之上,苏轼精疲力竭。走到滑县时,定州派来送的人不肯再往前走了,这时惠州前来接的人却还没到,苏轼做官时慷慨大度,没有多少积蓄,此时雇人买马的费用也没有,他们于是被困在这里了。苏轼上书皇上,说自己愿意死在瘴疠横行的岭南,而不愿葬命于途中,成为羁鬼,因此请求皇上恩准他乘船南行。

作为对教授8年的老师的回报,哲宗答应了他这一要求。

乘船比陆行的确舒适多了,但未曾想到船至江西境内时,苏轼的最后一道滴命“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传到,地方官认为苏轼已无权乘船,所以派500兵卒前来夺船。这时正值半夜,船正行至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之处,苏轼央求让他坐到天明,使者答应了。此时大风掠耳,篙师升帆,船顺风飞速驰行,结果天还没亮,船就抵达了南昌。

将苏轼发配到惠州,是当朝宰相章惇的主意,这其中包含着一个险恶的用意。章惇与苏轼原是朋友,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章惇那时为商州守,二人相距很近,相交甚欢。有一次他俩同游南山,经过绝壁万仞的仙游潭,苏轼不敢过悬崖上的独木小桥,章停则面不改色地走到对面,在绝壁上写下“章停苏轼来此一游”,苏轼对他说:

“你以后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回答:

“不顾惜自己生命的人必不会怜惜别人的生命。”苏轼的话今天果然验证了,对元祐旧臣流放迫害即由章停等人所为。章惇了解到苏轼的仇家程之才正在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故意将苏轼发配到惠州程之才的治区。

程之才其实是苏轼的姐夫。苏轼原有个姐姐,名叫八娘。关于八娘,史载不多,只知道她后嫁给了表兄程之才,出嫁后她在婆婆家受尽虐待而死。为此苏家与程家大闹了一场,并与之绝交,两家从此成为仇人。苏轼兄弟当时还小,但后来也一直与程家没有往来。42年过去了,未曾想程之才与苏轼在这种情形下又见面了。程之才这时已经年老,对过去之事已经淡漠,得知苏轼来此,他非但不想存心加害,而且想弥补过去的嫌隙,因此他对苏轼反倒格外关照。二人相处越来越好,42年的积怨终于消除了。章惇算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惠州并非中原之人想像的那种蛮荒之地,这里有山有水,树林茂密,热带水果很多,居民也很热情。苏轼住在合江楼上,俯视溪流山川,心情变得愉悦。

苏辙从合江楼迁出后,在白鹤峰盖了几间房屋,花去了积蓄的一大半。还剩一些,他觉得“书生薄福,难蓄此物”,于是他将钱散到公用事业中了。一是收葬野坟暴骨,使得死人地下安心;二是捐助修了两座桥,便利百姓。

苏轼永远是一个关心现实民生的人。虽身为罪人,但通过程之才他对惠州官事得以了解,他常常热心地为地方官出谋划策,为民造福。

苏轼在湖北时,见农民插秧都坐在可移动的秧马上,极其简便,这样就避免了俯身插秧的腰酸背痛之苦。来惠州后,他热心地向惠州博罗县令林并推广这种农具,并将自己写的《秧马歌》出示给他。林并对此很感兴趣,他带领农民制作并试验,结果效果很好。秧马后来得到农民的喜爱,苏轼在世时,惠州一带的农民都已在插秧时普遍使用秧马。

苏轼根据惠州一带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又建议林抃在河上筑坝,利用水力作碓磨,这样就大大节约了人力。

当地驻军没有集中的住处,他们都散居在市井之中,这样既骚扰市民,集合起来又很拖沓。苏轼建议程之才建造300间营房,集中管理,训练军士。营房落成后,情况果然大为好转。

苏轼发现广州居民饮水一直是个问题,又咸又苦的地下水不但难喝,而且常常导致疾病,致使瘟疫流行。

使向太守****仲推荐了道士邓守安,邓守安有一套引山中涧水入城的精妙设想,其主要方法是用竹管引水。这个设想虽然花费不小,但一但施行可保证城内居民喝上甘例的山泉水。

苏轼晚期词作大少,此时的《蝶恋花》一词: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无论你如何喜爱春天,它都会毫不留情地离你而去:

你多情,佳人却无情,到头来你得到的只是烦恼。苏轼借此隐喻自己对现实政治多情却反被政治遗弃的伤感心理。苏轼最终还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

传说苏轼的爱妾朝云在演唱这首词时,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禁不住泪满衣襟,硬咽不止,苏轼笑道:“这首诗我悲政事,而你又独自伤春了。”朝云是苏轼通判杭州时收的妾,她美丽活泼,善解人意,深得苏轼喜爱。苏轼曾有数妾(这在宋代是很正常的),在苏轼流放南下时,那些妾都先后走掉了,只剩朝云与苏轼朝夕相守。朝云这段时间陪伴苏轼,给了他不少的温馨、鼓舞。然而不幸的是,年仅三十出头朝云不久竞染疾而去。苏轼极为悲痛,他从此不再听这首《蝶恋花》。

苏轼很孤独,但常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前来看他,这给他带来不少温暖。其中最感人的是苏州定慧院的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惠州看望他。原来留在宜兴的苏轼的长子苏迈、次子苏迨等人因长期得不到父亲的音信,十分焦急,整天愁眉不展,卓契顺对苏迈说:“你何苦这么忧愁呢?惠州又不在天上,步行即可到,这样吧,我为你传书问讯。”卓契顺硬是凭着一双脚“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书(归去来辞)赠卓契顺》)。苏轼非常感动,问卓契顺有没有什么要求,他回答:“如有要求,我不会现在来找你。”

苏轼过意不去,一再追问,卓契顺想了一会儿,说:“从前颜真卿在江淮间粮尽时,鄱阳一小校蔡明远前去送米接济他,颜公爱怜他,写一幅字送给他,凭着这幅字,天下人至今还知道有蔡明远这个人,他因此得以留名。我虽然没有米送给你,但我经过了万里跋涉,你也给我写一幅字吧。”苏轼欣然答应,他虽自谦“独愧名节之重,字画之好,不逮鲁公”,还是认真为卓契顺书抄了一份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

卓契顺的目的看来达到了。

苏轼经过官场上多少次的大起大落,升降沉浮,又由于精研佛、道,现在对祸福生死已看得很透,他决不会对目下的惠州之贬哭天抢地,悲愤交加,相反他总是适时调整自己,做到信然自得。一首诗《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阎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这首传到京城,宰相章惇看到诗后。

于是在绍圣四年二月,把苏轼调离惠州。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去吧!

章惇将苏轼贬逐于此,就是要将苏轼迫害致死。

苏轼到儋州后,在给皇上例行的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他已经作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儋州生活条件难以想像。当地黎族人以薯芋、老鼠、蝙蝠、蛤螟等为食。儋州太守张中对苏轼不错,让他住在一处破旧的官舍里,这房子年久失修,到处漏雨,苏轼有一次一夜迁移三次。章惇听说苏轼住在官舍里,立即下令流放之人不许住官舍,于是苏轼被赶出了官舍。

苏轼幸而当地群众的帮忙,在盖房时,太守张中也亲自帮他干。在桄榔树下盖了几间屋,得以栖身。张中竟因优待苏轼而被朝廷革职。

章惇对苏轼迫害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苏轼到儋州不久,他曾打算派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和董必去岭外刺杀苏轼,后遭反对作罢。他于是派董必去岭外察访,走到雷州,随行的彭子民因同情苏轼,流泪劝阻董必:“人人都有子孙,这样赶尽杀绝是要受报应的。”董必有所醒。

感悟,于是没再过海。刺杀苏轼。

苏轼的生活为换得衣食,他连酒器都变卖了,只剩了一只小巧的荷叶杯不舍得出手。为了吃饭,他恳请太守给他一片地耕种,他还想像谪居黄州时那样自食其力,现在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亲自下地劳动,其艰难。

他的幼子苏过这时陪伴着他帮忙。

面临难以忍受的威胁,苏轼的心里很坦然,没有一丝畏难恐惧。从惠州南下时,他在路上碰见被贬居雷州的弟弟苏辙,他还与弟弟开玩笑:“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劝弟弟:“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意思是平时学佛道真心实意,并不是升平时的点缀,真到了困厄之时难道就做不到心胸豁达了吗?苏轼的确能够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超脱地对待现实。苏轼刚到儋州时在杂记中写道: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汪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

“不意尚能相见尔二”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

苏轼这种得之于道家的独特思路在使苏轼在位居高官时不得意忘形,身遭厄运时不绝望沮丧。

苏轼元符二年,又作3首《纵笔》,其中第一首: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头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看来,苏轼对章惇的威权并不在意。他竟再次重复“白头萧散满霜风”一句,并且酒染朱颜,生活得仍不错。

诗人的挣锋傲骨也于此可见。

苏轼在儋州生活虽贫穷,但活得挺自在。他与当地人逐渐混熟,相处很融洽。他养了一条名叫“乌嘴”的狗,这条狗凶猛而又驯服,苏轼很喜欢它,经常牵着它四处游玩。他常去拜访的是当地黎族百姓家,百姓们对这个昔日朝中为官的大诗人也很尊敬。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太婆很富有哲理地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宛如一场春梦。”苏轼觉得很有道理。后来人们都戏称这位老太婆为“春梦婆”。苏轼曾为之诗云:“符老风情老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后世所传的《东坡笠展图》,画的即是苏轼有一次去黎族百姓家访谈,回来时遇到大雨,他只好从人家借来斗笠戴上,又借来木屐穿上。苏轼不习惯穿木屐,他在雨中东滑西歪,引得小儿百姓围看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