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文人传说(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21592800000029

第29章 元代(1)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

从1271年元代建立起,到1368年明朝的建立,它虽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的交融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刘秉忠的传说

刘秉忠(1216—1274),字种晦,初名侃,为僧时法名子聪,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朝大臣,科学家、文学家,草定元初典章礼乐规模制作,官至中书参知政事。著有《藏春集》十卷,仅传诗作六卷。

隐居人道

刘秉忠出生在金王朝统治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刘秉忠的祖先本是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刘李村人,由于世代仕于辽王朝,遂为官宦之家。金灭辽以后,刘秉忠的祖先效命于金王朝,由于其曾祖父被任命为邢州节度副使,刘氏便定居于邢州,从此刘氏一家便成了邢州人。

刘秉忠虽然生于战乱的年代,可是他生而风骨异秀,志气英爽不霸。八岁那年始入学,由于其天资颖悟、卓尔不凡,小小年纪便能日诵数百言。十三岁之时,由于其父刘润为蒙古国录事,便被作为质子送往元帅府。在为质子时期,刘秉忠立志为学,诗文字画,与日俱进,同辈之人,莫可望其项背。十七岁那年,刘秉忠由于家贫,更为了奉养其亲,便不得不去充当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在担任令史时,刘秉忠精明干练,诸老吏皆服其能。

但对刘秉忠来说,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府令史,难以满足他那颗高傲的心,因此刘秉忠常常郁郁寡欢,唉声叹气。

终于有一天,刘秉忠提笔叹道:“我家累世官宦,而今我却汩没于刀笔之间。大丈夫才不遇世,当隐居以求其志耳!”于是,刘秉忠即弃官而去,隐居于武安山(今河北有邢台市西南太行山的一部分),与全真道士一同居住。

全真道,是当时的北方地区道教的三派之一,另两派为真大道、太一道,其中以全真道最盛,在北方的势力也最强。全真道是咸阳人王重阳于公元1153年所创,光大于金末元初。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到达阿姆河畔,在那里安营扎帐,会见了来自远方的莱州(今山东掖县)全真道道土,这个道士便是长春真人丘处机。

这次会见是成吉思汗预先安排好的,他于公元1219年在西征途中就派遣工匠出身的汉族官员刘仲禄去莱州,邀请丘处机来讲授长生之术。丘处机作为全真道的领袖,也作为金朝汉人地主的代表,于公元1221年跋涉来到了蒙古军刚刚占领的撒马尔罕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下,与成吉思汗会见。公元1222年3月,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第一次在阿姆河畔的营帐相见。10月,成吉思汗又一次召见丘处机,论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译。当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寻问长生不老之术时,丘处机诚恳地告诉成吉思汗:“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丘处机还针对当时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掠夺政策,一再阐述自己的封建政治观点,要求成吉思汗治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这次会见之后,成吉思汗指令耶律阿海把丘处机的谈话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并赐给丘处机一纸诏书,下令免除道士的赋税、差发。这次会见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使全真道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佛、道两教并重的蒙古贵族统治初期,道教的地位开始高于佛教。

刘秉忠隐居武安山之时,正值全真道的盛期,他与全真道道士居于一处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与全真道道士相处的这段日子,极大地影响了刘秉忠的生活,以至于他后来自号藏春散人,甚至连他自己的文集也名之为《藏春集》。这一切无不深刻地打下了道教的烙印。

公元1238年,有名的大法师虚照禅师主持天宁寺,当他听闻刘秉忠行高节端、才高于世,便派遣弟子颜仲夏招其为僧。因为刘秉忠擅长文词,虚照禅师便让其作了书记一职,刘秉忠本人也取法号子聪,后人称他为僧子聪。后来,刘秉忠跟随虚照禅师云游,来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市),留在南堂寺修行。在这段时间里,刘秉忠尽其所能,博览群书,特别精通《易经》及邵氏《经世书》,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奇门遁甲之类,也无不精通。除潜心读书之外,刘秉忠的诗赋、书法、音乐等方面的天赋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刘秉忠所作的诗章乐府,都是脍炙人口,他的书法效法颜真卿的正楷、二王的草书,有口皆碑,当时人把他的音乐才能誉为“得琴阮徽外之遗音”,声声皆妙。刘秉忠在出家隐居期间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成为当时群儒为之翘首的学者。

刘秉忠在出家隐居期间对于道教有一定的研究;后又入寺为僧,对于佛教更是精通;加之他原有的儒家文化功底。使得他年纪轻轻便成为学兼儒、佛、道三家的学者。由于他也多才多艺也自然而然将他推上了学术领袖的位置。

一言心语

年纪轻轻便集儒、佛、道于一身,真可谓全才。刘秉忠不愧是当时学术领袖。

关汉卿的传说

关汉卿,号已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戏剧家。与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合称“元曲四大家”,并位居其首。他一生“不屑仕进”,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多才多艺、能写会演、风流倜傥、豪爽侠义。是当时杂剧界的领袖人物。

著有杂剧六十部,现仅存十八部,其中曲白俱全者十五部。所作大曲十余套,小令五十余首。他的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本色而精练,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作品主要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

调适心态倜傥不羁

关汉卿的前半生。是在血与火交织的动荡不宁的年代中度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关汉卿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把《周易》、《尚书》等典籍的句子顺手拈来,运用自如。

不过,他又生活在仕进之路长期堵塞的元代,科举废止、士子地位的下降,使他和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难堪境地。和一些消沉颓唐的儒生相比,关汉卿在困境中较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态。他生性开朗通达,放下土子的清高,转而以开阔的胸襟,“偶娼优而不辞”。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套数,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既是对封建价值观念的挑战,也是狂傲倔强、幽默睿智性格的自白。由于关汉卿面向下层、流连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杂然并陈的民间文化的滋养,因而写杂剧,撰散曲,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运用民间俗众的白话,三教九流的行话。而作品中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在流露着下层社会的生活气息与思想情态。

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笼罩朝野而下层民众日益觉醒,反抗意识日益昂扬的年代。在文坛,雅文学虽然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但它毕竟浸入肌肤,余风尚炽,而俗文学则风起云涌,走向繁盛。这两股浪潮碰撞交融,缔造出奇妙的文化景观。关汉卿生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戏剧创作及其艺术风貌,便呈现出鲜明而驳杂的物色。一方面,他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切,对大众文化十分热爱;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他认同儒家仁政学说,甚至还流露出对仕进生活的向往。他一方面血泪交进地写出感天动地的《窦娥冤》,另一方面又以憧憬的心态编写了充满富贵气息的《陈母教子》。

就其全部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而言,既不全俗,又不全雅,而是俗不脱雅、雅不离俗。就创作的态度而言,他既贴近下层社会,敢于为人民大声疾呼,又是一位倜傥不羁的浪子,还往往流露出在现实中碰壁之后解脱自嘲、狂逸自雄的心态。总之,这多层面的矛盾,是社会文化思潮来回激荡的产物。唯其如此,关汉卿才成为文学史上一位说不尽的人物。

一言心语

作者有独特的个性,深邃的思想。才会有好作品问世。关汉卿的作品就像他本人那样。确是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

巧言脱险

民间传说,元代的关汉卿因为编演《窦娥冤》,得罪了统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关汉卿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走。途中,他遇到几位捕快。

班头问:“你是干什么的?”

关汉卿顺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统领千军。”班头明白了:“原来你是唱戏的。”关汉卿又吟道: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台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班头见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问道:“你是关……”关汉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班头本来爱看戏,特别爱看关汉卿编演的戏。知道眼前这人便是关汉卿。捉他吧,于心不忍,不捉吧,五百两赏银便没了。关汉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顺口吟道:“台头莫逞强,纵得到厚禄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眼下何足算,到头来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

可能是这首诗打动了班头,他便对另几名捕快说:

“放人吧,这是个疯子。”

关汉卿就这样脱了险。

一言心语

在危急的情境下,灵活的思维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而灵活的思维来自于镇定从容与博学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