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去认识，这显然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巨大差距，同时，这种差距也从根本上遏制了我们的创造力。企业家的组织使命感如何，直接影响着组织的创建与维护。而这种创建与维护又直接影响到企业创造价值能力的强弱。
那么，作为企业家精神层面的组织使命感，它会表现出哪些特质呢？在过去的10年中，我观察和分析过中国百名以上的企业家。同时，也带着这个命题与上百名企业家作过讨论与交流。多数人表示，之前他们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在经过讨论以后，我们一致的答案是：科学、民主、纪律。大家认为这六个字应该成为企业家组织使命感的核心特征。同时，同意这个答案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还没有在这三个方面做好。我们还一同寻找，是哪些东西妨碍企业家在组织使命感方面的正确表现？结果，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些认识。
一是企业所有者的地位导致企业家凌驾于组织之上，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企业主意识。怀有这种意识的人，还远没有资格被定义为人们尊重的那种企业家。在这类人的意识中，会时刻认为企业是自己的。因此，他们可以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老板在抱怨自己的员工不够敬业，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打工文化”。这些老板拼力采取薪酬、股权的激励方法，也在企业内部大力倡导企业文化建设，但看起来对“打工文化”的改变，依然收效甚微。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老板本人的企业主意识没有改变。当老板的企业主意识不能改变的时候，这家企业所有人的意识与行为，都注定只会是雇员。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我们民族深厚的封建文化传统，有时候会使得老板自觉不自觉之中，很乐于享受当家长甚至是当统治者的感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奢望。它必然受到致命的扼杀。而一旦一家企业的民主精神无法建立，那么，它聚集人才并且令人才能够有所作为的能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最终，这家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将是十分有限的。
很多年以前，个别外国学者将中国定义为一个无法组织起来的民族。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对中华民族的组织性也有过痛心疾首的批判。中国企业相比于西方企业，技术、资金、管理的差距，固然都是其需要面对的艰苦挑战。但是，真正巨大的挑战，是中国企业的组织精神。因为，只要中国企业不能创建先进的组织，所有上述挑战，就都不可能赢得胜算。而企业的组织精神、企业家的组织使命感和民主意识，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以他们的勤奋和坚忍，为中国摆脱贫穷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存有封建文化的传统烙印。在服务经济时代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多重价值创造能力的时候，企业家民主精神的缺失，会使得企业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从而落伍。这是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一些人认为，如何制约企业家凌驾于组织，是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或者也叫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这种认识放在纯粹组织角度去判断，当然毫无疑问是对的。但如果更深刻一些去分析，我仍然愿意将它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事实上，企业家精神的组织使命感，对一家企业民主精神的创建与维护，是现代企业制度能够顺利构建和得到维护的基础。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企业家组织使命感中的科学精神。应当看到，企业家是一个经验丰富、嗅觉灵敏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特殊群体。叛逆与创新的本能，有时会使他们产生许多超出常规的思维与举动。他们是精英群体，所以在很多时候，常人不能够理解他们。然后，企业家们特别愿意接受人们说他们孤独。但是，经营企业的业绩，以及大量的决策管理经验，也许会使他们自以为是，会让他们走向对经验的迷信。然后，他们会违背规律。所谓科学精神，究其根本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什么是规律呢？譬如用人之道：企业要用能人，这会是所有企业家的共识。但怎样用能人呢？有的企业家依赖能人，也有人依靠但不依赖。显然是后一种做法，对企业更负责任，也尊重了企业持续发展的规律。还有，企业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对人才的使用。它还必须育人，必须是人才工厂。这也是规律。我们很难相信，一家不具备育人功能的企业会人才济济。同样，我们也就无法期待这样的企业，会具备很强的多重价值创造能力。
我们有时候会拘泥于一家企业的决策方式和决策流程，并据此来判断这家企业的科学精神。其实这些都只是表象。企业家组织使命感的科学精神，核心表现在对企业本质的尊重上。而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在战略管理方面，同样也有科学精神的问题。我在2006年曾考察研究过山东一家小型公司。这家企业所置身的行业，全国市场规模每年只有200多亿元，每年有超过20%的增长。这家企业年销售收入5亿元左右，居行业第二位，并且净资产收益率与利润率很高。这说明行业竞争集中度很低，也预示着未来这个行业可能产生以并购为主要手段的行业整合。按经验，这家企业只要保持比行业更高一些的增长率，它就能够始终站在行业前列。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判断。因为，它忽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忽略了这个行业高额的回报对于潜在竞争者的巨大吸引力。科学的判断是，在一个规模较小的行业中，竞争集中度加速提高是必然趋势。企业自我滚动式的稳健发展，也许就是企业最大的危险。创新经营是这类行业中企业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业务增长方式的改变，通常是一个挑战经验的课题。在服务经济的环境中，企业在制定战略时，优先的不是关心企业自己想要什么，而是研究客户想要什么。这里面，同样涉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问题。
我们讨论的第三个议题，是有关企业家组织使命感的纪律部分。最初，与我进行讨论的那些企业家，会把思考重心放在遵章守纪等一些现象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些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它只关系到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是一个低层次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站在企业家组织使命感这样一个高度上，去衡量企业家的纪律应当体现在哪里。这种纪律性的构成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公私分明，另一个是牺牲精神。在公私分明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家对公司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处理。我们需要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资本市场日趋活跃与繁荣。针对企业家，期权股权激励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那些创业有成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的企业家，可以透过发达的资本市场，使自己的创业成果获得十倍甚至百倍的财富放大效果。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参加并热衷于这样的财富游戏。反过来，资本市场以一种杀鸡取卵的投机态度，对那些公司提出苛刻的短期业绩要求。公允地看待这件事情，产权制度对企业家价值的尊重，无疑是一种巨大创新与进步。而同时，资本市场的急功近利与财富效应，也对企业家方向上的迷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忽略了服务经济对企业作为长跑选手的要求。他们拼力追求速度与短期效应。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财富英雄而引起世人关注。巨额财富对于他们，除去数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由财富带来的社会尊敬，是他们非常需要和享受的。他们在抱怨资本市场苛刻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资本市场。企业家在这样的矛盾中，违背了企业长期发展的纪律要求。严格说，这是企业家的个人私欲在作祟。我们不应该像造神一样去要求企业家，没有几个企业家会为长期责任牺牲一切短期利益。所有企业家，都会谋求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或者任期内获得社会尊敬。这是一个企业家的公与私问题，也是境界问题。所以，对于企业家最客观的评价，应当是在他离任几年之后。
服从企业长期利益要求，是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纪律要求。我们看一看对金融危机负有罪责的那些华尔街精英们，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和不断放大的金融杠杆，导致了大量的银行倒闭和大批员工失业，为什么呢？雷曼兄弟也好，高盛也好，它们制造了如此之大的灾难，是因为什么？私欲使它们违背了金融业风险控制的铁律，乃至违背最起码的职业操守。中国的黄光裕、黄宏生们同样如此，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四通集团，它的创始人******绝对是一个有思想的企业家。但他的个人抱负是从政参政，四通集团也为他的政治追求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民族有崇尚政治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企业家都具有政治情结。作为公民，作为经济界的成功人士，参政议政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以企业利益作为代价，这便成为公私不分的纪律问题。企业家要恪守本分，心无旁骛。这个本分就是公私分明的纪律。中国知名的地产企业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一向以思想深刻、特立独行而获得社会关注。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社会各界齐伸援手捐款捐物。善举之外，也确有以捐款多寡行攀比炫富之人。王石恰在此刻发表言论，抒发“不应以善举之名增加企业与个人负担，行善不在多寡”的主张。此言一出，引来社会各界口诛笔伐和政府官员的斥责。或许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人，王石的一己之言无可厚非。即便作为一个企业家，王石的言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令人深思的一面。但显然，王石太率性了，这同样违背了恪守本分的组织纪律。呈一时口舌之快，伤害了企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公私不分。尽管王石本人与万科集团事后都做了各种补救性工作，但此番言论对万科集团以及王石自身的伤害，已经无可挽回。
那么，怎样理解企业家的牺牲精神呢？大多数企业家会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承认自己是“为经营事业而生存的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除去经营事业的快乐之外，就没有别的生活要求。企业家不应该并且也很难成为禁欲主义者。这个世界本身就很难有绝对的禁欲主义者，只会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不同的欲望而已。我们仍然需要，从企业创造价值的规律，去认识企业家的牺牲精神。比较而言，在以产品价值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社会中，企业创造价值的方法与过程相对简单。企业家需要承担经营风险，需要殚精碣虑。但竞争不足的环境也为企业家本人提供了更多人性化的生活空间。换言之，他们在组织使命感方面，还不需要具备很强的牺牲精神。例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已经过去的20年间，竞争的严重不足以及价值创造过程的简单粗放，使得这个行业的企业家有着充分的个性张扬空间。他们可以登山，可以航海，可以演电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当思想家……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时尚的生活方式领导者，是由他们充当的。完全从纯人文角度去看，他们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其他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这种个性张扬的潇洒几乎是无法存在的。那些行业的企业家需要更多的牺牲，他们难以获得类似的自由。我从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房地产行业幼稚的比较。因为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如20年前，中国有100家新创办的房地产企业，那么今天可能还有80家活着，并且赚到了钱；而20年前，中国有100家新创办的高科技企业，或者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今天还会有多少存活下来呢？这并不说明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有多少过人之处，只能说明这个行业的幼稚。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印证了价值创造过程简单，对企业家牺牲精神要求也相对较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