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学派的大师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G．Levi Strauss 1908～）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当他1934年转向人类学研究时，利用担任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机会，多次深入巴西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1938年6月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又率人类学考察小组到巴西内陆的马托格罗索高原等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田野调查。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加上受到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从而创立了结构人类学的学说体系，把长期以来僻居于欧洲理论文明边缘的人类学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社会与文化思想界的核心圈子中。同时，由于结构人类学派能够抓住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性核心——结构，能够掌握方法论的过程——模式化，因而往往略胜一筹于其他学派。[9]
——象征人类学学派的大师维克托·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 1910～1983）从事人类学研究后，于50年代初在赞比亚的恩第布部落作了近30个月的田野调查。60年代他从英国转到美国大学任人类学教授时，又曾经远赴非洲、欧洲、中美洲、印度及日本等地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特纳创立了“象征人类学”学派，他的论着也被“公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所出现的最佳论着之一”。[10]
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们靠田野调查起家，中国人类学界的前辈们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如：
——岑家梧（1911～1966），生前为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曾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事艺术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着有《史前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
——费孝通（1910～），现为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而从未放松过田野调查。他根据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其他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着作，以及近十几年来对小城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江应梁（1909～1988），生前为云南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特别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对云南的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作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着有《傣族史》等。
——梁钊韬（1916～1987），生前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任首任系主任。他一向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着有《中国民族学概论》（合着）、《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等。
——李安宅（1900～1985），1934年至1936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对美国印第安祖尼母系社会进行了田野调查，发表了《祖尼：母系社会研究》，对美国人类学家史蒂文森（M．C．Stevenson）和邦泽尔（R．L．Bunzel）等人对祖尼人研究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对人类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回国后曾对藏族的宗教进行了田野调查，出版了《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
——李方桂（1901～1987），对中国壮侗语族的许多语言和方言进行了开创性的田野调查，其中也涉及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着有《比较台语手册》、《龙州土语》、《莫话记略》等，成为中国非汉语言研究的开创人和奠基者。
——李景汉（1894～1986），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教学。他主持的定县社区调查，对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此外，他还对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过田野调查，着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等。
——林惠祥（1901～1958），生前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对东南亚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多次田野调查，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着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中国民族史》等。
——林耀华（1910～），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曾深入福建汉族聚居的乡村，以及彝族、藏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着有《金翼》、《凉山彝家》等。
——凌纯声（1901～1981），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并深入各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其关于东北的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及着作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佳作。他的着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潘光旦（1899～1967），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他在50年代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以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家族的民族认定起了重要作用。他着有《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
——许烺光（1909～1996），1977年～1978年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长期在中国的中部、北部和西部、南部及美国夏威夷华裔居住区、印度、日本等地进行田野调查，首先提出“心理人类学”的概念。他着有《中国南部家庭的功能》、《祖荫下：中国亲属关系、个性和社会流动性》、《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等。
——杨成志（1901～1991），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30～40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及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1928年率先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之后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着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海南岛苗黎调查》等。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一句话，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纵观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史，各学说、学派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本土化问题，不能不特别慎重地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重大使命之一。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和规律的学科，必须以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为己任。所以，人类学从本质上说是属于人民的。当前，面临世纪之交，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人类所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都需要人类学家们作出解释和分析，给出答案和对策。因此，说到底，人类学本土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而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人类学必须走向人民、走向社会，而不应该是走进书斋、走进象牙塔。而走向人民、走向社会就是走进田野进行调查，不断地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和规律来。只有这样，人类学才会回归人民，回归社会，才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尊崇，也才有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显学。
徐杰舜在《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一书的“跋”中曾写道：
当前在占有世界上1／5强人口的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迅速转型为人类学提供了最大最丰富的田野研究场所，中国人类学家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空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展开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出不愧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坚信，这种从田野中来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对正在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作出实证的、客观的说明，更能如乔健先生在他的着名论文《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曾说过的：“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论题用中国的新的案例来确认或诠释，或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或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论题，使现代人类学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洗礼之后，它会变得更有世界性，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11]
面对中国人类学的崛起和走向世界，我们对此更是充满了信心。人们看到人类学正在中国重新崛起，中国人类学正在走向世界。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的这一发展趋势，我们特编辑出版“人类学文库”，不定期地出版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着作，以及其他关于人类学研究的着作，以推动人类学的本土化，使人类学更好地为中国人民的生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徐杰舜 周大鸣
1999年5月28日
徐杰舜，男，1943年出生于湖南零陵，祖籍浙江余姚，1965年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兼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并为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美国《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杂志编委；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是《汉民族发展史》、《中国民族史新编》，主编《汉族民间风俗》、《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等。
周大鸣，男，1957年生，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美国《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杂志副主编。代表作是《现代人类学》、《中国乡村都市化》、《现代都市人类学》等。
注释：
[1]Tylor，E．B．Anahuac：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Ancient and Modern，London：Longman，Green and Roberts，1861．
[2]Tylor，E．B．，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London：John Murray，1865．
[3]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5页。
[4]另一说为1871年，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5页。
[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14页。
[6]摩尔根着，保罗·博安南序，李培茱译：《美洲土着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965年版，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7]转引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73页。
[8]Brue．L．O．etal；One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Ps． 118～14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转引自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45页。
[9]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5页。
[10]Henry G．Barnard，Victor Turner：A Bibliography（1951～1975）．Anthropologica．N．S．17（1～1）（1985）．P．107．转引自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64页。
[11]《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