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一部分。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的整合，也即秩序问题，主题是社会团结问题。这个主题包含如下问题：众多个人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如何达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共识？他在1893年写的《社会分工论》中论述“社会团结”中的概念时指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而当代德国着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对社会整合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界定，他将社会系统，分为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整体社会系统三个相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系统。他认为：社会整合是消除系统破坏性倾向的过程。功能分化社会的整合，不再像以后的社会，透过基本价值或道德的共识，而仅是基于相互差异的尊重和依赖。因此，社会的整合越来越不是因为共同的理念和标准，而是由于各次系统之间相互尊重和不干扰。相比之下，杜尔克姆的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的结果是“社会团结”，卢曼的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的过程是要“消除系统破坏性倾向”，具体做法是“各系统之间相互尊重和不干扰。”由此得到启发，所谓整合，就是随着族群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族群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
贺州的汉族族群经过长期的多元磨合，无论是从宋代至明代迁入贺州，并吸收、融合了瑶族成分而形成的本地人，还是从宋代至明代迁入先经珠江三角洲，后辗转定居铺门的铺门人，还是由明代瑶兵汉化与部分汉人融合而形成的都人，还是明代迁入的鸬鹚人，还是清代迁入的客家人，还是清末从广东迁入的船家，以及近现代迁入贺州的广府人、湘人、桂柳人等，虽然各自都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边界和族群认同，但是在族群互动中，经过长期的磨合，不断地消除了“系统破坏性倾向”，即在互动中由冲突走向整合，这在贺州集中地表现在来土之争上。
贺州的来土之争，就是早迁入贺州的本地人、都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冲突。查贺州的历史，以及《贺州市志》（1999年清样稿）虽然不见有来土之争的具体记载，贺州历史上也没有发生来土之争的重大事件，但族群之间的歧视过去一直存在，这集中表现在取污名上，客家人骂本地人为“死本地”，“本地仔”，从心理上感到“看到本地仔就烦”；骂都认为“拐人”、“狗都人”。而都人则骂客家人为“矮子佬”、“挽死佬”。据罗树杰在三加村的考察，三加村的东木园、苏茅坪和三加寨3个自然村为客家人所聚居，萝卜滩为都人的聚居地。过去由于来土之争的影响，形成了客家人与都人之间较深的隔阂，往来较少。据说前几年萝卜滩的一个男青年看中三加寨的一个姑娘．托人去提亲被姑娘家里人一口拒绝。另外，萝卜滩的人对三加寨的客家人也有成见。有一次雨天三加寨的一个青年从八步骑摩托车回家，路过萝卜滩时扬起一些脏水溅到坐在路边的曾姓人，他们直追到三加寨说是要打骑摩托车的青年，并引出许多三加寨的人出来帮助劝说，直到骑摩托车青年的父母出来向曾姓人道歉，才平息了事态。但是经过族群的互动，现在同处一个村的客家人与都人的关系逐渐协调一致，萝卜滩的都人男女老少都会讲客家话，萝卜滩有10％的新娘是客家人。更有意思的是，在贺州这几年流行的同姓认同现象，汉族各族群普遍认为同姓都是同宗。如三加村黄姓客家人认为他们与临江对岸的黄姓鸬鹚人也同宗，是“共八分九”，第八世为一家人，第九世才分开。所以，凡是黄姓祠堂、祖宗神牌都写“江夏堂”，门楣都写“千顷第”。黄姓如此，李姓也如此，三加村苏茅坪李姓属钟山县西湾镇、贺州八步镇5个村子联合的“西八坪分会”，其中就包括了李姓的客家人、本地人和都人。
我们从整体上考察贺州汉族的族群关系，可以看出它是沿着在互动中磨合，在磨合中整合的轨迹发展的。本来互不相干的贺州汉族族群多元磨合中的整合，除了交流文化，交流思想和情感，从而达到和谐一致，相互依赖而成为一个整体，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民族意识上整合为一体，即对汉族身份的认同。
贺州汉族族群对于汉族身份的认同是贺州汉族族群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为一体的标志。众所周知，族称作为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标志，它不仅是一个表现的符号，而且还是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中反映。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就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以及对自己和周围关系的意识，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过程。民族自我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有认同性、相对性、内聚性、自主性和稳定性。[4]贺州的汉族族群虽然各有来源，且又各有文化边界，但是通过互动和磨合，不仅他们之间的冲突逐渐被和谐所取代，而且大家又共同认同汉族的民族身份，多元的贺州汉族族群整合为一体的汉族，这就是贺州族群关系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为一体全过程的结果。
以小观大，从贺州汉族族群的多元磨合到整合一体，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汉族在全国各地有无数的族群，有的族群来源还十分独特，如甘肃永昌县的“罗马人”，据传他们是与公元前53年与恺撒、庞培同为三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率倾十万罗马军队与罗马在东方最强大的敌人帕提亚王国（安息）的精锐骑兵发生激战而败，所部仅有第一军团一部死战突围东逃，归附了正与汉帝国争霸的北匈奴郅于单干。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大胜匈奴，这批罗马人被俘获，并被安置在骊马干县（永昌境内古县名）。现在这些所谓古罗马人的后裔，虽然金发白肤，高鼻深目，但是这些所谓罗马人的后裔无论习俗、语言，乃至他们身上的质朴与浮夸、都是纯中国农民式的；他们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汉族。[5]但是，多元磨合的结果，是不分南北，也不分东西；不分北京人、上海人、天津人，还是河北人、河南人、湖北人；也不分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还是昆明人、兰州人、天水人；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汉族的许多小族群在认同自己族群身份的同时，又认同汉族的民族身份，从而才整合为一个族群结构复杂的“多元一体”的汉民族。因此，贺州汉族的族群关系，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一体，正好是中国汉族族群关系的一个缩影。
二、贺州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从族群概念的意义上来看，贺州汉、壮、瑶是三个族群。但是从民族概念的意义上来看，贺州的汉、壮、瑶作为中国政府法定的56个民族的一部分，确定了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认可，从而使族群关系转化为民族关系。
贺州民族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磨合到整合的过程。
前述壮族迁入贺州的主要原因是明代政府为了镇压瑶民起义而将桂西的壮族组成“俍兵”入贺征剿，从而形成壮、瑶两个民族的武装冲突；其后的汉族迁入贺州，虽然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但是从徐桂兰对鹅塘镇盘谷村的考察可知，历史上首先入住盘谷的是壮族，特别是韦姓壮族一支。据1995年6月所修的盘谷《韦氏列宗谱录》记载：韦氏壮族人始居盘谷有“战留”一说及“逃留”一说。“战留”，即始祖为平叛战乱率兵入贺，战后留居贺地，其中一支分居盘谷；“逃留”即逃荒、逃难而留居盘谷。不管那一说为真，壮族先定居盘谷是无疑的。
当壮族定居盘谷后，汉族亦迁入盘谷。这一先一后，为了土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纠纷和冲突。故至今在盘谷还流传的汉族迁入盘谷时从壮族人手中巧夺地盘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盘八围争地》：
相传在盘八围居住的的姓之族有60多户人家，且入丁兴旺，家势不凡，是当时当地最有势力的一支壮族。他们拥有山脚下大片的良田、土地。是当地占地最多的一个村子。
后来有汉族人袁氏入居盘谷，袁氏只因后到盘谷，发现好田地已不多，但袁氏祖上是在朝为官的，后来经商做生意有些钱财，故动了买田置地的念头。袁老太爷也看上了盘八围的良田土地，即与盘八围协商买地。盘八围答应卖一部分田地给他，双方就此写下了地契。就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往来甚好。袁老太爷将一女儿嫁给了盘八围人家当媳妇。在媳妇过门后的三朝回门时。袁氏媳妇将公公所藏的地契偷偷带回到娘家，袁老太爷即将地契所写的“山不连田”一改为“山下连田”。就这样将盘八围寨子的所有田地全都占了下来。“围”姓全族不服而与袁氏打下了一场争地官司。但最后的结果是以围氏证据不足而败诉。围氏族人为此入狱的入狱，死的死，逃的逃，据说当时因吃官司逃往新加坡围氏人的后裔，现在尚有健在的。仅剩下三户的姓留在盘八寨。后因家族势力荡然无存，只得将“围”姓改为“韦”。[6]
在贺州汉、壮、瑶三大民族的迁徙史上，形成了瑶族最先入贺，壮族为征剿瑶民起义而人贺，汉族入贺又挤占了壮族所占的土地的恶性互动，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互动的态势既反映了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以夷治夷”手段的残酷，也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势力对少数民族欺压手段的卑鄙。在这种态势下，贺州的民族关系表现出来的是不平等的关系。
1．贺州的民族关系在互动中磨合
解放后，党和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平等政策，引导了贺州汉、壮、瑶三大民族的互动向良性方面发展。解放50年半个世纪的互动，贺州壮、汉、瑶三大民族交流了文化，交流了思想和情感，沟通了心理，仍以盘谷村壮汉互动的磨合为例，昔日为汉族骗取壮族的土地而结了怨的盘谷村壮、汉两族的后代，坐在一起一边向我们坦荡地讲述着《盘八围争地》的故事，一边向我们详细地介绍盘谷村壮汉互动磨合的生动情况，表现得极为悠然、融洽。而我们在考察都江村时，与我们一起吃饭的都江人有瑶族、壮族、客家人，大家在席间说说笑笑，时而讲普通话，时而讲桂柳话，时而讲客家话，时而讲瑶话，彼此间称兄道弟，直至深夜方散。
（1）汉、壮、瑶族服饰互动的磨合
早时壮族是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的，现在只有老年妇女将原先具有壮族特色的服饰珍藏在箱底，平常已看不见有人穿戴了。据被调查对象50岁以上的人都说，以前他们小的时候还看见大人们穿过，裤子就是自织机制作的宽脚大档长裤、白布作裤头，男女一样。男性穿短对襟，布扣衣服，有些穿长衫，女性衣服亦粗布对襟，不过衣服门襟及下脚边滚绣花花边。自20世纪50～60年代后壮族与汉族已不能从服饰上区分了，不论男女老幼都与汉族穿戴一样，所以许多壮族人都说：“我们已经汉化了。”
瑶族的情况如何呢？现在盘谷及附近明梅村的土瑶看上去虽然保留自己的本族特色服饰。不过只要你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也在悄悄地接受了一些汉族服饰文化，至少可以说受到了汉族服饰文化地冲击了。土瑶服饰是这样的，妇女剃光头，戴桐木皮制作的罗斗状圆形帽，以白纸染成黄或绿色贴于帽的外沿，油光油亮，再用黑色画上一条条竖线，之后糊盖上透明的玻璃纸以保护，在阳光辉映下闪闪发光。帽顶上叠沓覆盖10至20条对折毛巾，毛巾上用色彩书写有情歌或字作装饰；用红、黄、青色3种毛线从帽顶沿两侧直捆下巴系稳。节日或参加婚礼时帽顶覆盖的毛巾更多，并垂吊珠子十余串。穿青布长袍，长至脚踝，无腰身，分三片，前后襟两侧开岔，直至腰带处。无扣，用青带束腰，束腰后成前后两大片，前襟下端左右角折叠掖于腰带中，形成三角形前襟。不着长裤，只穿裤边绣有几何图案的短裤衩，小腿裹毛巾，大腿裸露。现有部分女青年改穿西装衣裤。土瑶男子一般用3至4条毛巾裹头，参加婚礼时增至十条左右，上穿四个口袋的对襟布扣短衫，短衫长仅一尺二寸左右，只齐肚脐，下摆肥大前翘，一蓝一白搭配，白里蓝外，下穿裤管口径1．4尺的长裤。在参加婚礼等集体活动时，胸前垂珠数十串，重达十余斤。
但现在大凡到盘谷赶墟都可发现土瑶的服饰已隐约露出一些现代的气息，不论男男女女的瑶胞脚上都已换上了解放鞋，有些还穿上了百货大楼买的新式布鞋，夏天也有穿塑料凉鞋的。不时也可发现部分青年瑶妹们穿上了西装长裤。最突出的在土瑶妇女的青布长袍里都露出了棉毛衫衣领或五颜六色的确良衬衣领子。在盘谷墟市上开了一家门面做小百货生意的明梅村土瑶妇女索性一身的汉族打扮。要不是盘谷村书记作介绍哪里认得出她是土瑶同胞呢！
民族服饰虽然有崇宗敬祖，强调礼仪伦常，求吉求利，区别身份等级，甚至可以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的功能，但是服饰最重要的功能还是作为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属于各民族独有的心理状态的视觉符号，从而成为表现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标志。它往往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体现着民族整体的心理和传统，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强调同一民族之间的内聚性和认同心理，在这种民族标志性层次上互动磨合到壮族与汉族已不能从服饰上加以区分，可见磨合的广度和深度已非同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