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人去“荟茗萱”喝茶，这家茶楼是小城最优雅的场所。都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做的工作却是五花八门。有搞武术的，有搞经济的，有做生意的，还有作家。性格也是各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搞武术的比较文静，笑眯眯地静坐，谁讲个故事就很配合地点头微笑。作家是最不稳重的，主要是作家是个穷作家，来这种消费较高的场所一般情况是借光。看到这么好的地方就掩饰不住兴奋，前窜后跳的比较活跃。
茶艺表演过后，大家开始品茶。作家说能换个大碗吗，先弄个水饱，一会儿回家省饭了。服务员一直抿嘴，憋着笑。还差一人，孟哥在家里开了书法班，下课以后才能来。大家说边喝边等。等人的时间过得很慢，作家就提议，咱们讲点啥吧。
讲点啥呢？练武的就说，头一次来这样高雅的地方喝茶，咱讲点吃的吧？这个主意好，作家说，服务员有尖椒干豆腐吗？来一盘先垫吧垫吧。服务员摇头，低着头不笑出来。其他人忍不住，全笑了。
有人提议，这次轮到大徐先讲，每次他都抢不上槽子。除了作家以外，其他人都赞成。作家早想好了一个故事，想先声夺人。平时作家的话多，讲的故事也多，大家不知道这哥们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久而久之，就对作家的品格产生了质疑。四比一，作家只好让步，叫大徐讲。
大徐卖个关子，说抓不着主题，我想想。
大家喝了五分钟茶，大徐慢悠悠地说，我想起来了。讲一段我们当知青下乡时候偷吃香瓜的故事吧。
知识青年下乡在广阔的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也是那拨的知青。我们在辽西一个叫杨树沟的山村插队，那有个治山队。我们十五个知青住在一起，南北大炕。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自然很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村干部也很重视，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我们的知青生活，不像书上和电视剧里写得演得那样痛苦。日子虽然清苦点，可那段岁月很值得回忆。说到这，我得给作家提个建议，不能不深入生活胡编乱造。你们说是吗？
我接着讲故事。
白天在地里劳动，大家都是小青年，打打闹闹地，也不觉得寂寞。一到晚上就不成了，总得搞点娱乐活动。我们知青点的小伙子有个叫“过五分”的。“过五分”在我们知青里是最富裕的，因为爸爸是国家干部。下乡的时候，他的手腕子上就戴块崭新的上海全钢手表。在阳光下明晃晃的，他好显摆。有人问他几点了，他故意不告诉人家，只说：过五分。
过五分？到底是几点过五分？问的人纳闷，他就故意夸张地挽袖子看表，看人，然后才告诉你三点过五分或者五点二十过五分。三点过五分还好，五点二十过五分其实就是五点二十五分，这就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了。
久之，“过五分”的人缘就不怎么好了。都嫌他有点装。慢慢地，“过五分”也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机。为了讨好大家，他有一天就突然汇报了一个情况：村子里刘寡妇家园子里种了两畦子香瓜。这事千真万确，白天都踩好点了。“过五分”说，我去偷香瓜，谁敢跟我去？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怎么干过这样的事情，不敢。“过五分”来了劲，说，去几个人掩护，我进去偷。
真就把刘寡妇家的香瓜偷来了。“过五分”做起贼来手有点狠，爬进香瓜畦子，不管多大的香瓜，一网打尽，都给摘来了。知青点的小伙子们就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集中把“过五分”偷来的象征友谊的香瓜吃掉了。
这事还是被发现了。刘寡妇哭天抢地地先是骂了半天街。这个时候，“过五分”的小脸煞白，跑回知青点，从被子里把香瓜全弄出来，跟大家说，赶紧吃掉，只要吃掉香瓜，一点香瓜皮都别剩下，准保没事的。这边集中攻克了难关，消灭了香瓜。那边刘寡妇也在公社报了案。
下午的时候民兵连长带着民兵就查到了知青点。问题有些严重了。刘寡妇的男人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的。刘寡妇的男人是乡剧团的一个拉幕的，因为喜欢京剧，总也想上台演出。前些年汇报演出，终于逮着了机会。演士兵的演员那天有一个拉肚子。刘寡妇的男人就自告奋勇说自己会演，还现场翻了俩特别地道的跟头。团长一看，还真不错。反正也没有什么戏词，就是人家武将出场之前翻四个跟头，打着旗子，最多喊两声“喳”。就叫刘寡妇的男人上了台。哪里想到，第一次上台兴奋过度，打鼓的那天跟后台的女演员眉来眼去的，鼓点就多打了一下。结果，刘寡妇的男人就随着鼓点多翻了一个跟头，直接翻到台下摔死了。
刘寡妇就成了烈属。刘寡妇认为，自己的男人演得是岳家军的士兵，不是金兀术那边的坏人，是为了正义和祖国的主权而牺牲在战场上的。当然得追认烈士资格。这事还没最后定下来，据说，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来以后，在刘寡妇家谈了心，基本上是敲定了。
既然革命烈属的身份没有了悬念，烈属家的香瓜一定就是革命的香瓜。谁敢在光天化日或者星光璀璨之下偷盗革命的香瓜，这事就非同小可了。
通过调查分析和研究表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其目的是心怀叵测破坏革命事业。敌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偷盗得手，并且搜遍全村而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更加说明了敌人的阴险狡猾和可怕。
知青点成了最可疑的作案点。民兵连长晓明大义，劝大家揭发检举。我们这些知青都很抱团，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民兵连长很有耐性，就跟我们耗上了。
时间在一分一分过去，到了晚上，民兵连长还不走。还跟两个民兵住在了我们知青点。半夜的时候，有知青要起夜解手，都被“过五分”用暗号制止了。有聪明的知青互相贴着耳朵暗示，早上都不要上茅房解手。因为，偷来的香瓜里香瓜籽都成熟了，拉出的屎里会完好地保存。咱一拉屎就露馅了，民兵连长就有了证据了。
十几个知青都憋着，早上的饭也不敢吃，搞得很狼狈。一直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所有的知青都没有拉屎。公社突然来了通知，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马上执行，民兵连长只好撤退。临走的时候，民兵连长很佩服地连连点头。他带人走了，大家还不放心，拉屎都跑到后山坡上解决，怕被发现屎里的香瓜籽。都拿着小铁锹拉完就挖土埋上。
这年的秋天，后山的山坡上长出了一山坡的香瓜。老乡们都很奇怪，吃了香瓜，感觉又面又甜。在这里就开了地，专种香瓜。还把这些香瓜籽攒起来，来年继续种。只有我们这些知青知道，那都是屎瓜蛋子。
大徐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说，讲完了。
练武的恍然大悟说：怪不得上次一起坐车，别人都上厕所，只有你憋得住呢？敢情是原来就练过。
大家哄笑。
大徐一脸严肃，不说话。
作家突然想起来什么，问，嫂子不就是杨树沟的老家吗？大徐说，是啊，她妈就是刘寡妇。
一直不说话的盛姐说，这故事有点太巧。故事一巧，就感觉有点假似的。不过，那天去嫂子家，嫂子弄一盘子香瓜给我吃。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塞五个香瓜呢。看来还真是香瓜世家，名不虚传，有可信度。
作家说，我给你们讲个吃刺猬的事吧。
大家一致反对，吃刺猬？这事不用讲，你就是编的。作家急赤白脸地说，大徐偷吃人家香瓜还偷吃人家刘寡妇的姑娘，哪有这样巧的事？兴他这样干，就兴我吃刺猬。
大徐说，我看胡姐一直听得很专注，最认真了。不像作家和练武的，好像很认真，其实在琢磨别的事情。胡姐先给我们讲个吧。
胡姐看了看作家，说，我先讲，我的这个故事短，几句话就讲完了。我讲完，我给你做主，你接着我的讲。
作家只好点头。
胡姐就开始讲。胡姐说，我给你们讲个吃蚕蛾子的事吧。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一个小山沟做过两年的代课老师。我是后嫁到咱们这个城市里来的。其实，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教师。那些山里的孩子特别难管理，很多老师都被他们气跑了。尤其是年轻的女老师更是拿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那的办学条件非常不好，很多孩子上课都没有作业本。有个孩子做完作业喊我去检查，我出去一看，那孩子竟然在操场上的沙土地里演算。风一刮，演算的题就模糊了。我当时心酸得很，可是，他们顽皮起来更可怕。我的课桌里经常被他们放进小蛇什么的。我天生怕蛇，一见到蛇头皮都跟着发麻。
有一天，那几个调皮的孩子又恶作剧，我气得不行，跟他们较开了劲。我一眼看到教室的门框上爬着一只蚕蛾子。我一把抓过来，当着同学们的面我把蚕蛾子塞进嘴里就大口嚼几下吃掉了。那些孩子没有见过活吃蚕蛾子的事情，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我在心里暗笑。我们老家山上养蚕，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吃蚕蛾子的。
这些孩子当时就被我吓住了，以为我是妖精，再不听话，也会被我像吃蚕蛾子一样吃掉的。后来，很多孩子为了讨好我，就给我抓蚕蛾子。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把蚕蛾子吃掉。当然，他们给我抓的菜青虫什么的，我是不能品尝的。
后来，我还是离开了那所山村学校。走的时候，孩子们站了一山坡，每个孩子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了留恋的目光。我真的受不了那些目光，我真想告诉他们，其实，活着的蚕蛾子真的很好吃。你们的老师真的不是什么妖精。
胡姐讲着的时候，手机响了几次。讲完，手机又响。房间里的人都不说话，只有胡姐一个人接手机。胡姐的声音放得很轻，她的生意很忙，很多客人需要打理。
胡姐打完电话问，咋都不说话了？
作家说，我向希望工程捐款三十。
练武的笑了，说三十？作家说，咋的？捐多少都是爱心，爱心是无价的。胡姐的买卖做得大，捐建希望小学，跟我这三十的意义是一样的。
门开了，服务员问，打扰一下，有位姓孟的先生是你们房间的吗？练武的说，是，就等他呢。
孟哥推门进来，挺儒雅地微笑，说，我来早了，你们还没走呢。
胡姐说，讲故事呢。
孟哥说，作家肯定是撒谎，编的，大家千万别信。大家就一起说，没有人信。
作家白了孟哥一眼说，我还没讲呢，我想讲吃刺猬的事情。
孟哥打量了一下，是刺猬吃你，还是你吃刺猬？这事可能吗？
作家说，咋不可能呢，胡姐连活的蚕蛾子都敢吃呢。
孟哥说，蚕蛾子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吃那东西是时尚。你吃刺猬不好，大徐查一下，刺猬是省级保护动物吧。
大徐说，没时间查了，我们都等了两个小时了。你也讲讲呗，说吃的故事。
孟哥说，好，我最后讲。谁叫我来得晚呢。
作家急了，说，胡姐你得给我做主，我还没讲呢。
孟哥说，你们有人讲吃鸡的吗？
大徐摇头说，还没有，我讲的是吃香瓜。胡姐讲的是吃活的蚕蛾子。作家讲的是吃刺猬。
作家说我压根没得着机会讲呢。
孟哥说，好吧，你们讲的我不讲，我讲点实在的。我爸爸是我们老家学校的校长。那时候值班要住校的，有时候家里有事情，我就跟我哥哥去替我爸爸值班。说是值班，就是睡觉。
那时候的学校都有自己的土地，地里也种庄稼。秋天的时候也要收割，收割回来的玉米啊大豆啊，都放在学校的操场上。晚上要收回办公室放起来。我那时候七八岁，我哥哥十多岁。还是俩孩子。有一天，我跟哥哥去值班，发现一只母鸡在办公室里偷吃粮食。出于对集体财产的保护意识，我跟我哥哥就拼命追这只鸡。
经历了一番搏斗，鸡被我们哥俩制服了。我哥哥突然说，咱们把它吃掉吧。这个提议很突然，也很大胆。我一向听我哥哥的。于是，我们两个就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这只可怜的母鸡。我哥哥叫我抱着鸡腿和翅膀，不能叫鸡挣脱。他去掐鸡脖子。我抱不住鸡腿，就去掐鸡脖子。这只母鸡最后死得很惨，我和哥哥在半夜的时候，终于筋疲力尽地把鸡吃掉了。还干净利落地打扫了凶杀现场。
第二天，我们离开学校路过村子的时候，才知道这只鸡是村长家的。其实，我们早该想到的。只有村长家的母鸡才敢这么嚣张到处去偷嘴吃的。我和哥哥都吓得不轻，村长在村子里是最大的官。村长的老婆为母鸡丢失的事情很是恼火。
后来，有一天，我爸爸从学校回来，悄悄跟我妈妈说，偷吃村长家母鸡的贼抓住了，是东村的三坏。我爸爸还说，村长家的母鸡就是该吃，几次跑学校吃粮食，我这个校长都不敢说话制止呢。就是三坏不吃，我都想吃呢。
我和哥哥很庆幸，一天从街上走，发现三坏被村子里的人戴着高帽游街。三坏边走嘴里还念念有词，三坏说：我是坏分子，我偷吃村长家的鸡。
我和哥哥都没跟着别的孩子往三坏身上扔烂白菜帮。我和哥哥都打了蔫，我哥哥嘱咐我说，这事跟谁都不准说。
孟哥顿了顿说，讲完了，服务员，把水果给我打包。
胡姐问，后来你什么时候对外人说出的这件事情。
孟哥说，去年六月五日早上，我跟画家葛忠说了这件事。葛忠是孤儿学校的老师，他的嘴巴比较严。六月五日放学的时候，他们的校长佟自新在开教职员工大会时说，教育孩子要讲究方法和方式，很多孩子并非不可救药。就说现在我市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孟庆兵吧，小时候还偷吃过村长家的母鸡呢。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胡姐说，天不早了，回家吧。
作家说，我还没讲呢。
大家一起朝着作家说：你最先讲的。
作家说，我啥时候讲了？
孟哥说，我后来的都听明白了，你讲的是吃刺猬。我觉得这多少有些玄，大家都很实在，就你这个不靠谱。刺猬浑身那么多刺，生吃？
大家一起附和，就是。
作家急了，说，那下周吧，咱们一起来“荟茗萱”听我讲吃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