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有空闲时，赫鲁晓夫喜欢去电影院和剧院，坐在党的领导人的包厢里。他还喜欢与他的上司杰米钦科和他的妻子（高斯丁斯卡娅认为她是个特别有知识的女性）以及乌克兰军分区司令伊奥那·雅基尔（Iona Yakir）交往。杰米钦科家和赫鲁晓夫家在同一层楼上，雅基尔的公寓也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们经常相互拜访，闲聊或下棋。赫鲁晓夫肯定很清楚地记得，在不到十年后的会议上，两人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高斯丁斯卡娅还记得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及他想去莫斯科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去，”他说：“他们就会让我去谢普托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农业区）之类的地方当第一书记，这样我就得了解农业。但是我对农业一无所知。”
“他梦想着成为工厂经理，”高斯丁斯卡娅补充说：“他说：‘我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努力进入工业学院，如果能进入工业学院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厂经理。我能成为一个好的经理。但要是成为一个农业区的党委书记，我就惨透了！’”[27]
[1]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王朝（1613～1917），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推翻。——译者注
[2]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译者注
[3]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唯一可以利用的好处就是在战争国内部引入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一上台就立即寻求停火，但拒绝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占领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西部。在德国和苏联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事委员列昂·托洛茨基让他的德国对手大吃一惊，他提出了“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政策。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对此不屑一顾：“闻所未闻！”之后德国军队重新发起了攻势，并于1918年4月占领了整个乌克兰。
[4]Rasskaz o pochetnom shakhtere 第44页上记载声称，赫鲁晓夫被人向德国的乌克兰合作者告发，他们对他下了追捕令。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风格的紧要关头，他下到了一个矿井里，爬过隧道，出现在大草原的边缘，然后向东逃去。但是苏联当时的文件对丢弃战线和煤矿工人与战士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其中一份文件说：“最近工人们正在从煤矿上逃离。我们因此宣布，只有那些忘记他们的良知的人，只有那些瞎子、无知的人以及那些为奸细所蒙蔽的人，才会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逃离。只有破坏者与反革命分子才会放弃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辛勤地工作！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参阅N.Goncharenko，Oktiabr'v Donbasse（Lugansk：Luganskoe oblastnoe izdatel'stvo，1961），第257-258页。甚至莫洛托夫都谴责赫鲁晓夫的逃亡，这说明对他的离开作出较为温和的解释也许是准确的。
[5]关于耶弗罗西尼娅死亡的具体日期与当时的情景没有文字记录。
[6]Croghan，Peasant from Makeyevka ，p.56.弗拉维斯·约瑟夫是一位犹太牧师和历史学家，犹太人发动对罗马人的起义时，他就在耶路撒冷。他于公元70年定居罗马，写下了关于那次战争的历史。
[7]Friedgut，Yuzovka and Revolution，vol.2，p.398.在整个顿巴斯地区，1919年中的布尔什维克仅有3198人，在1920年的尤索夫卡新俄罗斯工厂，在将近6000名工人中，只有70人是布尔什维克。
[8]仅在1923年，就有超过6万名矿工参加了差不多200次罢工。参照Kuromiya，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第119-137页。
[9]Freidgut，Yuxovka and Revolution ，vol.2，p.456.有传说（见Komsomol'skaia Pravda，May 19，1989）认为（该传说在顿涅茨克广为人知），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前的1923年，尤索夫卡市起初是更名为托洛茨基的，但是弗雷德加特说，在顿涅茨克的档案里并未发现有如此更名的记录。
[10]Sheila Fitzpatrick，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1921-1934（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4.后面的讨论引自该书第9-14页。根据菲茨帕特里克的说法，列宁对工人培训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虽然他对他认为的“特权学校”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与他大多数的追随者相比他属于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背景感到过意不去。无产阶级文化的理念在当时十分流行，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越早接受传统的教育，变得有文化，他们的革命和国家就会越富裕。但是一开始，与“资本主义”标准的妥协还是必要的。
[11]在我于1991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顿涅茨克时，我看到了一份赫鲁晓夫填写的与他参加1926年的斯大林诺党的会议有关的调查表。在“教育”一栏，他填写的是“工人培训班毕业”。但是博物馆的档案管理者对此表示疑义。由于缺乏文件证据，档案管理者也说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真的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
[12]1924年，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原则，这与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期望相悖，他们认为革命只有在席卷整个世界时才会取得胜利。托洛茨基追随者中的知识分子发现，斯大林的这一口号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从定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实施起来也是荒唐可笑的。（“为什么？”睿智的Karl Radek质疑道：“斯大林是想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一个国家吗？那么在一个地区甚或是一条街道实现社会主义有什么错呢？”）按照约翰·基普在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October 24，1986上对Alex De Jonge，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Morrow，1986）一书所作的评论。
[13]关于赫鲁晓夫和马鲁西娅的故事是1991年6月赫鲁晓夫家的一位老朋友奥列加·科什科（Olga Kesenko）告诉作者的。科什科是赫鲁晓夫儿时朋友的女儿，她声称和马鲁西娅的堂姐以及给马鲁西娅女儿看病的医生交谈过。Zakhar Glukhov也向作者证实过这段故事，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就在尤索夫卡附近的一个区担任党委书记，一直担任了35年，赫鲁晓夫1925年曾在这里工作过。
[14]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娃的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母在40年里没有公开登记结婚是因为对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怀有共产主义者的蔑视。［事实证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和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登记结婚。参照Mikoian，Takbylo，第19页。］但是从其他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家的长辈坚持遵守这些标准。
[15]这一段叙述是尼娜·彼得罗夫娜晚年向她的孩子们讲述的，她的女婿阿朱别依的回忆录中收有这段描述。
[16]Martin，“Back to the Beginning，”p.25.在赫鲁晓夫办公所在地，彼得罗夫卡，像这样的农民几乎没有。不过他显然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了该区的工业化部分。他说，他这么做是因为矿工们希望他在他们的周围。但是在对待农村生活的态度方面，好像他的表现比文中描述的尤甚。参照Frankland，Khrushchev ，第33页。
[17]引自Crankshaw，Khrushchev，第37页。1925年10月，赫鲁晓夫给莫斯科《真理报》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的行动主义/民粹主义方法。在信中他抱怨道，由于报纸需要由马车从大约33英里外的火车站送来，他们几天后才能看到（冬天，由于“道路极其泥泞”，报纸到达彼得罗夫卡的时间就会更晚），因此当地的订阅量已经从1924年12月的500份下降到了1925年10月的285份。如果能利用从哈尔科夫来的火车直接发行《真理报》，能停靠在离彼得罗夫卡更近的地方，那么他不仅能保证500～600份的发行量，而且“可以结束工人们因为这种报纸发行的错误方法而感到的痛苦和愤怒”。
[18]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Maminy Tetradi”中回忆说，她丈夫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24年1月，去参加列宁的葬礼，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次行程。
[19]《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原文手稿于1970年传到西方，并被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学院里。
[20]卡冈诺维奇证实他曾用过科什罗维奇的假名。参照拉扎尔·卡冈诺维奇：Pamiatnye zapiski （Moscow：Vagrius，1996），第96页。
[21]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在回忆他们1925年第一次见面的日期与交谈的内容时有一定的出入。参照卡冈诺维奇Pamiatnye zapiski，第565页。
[22]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政治局的秘密会议记录中包括1927年1月11日与1917年7月30日两次批准死刑命令。Rasskaz o pochetnom shakhtere 第123页中记录了支持开展反对托洛茨基与季诺维耶夫运动的会议。
[23]引自Donbas，1991年第2期，第191页。这种腐败行为在当地很流行（斯摩棱斯克发生的类似丑闻导致那里于1928年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特别是在那些当地官员感到自己受到孤立、处于别人的围攻之中、学会相互包庇各自的过错的地方。
[24]这里指的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1957年6月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当时他几乎要被赶下台了。
[25]斯特罗冈诺夫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中被处决的。
[26]下面的描述主要是根据作者对贝拉·高斯丁斯卡娅的采访。
[27]高斯丁斯卡娅甚至在1937年被逮捕关押在苏联时仍然保持着她的信仰。被释放后，她在50年代与赫鲁晓夫家重续了友谊，她在1964年后也忠实地站在他们一边。在别人不敢时，她仍经常拜访他们家。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当她八十多岁时，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早起、锻炼身体、清扫屋子以及阅读她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她编辑出版的有关苏联波兰关系的书籍），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仍然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