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坐落于公园环路外一所革命前的别墅里，在那里沙皇曾经有一座夏季行宫，工业学院是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旗舰式学校。1929年，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清洗他们于1917年革命后的岁月里征召来为革命服务的残余的“资产阶级专家”。为了替换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共产党于是召集原来的无产阶级进入大学和其他的学校里学习。[1]工业学院的使命就是将以前有管理经验（在党、政府、商会或共青团中）的干部培养成社会主义的管理人才。1929年，从全国各地只挑选了100名新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毕业生将被派去领导大工厂、工业集团与政府经济机构。
尽管他们对于新生的政权极具重要性，但工业学院的学生却对他们的教师提出很大的考验。“当你努力向在其一生中只接受过三年教育的人讲授高等数学时，”一位前教官说：“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当你要求一个有工作和家庭、将近四十岁的人像八岁的孩子那样安静地坐在课堂里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付出了努力，但还是很困难。”[2]
1929年9月，赫鲁晓夫进入工业学院。尼娜·彼得罗夫娜和他们的孩子在基辅一直呆到第二年夏天，才到首都与赫鲁晓夫会合。赫鲁晓夫当时35岁。他在乌克兰共产党机构里有着出色的表现，在克里姆林宫也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卡冈诺维奇。不过，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工业学院里还是受到了冷遇。“那里的同志们说我不适合他们，建议我去中央委员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他们说赫鲁晓夫缺乏高级经济工作方面的足够经验。毕竟，他被告知：“这是一个培训管理人才与工厂经理的学术机构。”
即使在192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在当时比在后来思想意识变得淡薄的几十年里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建议是明显带有奚落的意味的。他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不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也因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忠诚。当他入学时，工业学院里的很多学生对斯大林都抱有怀疑，于是他们很可能想以赫鲁晓夫经验不足为借口将他赶走。在赫鲁晓夫答应如果能破例录取他，他将努力“赶上”后，卡冈诺维奇出面干涉，他这才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在不到十年后，就是这个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最重要的15个人之一。他离开莫斯科，成为乌克兰的党委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工业学院的学业。
在1929-1938年间，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青云直上：1930年5月，工业学院党组书记。1931年，鲍曼（Bauman）区党委书记，工业学院就位于该区；6个月后他成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党委书记，这是首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自治区。1932年1月，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党组织里的第二号人物。1934年1月，他成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35年初，他兼任莫斯科省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110万的地区。[3]即使在他青云直上的那些岁月里，赫鲁晓夫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不过就在到达权力巅峰的那十年里，他的国家经历了多次的大屠杀。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是难以计数的。斯大林本人后来对温斯顿·丘吉尔说，1000万富农中的“大部分”被“消灭”。很多人死于1932～1933年的大饥荒，这是由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可怕的人为灾难，对农村（乌克兰受害最为严重，但并不仅限于乌克兰）地区影响最大。如此大规模的恐慌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决心，不仅尼古拉·布哈林有此看法，他事先就警告说强制集体化可能会带来的灾难，甚至那些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右倾反对派”的人也产生了疑惑。为了应对这些反应，同时在他极度膨胀的妄想意念驱使下，斯大林发起了恐怖浪潮，并最终波及了党、政府、军队和知识界的高层。到1939年事态稍微平息一些的时候，恐怖浪潮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去从事那样的犯罪活动了。[4]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尼古拉·叶佐夫（Nikolai Yezhev）与拉夫伦蒂·贝利亚（Lavrenty Beria）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迈德乌德夫（Roy Medvedev）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有什么能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的吗？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他太忙或是不具识别能力，没有看到他周围正在发生的或是后来出现的一切，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斯大林掩盖了他的意图，有几次都出现了后退的迹象，但紧接着的却是变本加厉的迫害。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5]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不用说他在1956年针对斯大林的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攻击，并承认他自己的过错有可能损害到了整个苏联政权，更不用说他自己的立场了。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经过让他不快的工业学院入学后，如此迅速地攀上高位，结识了斯大林本人，从克里姆林宫到他乡间别墅的家庭餐桌上坐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想到这位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他怀有尊重之情，甚至是慈爱之心，并认为他是一个有着特别远大前途的年轻人，这肯定是一种相当兴奋的感觉！虽然他对自己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就是赫鲁晓夫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尽管有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身上存在着缺点，但赫鲁晓夫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化看法。“斯大林喜欢我，”赫鲁晓夫后来坚持认为：“要说他喜欢什么人是愚蠢的、情感化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我怀有极大的尊重。”他宣称：“斯大林对我比对其他人要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最终认为我得到了他的赏识。”[6]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仍然珍藏着那种回忆的话，那么他刚开始有这种感觉时肯定会感到更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共同参与大屠杀不光是由于他对事业的信仰，或是出于国家与社会取得进步的愿望，以及害怕被监禁或判处死刑等，而且肯定与他的自我价值感、不断增长的尊严感以及他内心活跃、陶醉的坚定想法（斯大林这个他几乎是仰视才可见的人对他也很欣赏）不无关系。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给国家带来些许和平与繁荣的渐进的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这些被斯大林打上“左倾反对派”标签的领导人也很早就已经赞同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为社会主义建立基础。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认为，在一个农业仍然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采取适应农村地区的政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到1928年，差不多99%的土地还没有实行集体化。于1929年4月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到1933年只将17.5%的土地实行集体化。即使如此，在布哈林看来，这种强制措施也是愚蠢至极的。但是布哈林的“右倾反对派”［包括总理阿历克赛·雷日科夫（Aleksei Rykov）、商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Mikhail Tomsky）以及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乌格兰诺夫（Nikolai Uglanov）］于1929年4月被打倒，并于7个月后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主张。随即在1930年1月，斯大林下令到当年秋天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要实现完全的集体化，接着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又增加了价码，要求大部分农民到1930年春耕开始实现集体化。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莫斯科并没有完全感受到集体化的影响，尽管首都也遭受到了食品短缺与农村难民泛滥的影响。但是所有与农村有联系的俄国人都感受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像赫鲁晓夫这样老家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人，那里的饥荒最为严重。
赫鲁晓夫记得他1930年春天到萨马拉[7]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去了一趟，在那里他碰到了处于极度饥饿中的农民，“他们走起路来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他声称，直到那时他“对事情的糟糕程度还没有什么了解。在工业学院，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之中……农村一切都很好”。他从他的乌克兰朋友那里听到了被红军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的情况，当时农民们想收获甜菜，而这种美味的庄稼是战士们肯定要捣毁的。不过几乎就在同时，赫鲁晓夫承认：“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在斯大林的主张下实施的集体化所带来的饥荒和压制的程度。”
农村地区的严酷形势迫使斯大林于1930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地方官员“因为成功而昏了头”。在34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嘲讽地问道：“1930年的这种昏了头是什么样的？是饿昏了头，而不是因为成功而昏了头。那时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当时居住在莫斯科，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昏了头。”不过在当时，他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认为斯大林的文章是篇“杰作”，尽管他“被一种想法所困扰：如果集体农庄里的一切都像斯大林现在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么好，那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写这篇文章呢？”
两年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吃惊地了解到“乌克兰已经爆发饥荒。我不敢相信。我是1929年才离开的，仅仅三年的时间。……那时食品丰富而且便宜。但是现在，我们被告知，人们正在忍饥挨饿。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直到很多年后”（当他听说有一列装满尸体的火车开进了基辅），“我才发现30年代初期乌克兰的情况真正有多糟糕。”
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钢铁，这是国防和工业资源。工业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然而却一再加码。对于莫斯科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1928-1932年间下降了一半。新的严酷法律禁止劳工的自由流动，中止了失业援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失业现象），并对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惩罚，盗窃国家财产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食品与住房的严重短缺在首都和其他各地频繁引起罢工风潮。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普通共产党员向斯大林抱怨说，他的“因为成功而昏了头”的文章批评了所有的人，就是没有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里奥廷（Mikhail Riutin）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认为这是想暗害他，于是要求处死里奥廷，但是政治局成员，包括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在内，对此都表示反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