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们探讨播音主持理论问题显得很枯燥，甚至有些无聊。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毕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活跃在播音主持一线的那些耀眼的“明星”们，特别是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播音员与主持人，理论之于他们似乎显得很遥远，似乎显得无足轻重。理论，似乎只属于那些走不上一线舞台只能退而屈居学院教学的一族，为了评职称不得已而研究之；或者属于那些满头华发，干了一辈子播音主持工作退休在家，百无聊赖之中梳理着自己这一生的辛勤耕耘，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的一族。
但是无论任何，对于一门专业，理论又是必需的，虽然它不可爱，但是它很坚实。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三五好友把酒狂歌，聊起来是海阔天空；志同道合者品茶论道，谈的多是闲情乐趣；老同学相聚五花八门、山南海北、家长里短、回忆当年趣事，从来不谈专业。确是如此，在一次聚会时听到一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番道理：大学同窗，毕业十年后相聚，各自高谈阔论各自的专业感受、事业成就，甚至会为学术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二十年后聚首，就是家长里短，荤素咸宜，历数年少时各自的品行博得捧腹，什么恩怨情仇都在杯盏碰撞中随小酒下肚，什么专业，什么成就，二十几年过去谁还不知道谁有几斤几两？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再次重逢话题各异，三五成群、几人一堆，各谈各的话题、各有各的兴趣，这之中有发财的、有当官的、有离异的、也有厮守为伴儿的，有退休的、也有继续干着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无需我们再去为他们思虑，往后的生活只属于自己，过去的岁月虽然辉煌，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正像人们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即使如此，当我们的心境趋于平静，当我们不断地开始回首往事，似乎总觉得还遗落了些什么，似乎还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去补充……播音与主持艺术在大学里作为一门专业设置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当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将播音作为一门专业在学院里开始设置时，曾带来过很多的疑问：播音能成为一门专业吗？其历史传承何在？其理论构成为何？考察国外新闻专业可知，语言训练充其量只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不要说播音主持是一门艺术，就是作为一门专业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经过数十年的辛勤耕耘，经过无数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从事播音主持教学的教师以及一线播音员主持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张颂先生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播音学》一书，使中国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从历史的传承到理论的构成都确立了初步的基础。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大众传播媒体平台的不断扩延，我们对以往已有的、已经存在的或是延续发展的很多事物都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也需要一个不断添加和充实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播音主持专业从理论到实际运用不断反观、探讨、再总结；有必要对专业理论中的很多提法、观点不断地重新认识，加以充实，从而梳理出更加清晰的脉络，使这一专业理论的构成更加坚实，更加系统。
播音主持语言是一门艺术吗？——回答是肯定的。播音主持语言是否属于艺术范畴？是否应该归属于新闻学、传播学？又或者是属于语言学范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播音员、主持人，还是从事播音主持研究的学者，乃至于媒体圈中的记者、编辑都对这一问题进行着思考、研究、探索、争论。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广播、电视功能的多样化以及播音员、主持人这一职业在广播电视中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
确是如此，在各门学科不断细分的今天，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奇闻怪事纷至沓来，带来信息爆炸的当下，当世界步入了数字化的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交融性、依赖性的关系愈加紧密。谁也不能说涵括了谁，谁也不能说包容了谁。播音与主持艺术本身就与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甚至心理学、生理学乃至解剖学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能因大而浮夸自己，也不能因小而鄙薄甚至丢失自己。
在此，我们仅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播音主持语言的表现形态。时至今日，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你还抱着收音机听广播吗？你还每天晚上端着饭碗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吗？你在忙碌于日复一日工作的重复以及麻木于日常生活的平淡时，你在为生活的憧憬、购房的梦想和生活的拮据苦恼时……也许会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发现，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你的不知不觉中全都改变了：你曾经熟悉的环境、习以为常的生活变得那么陌生——你被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包围着；你被穿梭如流的各色各样的高档轿车携裹着；你的衣、食、住、行似乎都充满了危机；你的朋友往来似乎都变得朦胧；转瞬之间你的似水年华就已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这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日，可昨日的一切又变得那么陌生——世界忽然在这一个早晨，一下子跨入了一个你无法形容的全新时代。
然而无论生活如何改变，有些存在是必需的，就像你早上起来习惯了喝一杯牛奶或咖啡一样——艺术就像一滴水珠，随着时代的变迁折射出多彩的形态。因此，我们还是要追忆，还是要追根溯源，去寻找那事物诞生之始以及它演变发展的过程，寻找出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
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语言本身就是人类语言的精华所聚。
有的人心情愉悦的时候不自觉地会哼上一首曲子，有的人在寂寞孤独的时候会为自己唱起一首歌；有的人在劳累疲倦的时候会用音乐来调剂自己的心情，就连婴儿入睡前也要听着妈妈哼着那首《摇篮曲》；甚而至于当你心情烦躁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嘶喊，或者是因与人争吵而压抑不住爆发出那种高声的咆哮——当它以一种艺术的形态展现在你的面前时，似乎都显得那么合理、那么自然，不仅没有使你反感，反而会唤起你的同情、理解乃至于共鸣。
从《星光大道》中走出的“旭日阳刚”到农民歌唱家朱之文，从“夏青杯”涌现出的业余朗诵家到网络上数以万计的朗诵爱好者，我们不难发现艺术、艺术语言在人们生活中的潜在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草根”到“专业”似乎有着很长的距离，也许又在一夜之间。这之中的因由何在？是否有规律可循？规律又在哪里？广播电视的传媒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与艺术语言的潜在关系又在哪里？这就需要我们对艺术语言的规律性有一定的认识。溯其源头，观其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找出其中的有机联系。
第一节语言形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
与艺术语言的共性规律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它的起源、借鉴、交融、发展、传承并形成自身风格特点的过程，艺术语言同样如此。我们说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是艺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态，那就先要认识其与艺术语言都有哪些共性规律。
一、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与艺术语言共有的传承性如果追溯一个民族语言形成、演变、发展的历程恐怕要上溯到远古时期，这已经属于人类学、考古学的范畴。但是要追溯一个民族艺术语言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是能够探查出一些隐约的脉络。从艺术语言上溯，可以说直接影响着我们语言形态的莫过于诗歌。从《荷马史诗》《神曲》到《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各国家各民族都显示出了这一共同特点。我们追溯汉民族艺术语言的“源流”——《诗经》和《汉乐府》，同样是以诗、歌的形态延续流传，沿袭到唐、宋“律诗”及“词”的兴盛，其文学功能更加显现。此时，文学、音乐、语言已经开始了有机的结合。
而当宋代的白话开始出现、成形之初，是否也同样未被纳入艺术的范畴？诗歌的语言形态为了表现其“出身高贵”“血统纯正”是否就演变成吟诵的形态？由宋代的“白话”到元代的“元曲”是否又演变出风格不同、各具特色的多种戏曲以及说唱艺术门类，乃至于延续、影响至今的各种艺术形式的语言表达形态？在这之中世事变迁，时光流转，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在借鉴交融中传承发展。每一门新艺术形式的诞生，都会从相关门类的艺术表现形态中加以借鉴，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这种传承、借鉴、吸收、交融的关系，既从形式上分流出各自不同的门类，又从本质上归为艺术的内核。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倡导的白话文的兴起，使文学语言产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一变化也同样影响到艺术语言的表现形态，并发展、延续、演变为今日的普通话语言。
中国的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也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传承了中国汉语言的衍变，发展至今。其中既有借鉴、交融，又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广播、电视诞生之初，其定位并不十分明确。世界上第一家电台的诞生，其本义是起于商业目的——为了推广、拓宽收音机的市场；而电视诞生的标志，源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播出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歌舞。
广播电视主持这一职业伴随着广播电视的诞生，其语言形态之中的艺术特性，在初期并没有完全显露。在我国，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3年开播，也无非是《布道》《祈祷》等宗教性节目。同时为了收音机的推销，还举办了一些无线电基本常识讲座。然而，随着广播电视大众传播功能的不断显现，广播电视主持语言表现出的语言形态，其语音要求的标准性，语言目的要求的准确性，语言表达表现的传播性和感染性，以及其表现出的语言包容的宽泛性，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生活语言中交流的简单的自发状态，无一不与艺术语言的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的播音员在播音的发声、吐字、表达方法、语言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在传承中国戏曲及民间说唱艺术语言精华的同时，还大量借鉴国外表演艺术和声乐艺术的发声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特点。“在当时一线播音工作岗位上涌现出了不少受听众欢迎的播音员。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名度较高的有齐越、夏青。其他像潘捷、费寄萍、林如、葛兰、王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刘露、恒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陈淳，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关山等都在听众中有一定影响。其中除齐越同志来自解放区外，其他均为50年代初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播音员。60年代初又有一批年轻的播音员脱颖而出。如方明、铁成、雅坤、徐曼、虹云、赵培、曹山等在‘十年动乱’之前都已崭露才华”。①1958年北京电视台成立（现中央电视台前身）。最早进入电视台的电视播音员沈力、赵忠祥、吕大渝，以及后来不断充实到电视播音队伍的刘佳、李娟、邢质斌等为我国的电视播音语言特点的探索、电视播音与广播播音语言形态的区别、电视片配音语言特点与独特形态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老一辈的播音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对广播电视主持语言从发声的科学性、情感的丰富性、吐字的清晰度、语言表达的准确度，以至于电视播音、主持人所表现出的眼神、表情、举止行为（副语言）的分寸把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和总结，为后期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发展、《中国播音学》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对播音主持语言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人们生活交流中的语言表现形态，从各个层面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与要求，这无疑将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语言要求提高到了艺术语言的层面。
因此，将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定位于艺术语言的表现形态，是要跳出我们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认识的狭隘的小圈子，将其纳入艺术语言的共性规律、传承源头以及声音美学的广度思维来认识。
①张颂，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第21页。
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与艺术语言发声的科学性随着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发声的方法及吐字的清晰都进一步显现出艺术语言的特性。
生活中，很多非艺术专业的、不同职业的人（如：教师、律师、列车和机场的广播员等）都会向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平时怎样保养嗓子？是不是不能吃辣椒？饮食上要注意哪些？是不是不能抽烟喝酒？甚至还有更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可以说，那些非艺术专业的从业者对声音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远超出了从事语言专业的人，可结果却又总是不尽人意。不论其如何保护，不是经常“嗓子疼”就是工作起来“喉干舌燥”；进而带来病变“声带水肿”“声带小结”，甚至发不出声音。究其根本，在于“不得其法”。
何为其法？——科学的发声！科学的发声——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那些运用声音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从中国的戏曲演唱到欧洲的美声唱法，从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到中国传统的相声、评书，如果再向前推衍，从周王室的祭祀大典到《诗经》的民间小调都记录了人类更完美、更科学地运用声音、语言来表达情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