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政务报道角度上近上远下
党报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使命，作为地方党报同时还要宣传地方党委的决策部署，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宣传和指导，永远是党报的主功能。也是党报的权威性所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很多同志仍把党报宣传、指导功能简单地理解为上传下达的传声筒：上面一个政策出台，马上不加理解地下去找材料，以印证政策的正确性。……甚至干脆照搬照抄文件、决议，照登领导讲话。这完全是一种图解式的、被动的宣传”。[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14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采编者在报道角度的选择上和老百姓“视点”错位所致。党和政府的各种“政务”活动，包括一些政策出台、工作部署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老百姓是关心政务报道的。关心这些“政务”出台的背景、过程、影响及意义，关心这些“政务”能否给自己带来实惠。政务报道不贴近实际，势必空洞无物，甚至背离事实；不贴近生活，势必生硬枯燥，甚至脱离生活实际；不贴近群众，势必束之高阁，甚至变成无本之木。一些党报改革政务报道的实践充分证明，政务报道完全可以“三贴近”，完全可以有很强的亲和力的。
（二）在灾难性报道中近上远下
在一些灾难性报道中，一些党报的报道重点也往往和读者的企望不一致，把着力点放在对受害人身上不够，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亲和力弱化。甚至变灾难为凯歌，不惜笔墨地歌颂领导在百忙之中亲临现场，亲自指挥，亲切安抚，“从‘发生灾难——全力以赴——政府出面——安抚赔钱’，似乎已经成了灾难事件的报道模式。政府安抚赔钱后，这起事件就好像圆满划上了句号，很少有媒体追踪受害人及其家属以后的生活状况了”。[安静：《中国报纸灾难性报道之“怪现状”》，载《新闻知识》，2005.11。]2004年11月21日8时20分，从包头飞往上海的航班起飞后坠毁，造成机上53人和地面2人共55人死亡的惨剧。有人对空难处理期间的11月21日至11月30日的北京、上海、成都6家报纸的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党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用宏观的视角来组织报道的，而对读者关心的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则体现不足，甚至让读者疑其有虚假成份。[周铁菊：《浅析平面媒体对危机事件报道视角的差异——以包头空难的报道为例》，载《新闻知识》，2005.2。]应该说，作为党报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视角是正确的，报道的内容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党报，就是党报，无论做哪方面报道，都是有别于非党报的。但是如果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只表现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对民众的负责，而对读者所关注的遇难者情况却“没有体现”，则是一种缺少亲和力的表现。有研究者提出重大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应符合“生态型”报道方式的原则很能给人以启发：一是在“量”上，既不能“适语”，也不能“失控”，要把握好“度”的平衡；二是在“质”上，要把握“诚信”和“人文”原则。要做到真实、客观，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要带领公众不仅仅关注事件本身，更关注受害者的命运，宣扬其中的人性美。更不能漏掉的是要做好反思性报道，要将灾害事件的过程、原因、影响等深度信息分析给受众，以指导上下都能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仇耀耀：《重大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载《当代传播》，2005.6。]
（三）在对“下”的报道中也是近上远下
在党报中也有一些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报道。但一些党报在这类报道中也忘不了近上远下，常常把普通百姓当作在“上”的关心帮助下的“配角”。方晓红、贾冰认为：[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载《新闻界》，2005.4。]农民在“农民报道”中，应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有的报纸在农民报道中，农民以绝对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并不多，倒是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被动引导多，主观能动少；党政干部多，普通农民少；经验技术多，观念变革少，连最基本最常规的生产活动中，都少不了作为主角出现的“引导者”的形象。农民出场时，作为主角的机率很小，往往扮演着被引导和受帮扶的角色。党报适当反映党和各级政府对农民的指导本无可厚非，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但超过一定的比例，农民就被定位成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群体。在众多的“引导者”中，党政干部尤其多。在农民生产活动的报道中，党政干部成为主角，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给落后的农民带来了幸福，农民仅仅只是作为衬托他们的业绩而被报道。党政干部的工作成绩需要给予有定和表彰，但一报道农民，就忘不了给党政干部脸上贴金的做法，实际上对上有亲和力，对下则放弃了亲和力。当然，有些报道也塑造了一些农民新形象，但只是偏少，和前者相比影响力甚微。
二、近富远贫现象
这里所谓的富贫，主要是指报纸报道中的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是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通常是以教育程度、职业归属和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指标来综合衡量。SES高的人群，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具有更强的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徐晖明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报纸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在这项研究中，共抽取了全国8个省的32种报纸，包括19种党报（日报）和13种市民报（含晚报、都市报、商报等），具体包括：浙江省6家，分别为杭州日报、都市快报、衢州日报、衢州晚报、金华日报、金华晚报；江西省6家，分别为南昌日报、南昌晚报、九江日报、浔阳晚报、赣南日报、赣州晚报；广东省4家，为广州日报、西江日报、湛江日报、湛江晚报；四川省5家，为成都日报、成都商报、自贡日报、南充日报、南充晚报；黑龙江省4家，哈尔滨日报、新晚报、鸡西日报、黑河晚报；云南省3家，为昆明日报、都市时报、思茅报；河南4家，为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焦作日报、信阳晚报。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其结果表明：在报纸，包括党报的报道角色中，呈现出明显的近富远贫现象。如从报道数量上看，在全部32种报纸中，有具体人物出现的报道共6775篇，其中高SES的报道角色占48.5%，中SES的占28.6%，低SES的占11.1%，无法识别的占11.8%，高、中、低之比为4.4：2.6：1。总体看来，报纸报道角色所形成的“阶层结构”呈明显的倒金字塔形，而现实中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即低SES者占人口大多数，高SES者占少数。因此，媒介报道可以说主要是中上层人群的舞台。
从报道位置上看，高SES人群占据了头版稿件的近一半，占据了头版头条的大部分，他们是头版的绝对主角。相比之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属于低SES人群。
虽然从客观上看，高SES人群往往因拥有权利和资源，而其行为会具有比低ESS人群更高的新闻价值。但是作为党报，理应更加关注占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具体而言就是更多的出现他们的形象，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声音，更多地传播与他们有关的信息，提供对他们有用的服务”。[徐晖明：《报纸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载《新闻记者》，2004.6。]
以上是借用徐晖明的研究成果，说明报纸近富远贫的面上情况，下面再就党报对SES甚低的弱势群体这个“点”上的状况作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