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国际社会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社会弱势群体被界定为“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其成因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如残疾人、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可能是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如失业和贫困人口等。有些弱势群体，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内部的组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群体，而只是处于相同境遇的人口的一个集合。[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1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在2002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弱势群体”这一概念，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在当代中国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弱势群体”的称谓。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估计：如果将农民工、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城乡贫困人口、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然后再扣除重叠部分（如贫困人口中有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和非弱势人口（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中间的自强自立者），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1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对这个总体数字的分类表述上，作者讲明“据农业部统计：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显然作者发布的总数是2001年的统计结果。而这几年，弱势群体的总数又在不断扩大。“2003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蓝皮书》表明：到2002年11月，外出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超过9000万，按照十五规划，到2005年，还将有大约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或非农产业。”[周茂川：《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载《新闻战线》，2004.3。]笔者撰写此文时间是2005年12月，可见，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已远远超出了9000万。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以践行“三个代表”为己任的党报在对他们的“亲和”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做好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如何为他们服务，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缺少全面的报道
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方面。以农民工为例，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农民工会遇到一系列难题：城市管理中乱收费问题、劳动安全问题、生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子女就学问题、夫妻分居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法律纠纷问题等等。都需要党报予以关注、关爱。但现在的报道中，一般都是随季节性变化而重点关注年底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九月份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正确的，但是对其它问题也应当同样给予充分地关注。要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将他们的苦楚和难处向公众发布、向党和政府建言，以有利于党和政府从政策层面上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问题，以利于城市人群对农民工的理解和认同。
（二）缺少本质的挖掘
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表象描述的浅层次上，不大愿意用深度报道的形式，透过现象挖掘其本质所在。如对农民工跳楼以死抗争的问题，一些报道往往将其原因归咎于农民工的愚昧无知，包工头的丧尽天良，而很少去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等。
（三）缺少平等的描述
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往往把弱势群体描述成接受引导的愚昧者，接受施舍的下贱人，而不惜笔墨地将政府官员等塑造成党和政府的化身、大恩人。这实质上反映出了新闻采写者的媚上歧下心态。有些受援者就提出不希望报道。在很多有关农民工拿回所欠工资的报道，一些报纸常用农民工喜滋滋数钱的镜头来报道，已受到读者尤其是网民所诟病。“这样的作秀不但有损新闻的真实性，而且不能真正地做到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立场，也无法真正地体验农民工的心声”。[杨敦显：《媒介传播和农民工利益表达》，载《当代传播》，2005.6。]就在笔者撰写此部分内容时，在一大学校园阅报栏看到2006年1月8日的某省级党报头版上发表的该报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一身着白色羽绒服，身披红色绶带的美丽少女，一手端一个一次性的塑料碗，一手持一柄一次性的塑料小汤勺，正在给一位身着棉大衣，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年轻工人喂粥喝，喝粥的年轻工人在寒冷中张着嘴接受喂粥，边上有三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微笑着观望。说明词写道：“昨天是腊八节，一大早，某中心小学百余名师生为某塌陷事故现场抢险施工工地的一线工人叔叔送上他们亲手熬制的腊八粥和热腾腾的饺子，以表达少先队员的祝福心意。”我身边的一位阅报者说：“这不是拿着穷工人当猴耍么！”可见，党报上出现的这种缺少平等描述的现象已引起读者的反感。同时，我觉得这篇报道对采访对象——那些农民工尤其是少先队员们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引导，引导他们怎样去策划作秀、摆拍图名。
（四）缺少突出的典型
典型报道，是党报的优良传统，是党报宣传指导作用的有利武器。审视这些年来，党报在发现、树立、推广有关弱势群体，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典型方面却少惊人之作。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不乏有许多先进的人物，先进的集体，先进的经验，但却基本没见到很有影响力的典型出现。
就在笔者对本论文进行最后修改审定的今天（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在十部分里共提出40条意见。在最后一条“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意见中要求：“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宣传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和先进典型，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情况的舆论监督。对优秀农民工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上述要求，只要各级党报认真扎实地落实，近富远贫现象就能得以纠正，使党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三、近城远乡现象
笔者在论述以上现象时，也反映出了一些近城远乡的问题。在此，再从农民缺少报纸，尤其是缺少党报的角度谈一下。
我国是一个有70%以上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央一再强调“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2月22日，《****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开发表，进一步表明了党和政府的决心。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报纸，尤其是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党报从生产到发行，却严重地存在着近城远乡的倾向。“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据统计，三地目前每千人拥有报纸的数量分别是289份、253份、183份，报业市场的竞争几近白热化。可以说报业形势一片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然而在广大农村，报纸却呈现出“荒漠化”。“目前中国真正的农民报，除中央级的《农民日报》外，其它省级农民报只有17种”。[时艳钗：《中国农村报业市场现状浅析》，载《中国报业》，2006.2。]党报在农村的发行颇为凋零。“以长沙浏阳市为例，据该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2005年，所属的三级党报中，《人民日报》发行865份，《湖南日报》3523份，均为市直单位、乡镇机关所订，几乎没有进入农户家中，即使在发行上有着明显优势的地市党报《长沙晚报》，经过宣传部门的辛勤努力，在有着100多万农村人口的浏阳市也只发行了6000多份，而真正进入农户家中的比例还不到10%”。[周志懿：《党报深入农村的机遇与策略分析》，载《中国报业》，2006.2。]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一是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有的甚至完全自负盈亏，没有政府补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党报单位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广告是利润的最大发源地。城市是最大的广告源。由此，一些党报放弃了对“三农”的社会责任，去亲近城市，远离农村；亲近市民，远离农民。而像《人民日报》的农村周刊，《河南日报·农村版》那样，还是一如既往甚至是更加努力地为“三农”服务，是专为农民量身定作的报纸，在全国400余家党报中数量实在不多。
二是党报的内容和价格不适应农民的需要。不仅服务于农民的报纸少，而且一些党报对广大农民朋友的服务意识不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信息的需求。“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关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优质农业的宣传报道，但是很少有媒体提供如何调整种植报道，怎样发展优质农业的具体信息，媒体在引导农民合理调整农业结构，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李峰杰：《媒体“城市化”与农村信息“荒漠化”》，载《青年记者》，2005.10。]“绝大部分的党报关注城市新闻更多，很少有农村新闻，很少提农民的身边事，很少有符合农民需求的实用信息。据笔者对某地方党报的统计，在一周的所有新闻版面中，真正跟农民有关的新闻仅为6.5条，约占总体新闻的1%左右”。[周志懿：《党报深入农村的机遇与策略分析》，载《中国报业》，2006.2。]另外，党报价格一般都比都市报高，在农村发行也没有什么优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不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占农村大多数人口的相对较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收入不足1500元，每月生活消费开支只有约80元。”[参见《农民贫在何处》，《中国经济信息》，2004、7，转引自李峰杰：《媒体“城市化”与农村信息，“荒漠化”》，载《青年记者》，2005.10。]据有关人员2001年在石家庄市调查表明：“91、25%的被调查者对一份日报的全年定价，承受能力（实际承受和心理承受）在100——150元之间；而一份党报的全年定价在138——324元（平均约在218、07元左右），高出读者的承受能力（实际承受和心理承受）38——174元”。[《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编著：《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63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省会城市的读者尚且如此，何况贫困农村的农民乎。别说一些党报的内容农民不需要，即使需要的话，在一些农村，让农民拿出一二百元订报，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因此，从经济上考虑，农民也是无条件、无意愿来订阅党报的。
三是报纸在农村投递往往不畅，经常缺版甚至不送，即使是有阅读能力，也有意愿订阅的农民也不愿意去花冤枉钱。何况党报对他们来讲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在农村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如手机短信，电视、广播、市场化报纸等，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党报怎样发挥优势，占领农村阵地，成为农民的良师益友是现实现实向党报提出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