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牵头开展了"DV发展情况及管理对策"的调研，其目的在于"了解我国DV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便对其发展积极引导，规范管理"。之后，有关大众影像的管理规定随即迅速出台。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要求电视台、网站等信息网络机构和数字电影院，播放由社会机构和个人制作的各类DV片须事先送审。凡违反规定，或格调不高、内容导向存在问题的作品，一律不得播放和传播。任何机构或个人参加DV作品评奖、展播活动，其作品应事先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已在境内电视台公开播放的证明。广播影视部门举办DV作品评奖或展播活动，也须事先报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批准。对未取得上述证明，擅自将DV作品送境外参展或评奖，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在3年内不得在国内播放其任何影视和DV作品，当事机构或当事人在3年内，不得从事其他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这样，从大众影像的传播环节控制开始，DV作品的播放、参展、参赛受到约束，中国的大众影像生产开始逐步走上疏导发展的轨道。
从市场的角度讲，最初的自发创作、自愿参与、自然成长的民间影像在逐渐迈向独立前行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艰难逐渐让其感受到商业的压力和引力。曾经一度兴旺的民间影像组织逐渐举步维艰，实践社、白夜影会等大多名存实亡，传统的会员模式遭遇经济和政策的尴尬。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影像社会影响面的逐渐扩大，其商业价值逐渐浮现。有人认为，"中国的DV其实完全有潜力形成市场规模，成为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02年开始，有关民间影像的商业化推广开始紧锣密鼓运作。2002年，北京北影录音录像公司、北京创意反省广告公司、北京格之外文化发展公司联合策划，将吴文光《流浪北京》、《江湖》，杨天乙的《老头》等民间影像中的优秀作品制作成DVD光碟进行商业发行。而继起者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也探索了一些成功路径：以零频道为代表的纯商业路线，在追名逐利中客观上对民间影像生产做了实实在在的推进；朱日坤创办的现象工作室则走上另一条走以商养文路线，从事小成本电影、纪录片的投资制作、预售和代理发行，盈亏基本持平。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大众影像的商业模式尚未成型，这与国内目前的市场结构、制播体制有关。
一个庞大的大众影像产业仅靠一两家小公司显然独木难支。一个"烧钱"产业的启动必须背靠大树，在政策与资金的支撑下扎实推进，因此有必要引进一批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使之成为启动大众影像市场的主导力量。2003年7月，北京歌华集团在国内率先成立专门从事DV文化产业开发的"北京歌华DV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网络文化博览会·首届国际DV论坛"等一系列DV学术研讨、DV作品展映和DV设备展示活动，试图使平民化、非职业化的大众DV逐步取得正确定位，最终"引导中国DV影像文化发展规范化，促进中国DV影像作品展映市场化"。此外，近年不少商业视频网站的成长与大众影像逐渐捆绑在一起：打造网络视频产业链的关键就是内容，内容决定流量，流量的大小关系到盈利模式，因此鼓励大众提供自拍影像的UGC方式成为多数视频网站内容集成的选择。2003年，中广网等已经在探索大众影像网上运营的可行模式。现在一些实力雄厚的传统电信运营商和门户网站如网通、新浪等也在打造自己的内容产业链，为未来的TV门户和3G门户做准备，并开始考虑以收入分成等方式来寻求与大众影像的长效合作机制，这对大众影像的发展无疑会推波助澜，而且也将催生更多类似胡戈、张德托夫类似的内容制作坊的出现。可以预见，随着更多战略投资者的进入，中国的大众影像市场有望迎来更大发展机会。
冷冶夫等面对越来越多的DV创作队伍和越来越多的DV影像资源，已经向有关方面提出设想——"对能否开办DV频道进行探讨"。而有人则忧心忡忡，认为"制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DV文化游戏规则已是当务之急。否则，这个本来很有前途的平民化非职业化的民间影像运动就有半途夭折的危险。"事实上，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大众影像的产业化进程不能一躇而就，作为国家的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其发展仍然有待多方力量的推动。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摄影师刘仲伦拍摄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标志着中国人尝试自己拍摄电影这一意志的觉醒。"百年之间，活动影像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已深深扎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扎入到一个个社会历史变迁和一次次的文化思潮及改革洪流之中。影像从一种普通的纪录工具和文化生产工具，逐步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其间经历过二十年代商业电影的浸润，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洗礼，也肩负过抗战电影、国防电影救亡图存的使命。影像生产既是阶级斗争的犀利武器，也曾饱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桎梏。近百年之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影像生产又再次回到了民间，走向个人，回归大众。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影像生产正如其他文化生产形式一样，一次次走到了前台，在一次次民族危机、政治危机中，成为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的武器，在逃避现实或直面人生，在让人白日做梦或是唤醒沉睡民众的矛盾运动中，肩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
然而，启蒙的使命仍然没有完结。有人说："就如同80年代是新启蒙一样，90年代则是影像的新启蒙。"问题是启蒙的主体是谁，对象又是谁？方式和内容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效果。我们认为，随着影像工具的下移和普及，权力话语的思路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已经成为历史。影像的新启蒙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社会内部的启蒙，有赖于影像生产中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张扬。21世纪，更应该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鱼的时代。通过影像工具的普及和全方位运用，大众将拥有一种新的思维武器、表述工具和沟通媒介。影像生产工具不是普通的一只笔，它是我们走向生活、面对真实、透视表象、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打开心灵、自我清理、与他人和社会沟通的桥梁。影像生产将使大众面向事实本身，靠自己会观察的眼睛和会思考的大脑，体验和感受来自生活的真实。它是一个民主的工具，我们的大众因为获得了一种新的话语工具，而获得了更多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机会。
百年中国大众影像生产史，是一部影像生产工具逐步普及、下移、起于民间又归于民间的历史。随着数码影像的到来，影像生产中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在来临。上个世纪初，白话文运动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白话文和活动影像都曾经是商务印书馆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语言文字的平民化与大众化，加快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视觉文化时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影像生产工具的普及和影像生产的大众化，大众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影像世界语"的交流与对话中，海纳百川，吐故纳新。大众影像的时代，是一个大众参与的时代，也是一个大众话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