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这种栏目化对民间影像的某种规范和影响是不可回避的。以北京电视台《百姓家园》为例，苏明曾经是该栏目的一个热心参与者，他的第一个作品选择的是父亲的老朋友老何如何接收手下工人和同事的礼信，然后又去自己的领导那里去拜年送礼的事。吴文光自述"不知道为什么小苏的这一题材一直没有被节目列进后期编辑中。以后没多久小苏就没再去电视台了，《老何》也无下落。小苏和我讲到的原因大概是他在那里并没有一种"家园"感"。实际上，《老何》之所以落选的原因众所周知。应该看到，"电视是一种团体意识形态的载体"，电视台、电影制片厂从事的是一种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影像生产，重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而影像的个人化生产则更倾向于个人表现，更强调自我体验，更关注于个人视角中的独特发现，因此也更具私密性。比如即便是被广泛认可的《DV新世代》栏目，也招致不少观众批评，认为"DV新时代，却是新时代旧思路"。很多民间影像作者在与媒体的合作中也倍感苦恼。比如季丹和北京电视台合作拍摄《临终关怀》，"用自己的机器，把带子交给他们，他们只是给制作费。但是拍了都被枪毙了。我现在拍一个少教所，但估计还是要被枪毙了。我无法用电视台的视角去看他们。有时觉得这么拍不合算，你亏了，你挣不到钱。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是本能。撒谎我做不到。我们每遇到一个人都是敞开了心胸和他们相遇，无所保留。但做电视台的片子，要讲效率，要打动别人，要利用人家赶快做成个片子。如果我们习惯了这些方式，对我们的损失就特别特别大。"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像的个人化生产更多地属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及小众传播的范畴，而专业影视机构的生产则集中于大众传播领域，因此将个人化的影像产品投放大众传媒，难免产生两种生产的错位。尤其当我们用新闻价值、社教价值、娱乐价值、导向性等尺度来对大众影像生产加以评判的时候，影像生产中的矛盾就愈尖锐，两种生产的悖论造成一些电视台大众自拍栏目开办不久便偃旗息鼓。其实这不能简单地武断谁是谁非的问题，因为大众传播毕竟有其社会尺度（即便是吴文光也坦言，"电视台应该给大家一些希望和光亮的东西，这是对的"）。在大众影像已逐渐取得社会认同的今天，新辟的大众自拍栏目若要长久保有生存空间，大众影像作品若想更多地进入大众传媒，如何处理两种生产的矛盾恐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众影像生产的个人价值与传播价值、个人视角与社会意义、公共性与私密性之间如何确立取舍的标准，如何从大众影像中开掘出大众通路，正确处理前述个人影像生产与大众传媒定位的矛盾，求同存异，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自拍节目，恐怕也是留待业内人士与理论界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2.在小众传媒、边缘传媒及新兴传媒的运作中寻求突破，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
"意识形态只是任何特定社会之神话的一部分。还会有与主流学说、准则和道德相对立的"反意识形态""。这种与主流相左的民间意识形态自然不能奢望在大众传媒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虽说大众影像进入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众作为传播者的角色，但是在依靠大众传媒实现的信息传递中，大众只是作为一种初级生产者的角色，能否实现传播还有把关人的存在。因此对于大众影像来说，对于进入大众传媒并没有必要太过乐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舆论导向性的指挥棒下，把关人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间影像的传播。因此，"找到并发展一个民主的媒体，从而取代以市场为导向或是单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
在现代社会，"对于"庞大的阅听人"里各个团体所需的服务，绝不是"最大公分母"式的媒体内容所可满足"。出于各自的需要，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的内部传播和小众传媒应运而生。因此，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群体化的传播工具正在经受冲击。新的，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在发展，在挑战，甚至要取它而代之"。米德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组织原则，认为它使独特的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影像语言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连接的纽带，影像的大众生产和传播也正在成为一种团体、社群的组织形式。在这些团体中，大众影像提供了一种如米德所说的"话域"，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大众传媒被控制的情况下，大众影像可望凭借其"草根"特性，通过寻求在小众传媒和边缘传媒以及新兴传媒的运作中，建设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来建设我们的公共领域，实现其监视环境、传递文化、协调关系、提供娱乐等功能。
实际上，在大众传媒之外的小众传媒和小众传播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媒介帝国的扩张，抵制媒体集中化和中心化的运动方兴未艾。一些个人、团体和组织"一直在为建立另一种媒体而斗争。事实上，每个国家部有一些团体——或许是许多团体——参与类似的活动，其会员也不断增加"。从美国、德国到萨尔瓦多、海地、菲律宾，社区和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节目制作正迅速崛起，抵制权势传媒的全球化和商业化趋势。世界社区电台广播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Radio Broadcasters）、全球另类媒体联盟（the Global Alternative Media Association）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从事节目互换和政治组织合作。全球另类媒体联盟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为打破西方媒体巨头的垄断而奋斗"。
在美国，有线频道的增多为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社区电台获取公众频道使用权的运动悄然兴起，在1000多个地区蓬勃地开展。许多国家成立了社区有线、电视合作团体和地区电视台，在非商业化的基础上向地区传送人们需要的节目。在洪都拉斯利隆地区的萨卫农场社区，教师们成立合作团体，安装有线系统，当地社区观众比较关注的体育、社会、宗教、政治事件在16：00到20：00的黄金时间播出。
此外，为推进、支持和维持农业、教育、环境、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性别平等、营养以及公共卫生等项目，发展传播学中的某些策略被一些国家政府、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社区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采纳，用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这些策略包括提高大众参与意识、普及知识、社区动员、利用民间媒体、社会营销、娱乐教育以及倡议等。
由于价格下浮，一些业余爱好者和半职业人士使用的摄像器材急剧增多。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为社区团体制作电影、录像或培训节目都有大幅度的攀升。如印度，有15000多个非官方组织和几千个学校、学院发起了另类录像运动，围绕少数民族冲突及其根源和经济、环境问题制作节目。截至1989年，拉丁美洲开展的群众摄像计划大约有400多项，这些计划经常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录像活动家走上街头，拍摄动态、真实的地方电视节目。他们号召社区内外进行密切交流，将录像作为社会运动的首要教育工具。巴西流行录像协会走上街头，在22个城市公开场所的电线杆上安装电视荧屏，试图建立一个国家街头电视网，播出社会运动的录像并播出观众对此的反映。另一家非赢利机构电视Maxambomba在工人数量庞大的里约热内卢的百克萨德（Baixada）地区，进行录像培训和以工人阶级为题材的电影制作及放映。自1989年以来，该计划中的摄制人员几乎每天都深入居民区征求民意，将居民对不同话题（如避孕套的使用、洁净水、卫生）的不同看法制成录像。每周有五个夜晚，电视Maxam的工作人员搭建活动展厅，播放居民的观点及流行偶像制作中心或当地电台的其它录像节目，鼓励人们讨论不同问题。"电视Maxambomba大获成功。它不仅没有丝毫的党派偏袒性，而且促进了真正民主意义的对话"。
国外以小众传媒及诸多边缘传媒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可以给国内方兴未艾的大众影像生产的未来走向带来很多启示。大众影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大众影像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可望作为一种民主参与的媒介，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增进了解、促进沟通、保存文化的方式，可望通过更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与知识启蒙、社会教育、民主参与等社会运动的结合，扎根于更深厚的社会土壤，从而获得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第三节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按照多元文化理论，文化并非整体一块，除了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秩序之外，还存在着多元共生的亚文化族群。"一些较小的社会群体，它们总要表现自己隐密和异端的，往往是放纵无拘的价值观"。而每一个文化族群都会采取其不同的文化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彰显自己的独特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德着重强调，语言是社会纽带的基础。大众影像作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个人化生产方式，以其极大自由言说的空间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民间意识形态，成为社群内部的联系纽带，其不断的生产和普及被认为意味着影像的民本主义（populi**）时代的到来。其中除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部分可通过影视传媒实现大众传播外，更多的通过互联网、爱好者团体、影视俱乐部、大专院校、人际交流实现小众传播。在此基础上，一个以影像社区为标志的大众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正在搭建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西方的民主参与理论（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开始在中国找到生长点。
一、当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与大众影像运动
从发生学的角度，类比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一个与当初"文学的公共领域"相类似的"大众影像的公共领域"在当下中国正初现端倪。
1、双重困境——中国公共领域建设的难题
作为从近现代西方社会内部分析出来的一个范畴，公共领域概念的引入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有一个理论漂移的过程。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无公共领域并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在我们从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发现民间影像运动的开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1964年，哈氏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公共领域的范围是"向所有公民开放"，而重心是"不受限制"地"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1998年，在回答一位中国学者的提问时，哈贝马斯进一步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给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内涵迥异，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在这里不作详细梳理。但总的说来，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⑴参与者；⑵媒介；⑶共识。其中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曾经引起公共领域的变革。历史上三种类型的公共领域：即古希腊"城邦型"、欧洲中世纪"代表型"和近代西欧"市民型"的公共领域，都与传播革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