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口语和文字的诞生，对于古希腊公共领域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纸草纸（古埃及时代制纸的原料）卷轴及字母的发明是古希腊城邦有限度民主及古罗马法律形成的关键。以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志的信息传播革命，直接导致了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纸张及印刷术以各种文字复制宗教文本，带动了欧洲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宗教自由保障了私人自主性的第一个领域"。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启蒙运动不仅把人们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使近代科技取得长足进步，直至引发近代的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到"第三等级"之中。他们作为"私人"没有任何统治权，他们在公开批判过程中用监督的原则反对现存权力奠基其上的原则，亦即要求程序的公开性。哈贝马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转移"清楚地体现在公共领域的突出机制即报刊的转化之中"。此后，公共领域随着第四次信息革命的来临而衰落。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信息传播革命在使人类在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等方面都取得空前进步的同时，也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崩溃。借助于模拟媒介而形成的虚假的"共识"为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干预政治提供了虚构的"合法性"。在模拟媒介的"协助"之下，"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时进行，以致使公共领域丧失了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由此，如何才能使近代西方"得而复失"的公共领域"失而复得"就成为一个令西方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当下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得而复失"的过程，自然也不可能"失而复得"，当下的公共领域仍然是一个需要建设的问题。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一直束缚着私人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私人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让渡过程，这与西方私人领域自下而上式的自然成长恰恰相反。中国的私人领域自身没有形成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平衡的内在结构和必要的组织形式。力量的孱弱和组织的缺乏决定了私人领域对国家权力机关必然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爱德华·赫尔曼等认为，"媒体是人民交流的主要工具。公众通过媒体参与政治活动。媒体对公共领域所做的贡献的质量高低是决定民主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而在当今中国，媒介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并行不悖。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乃至在产业化幌子之下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未为公共领域的建设添色多少。在官方媒介里既没有"对所有公民开放"，也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里，国家和社会是合二为一的。
哈氏从多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尤其强调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哈氏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被逐渐取代。"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这种主导性文化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将民众看作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意识形态上将它们束缚于各种具体的民族顺从形式。"民众"彼此孤立，而且隔绝于绝大多数的媒介生产。"在大众传媒作为国家机器的时代，这种公共领域只是一个被掌控的领域，或者可以称之为半公共领域，或者被安置了监视器的公共领域。在政治和市场的主导下，当下中国的大众传媒正在滋生的正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由于这些单向传媒对信息源的垄断和其极具煽动性的商业特征使受众受到了极大的"选择强制"，受众只能依据有限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做出"反理性的理性判断"（马尔库塞语）。这种借助媒介而形成的"共识"只能是一种未经辩论的虚假的共识。而正是这种虚假的"共识"为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干预政治提供了虚构的"合法性"。因此在当下中国，既有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同时又存在消费主义笼罩下的公共领域的封建化。在媒体产业化走向的过程中，我们在面临商业主义或消费主义侵蚀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政治权力的监视而沦为一种半政治力量。在政治控制和市场压力之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就更显得殊为不易。
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转换和构建，其中也包括公共领域。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公共领域"的主体不仅包括"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对于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财产处于弱势甚至毫无财产保障的人们，如何来保护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如何来倾听他们发出的公共意见，并最终创制出属于他们的"公共领域"？"——这促使我们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必须重新思考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2.边缘突破——新媒介的兴起与公共空间的开掘
虽然媒体的政治和商业化愈演愈烈，然而，"媒体并非公共领域的惟一工具。图书馆、学校、教堂、工会和其它自愿组成的协会也都是公共领域的机构。市民在这些地方相聚，讨论自己的问题和切身利益"。
1970年，帝奇纳等人在其"知识沟"的假说中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将比受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能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信息沟"或"知识沟"的出现将进一步"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越来越大的信息落差以及所导致的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poor）的产生，加剧了世界以及个体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因此，在实践操作中，"找到并发展一个民主的媒体，从而取代以市场为导向或是单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参与理论（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出现，这种理论认为媒介应该被用来刺激多元团体，赋予其权力。提倡媒介在草根层面上支持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它号召发展创新性的能够由社团成员直接控制的"小"媒介。而且传播实践也证明，"在消除知识沟方面，电视有其独到的作用"。
在实践层面上，在当今权势传媒的全球化和媒介商业化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前述方兴未艾的抵制媒体集中化和中心化的运动，以及对新型传播工具的关注乃至传播向边缘和小众群体的转向。愈演愈烈的另类媒介活动使"早期致力于争取公用并控制传播系统的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的学者，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
在中国，随着影像生产工具的普及，大众影像运动暗潮涌动，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开始通过影像的生产、传播与探讨，切入当下中国社会，展开社会批评的操作。大众影像生产正在成为这种替代性公共领域的新的构造力量。
3.影像社区——公共领域建设的新模态
影像社区，主要指以影像为媒介，通过影像的生产、传播而形成的一个交流互动的小众化空间。
当下中国，民间影像团体一直是大众影像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基地和活动空间，起初只是一些自发组织的观影团体或创作小组。如贾樟柯、王宏伟、顾峥等五人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潘剑林、孙志强、毛然组成的"DV记录小组"。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民间影像创作逐步自觉。一些小规模的民间影像团体才开始浮出水面，类似早期法国先锋派的电影俱乐部在中国萌生，如上海的"101电影工作室"（1996年10月1日成立）、广州的"缘影会"（1998年9月11日成立）、北京的"青年电影实践社"（2000年4月1日成立），南京的"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2000年6月成立）、沈阳"自由电影"（2000年成立）、成都"白夜"影会（2001年4月成立）以及武汉的观影会、郑州边缘社、重庆M公社、山西渐近线观影会等，现在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了与半官方的电影协会完全不同的民间影像组织。影会规模从30-40人（如成都"白夜"影会）到400-500人（如广州"缘影会"）不等。"社团组织之所以具有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这些影像团体组织各种大型电影公益推广活动，如免费放映、电影沙龙等。他们倡导影像创作，组织巡回演讲，开展网上讨论，出版类似当初法国新浪潮中《电影手册》之类的内部出版物。这些影像社团通过活动与文化的连接正在营造出一种小型的公共空间，从早期吴文光主编的半官方的《记录手册》，到完全民间化的《实践手册》、上海的"101电影工作室"的《新影像》、广州缘影会的《缘影志》，社团成员相互观摩、彼此切磋，针砭现实，各抒己见。从黄亭子50号酒吧，2001年开始的首届独立影像展，到2003年3月份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乃至2003年11月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以大众影像生产为核心的影像团体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带动的影像创作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些影像社团不仅组织影像观摩，还纷纷开设电影论坛，介绍影像史实，推荐影像产品，介绍影像技术，开展网上互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影像生产的自觉性，并呈现出创作与欣赏、创作实践与理论研讨并重的取向。这些组织不同于电影协会等当初的半官方组织，这种独立首先是一种物质运作和精神文化上的独立。
我们以原北京"青年电影实践社"为例：
口号：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映像民间化表达。
宗旨：以电影为思考手段，尊重个性、为还给电影思考的权力进行不懈地努力。
目前该社有大约60名普通会员、约150人实践会员，主要是创作者，还有约200人的网上会员，在实践社网上论坛参与讨论、影评。
关于其活动章程，亦有较详尽的规划：
（1）以定期举办经典影片观摩为手段，进行作者电影观念的扩散。
（2）不定期举办个人电影、录像展映。
（3）吸收有志于把电影作为一生事业的青年为核心，进行观念上的交流、精神上的鼓励、制作上的互助。
（4）活动要具备学术上的水准，而不是一个电影普及。
（5）重于实践探索、不仅停留在评论层面。
（6）兼容并包，尊重个人在电影上的真正探索。
（7）每周举行一到两次电影观摩，定期举行电影研讨、针对性地进行表现手法的交流、技术问题的相互解答。
（8）不定期出版会刊《实践手册》。
（9）在网上建立BBS论坛。
（10）建立网站。
（11）编辑、翻译电影理论出版物。
再如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零频道，定期在北京之巅户外俱乐部、苹果社区极度体验俱乐部、行摄匆匆户外俱乐部及北京高校举行纪录片沙龙，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聚会，无须报名预约。自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已举办近80多场观映活动。放映活动除观赏国内外顶级纪录片外，还与资深导演、作者、社会学者、行业专家、媒体记者、爱好者针对影片内容进行互动交流，启发相关纪录片及社会话题讨论。北京零频道迄今已举办了两期纪录片导演训练营，以及"纪录在中国""全国纪录片巡展活动。再如位于珠三角广州、深圳的"缘影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民间影像的制作、放映、研讨、交流、出版与发行，先后放映了200多部著名影像作品，出版《缘影志》、《影话》等六十多期刊物，开展"三元里计划"等集体拍摄活动和学术研究，策划多项专题影展，举办"南方电影论坛"，发行《缘影会短片集2000-2003》等DVD制品，在推动南方的民间影像创作方面功不可没。可以说，当下蓬勃开展的民间影像运动正在利用口语、印刷、影像、网络等多种传播手段，营造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
随着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形形色色的多元的民间组织也在中国衍生。影像组织正在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下中国，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完全民间化的组织，民间影像团体一直是大众影像生产的基地、中心和纽带。这些与大众影像一起萌生的民间影像团体，起初只是一些自发组织的观影团体或创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