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控制（control）：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控制危机进一步发展。即时危害已经造成，政府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保护公众利益，使危机的不良后果减到最小。控制是政府向媒体和公众传达的一个负责任的信号，体现一种积极面对危机的态度，是一种良好的危机沟通方式。政府把控制危机的举措通过记者招待会向媒体进行全面介绍，可以向媒体和公众表明政府一切为民的信心、决心和实际努力，容易赢得舆论的支持以共渡难关。
在控制危机的举措中，应考虑到政府议程的统一性与专业性。议程的统一性，是使政府发出的声音保持一致，有利于在危机发生时统一公众的认识。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在《试论舆论引导的选择性操作》一文中，指出媒介配合政府的舆论引导有“齐唱式”“合唱式”“自由式”三种配合方式。“齐唱式”配合即各媒介以完全相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参与舆论引导。如新华社发通稿，各媒体同时发表，以形成舆论一律的效果；“合唱式”配合，即围绕一个中心或主题，各媒介从各自的特点出发以不同的内容重心和表现手法参与舆论引导。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体在系统中都有相对主动的地位和选择适合自己表现的自由空间，既服从主旋律，又有自己表现的某种自由度；还有一种“自由式”配合，各媒介虽有大体一致的主题，但是系统失去对个体的控制，个体有完全的自由决定自己做什么与不做什么。政府在危机处理中可以利用的“齐唱式”与“合唱式”配合，对“自由式”配合则要慎用。因为前两种方式政府都可以加以控制，而后者则容易使政府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处于危机之中的公众心理最为脆弱，如果此时媒体议题完全处于自由表达的状态，就容易出现政府信息与新闻信息的矛盾，致使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出现冲突甚至产生对立。议程的专业化，是指政府发布信息的政府官员需具备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才能提升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他既能传递关于危机处理的政府信息，又能满足媒体、公众对于危机信息的知晓权。一个不了解媒体的政府官员，可能提供的是媒体与公众并不关心信息，即便他的应答有利于政府的危机处理，却会因为无法成为媒体议程而更难进入公众议程。
（3）承诺（commitment）：这是政府亲民、自信与负责的直接体现。在危机发生后，公众往往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甚至将其视为唯一的依赖和精神支柱，期盼着政府拿出最强有力的举措解决危机。此时，政府对公众的承诺能够给公众注入战胜危机的信心，使之获得积极行动的勇气。所以，政府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借助媒体报道向公众进行承诺，可以澄清谣言、解答疑惑、消除顾虑，减轻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危机对公众的精神伤害，有利于危机沟通和危机处理的顺利进行。
（二）3T法则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了危机沟通的“3T”法则，即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和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
（1）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Your Own Tale）。在通常情况下，危机发生后，当地政府是媒体和公众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当地政府成为权威信源能够防止其它信源的消息传播，减少不实信息的传播机会。政府强调信息一致的同时，还要注意提供信息尽可能及时、丰富与全面，满足公众对危机信息的多方需要，尽量做到以我为主地提供情况。因此，面对危机，政府应该更主动地“说话”，不仅要提供具体的事实信息，还要对事实进行评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仅要有正面的说明，还有侧面的反映，以及反面的材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公众对危机信息的需要。只有当政府的危机信息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角，并使媒体对于危机信息的需求得到全面满足，媒体才不会刻意去寻找其他信源，从而保证信息倾向的一致性，形成合力共抗危机。
（2）提供全部情况（Tell It All）。政府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努力确保信息倾向的一致，并不等于刻意掩盖于己不利的信息，或只公布于已有利的信息。危机一旦发生，不管政府方面愿意还是不愿意，信息都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因此，不管掌握的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占据的信息能否多于媒体所获知的，地方政府都应坦诚地向媒体公布，提供自己了解到的全部事实，强调所确认的重要事实和观点，承认对其他一些事实可能还缺乏了解，从而以真诚的态度赢得媒体的支持与帮助。在危机传播中，政府要尽可能全面提供情况，不要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权威信源的作用，但不能用长官意志来规范媒体的报道；不能轻视或随意践踏媒体的采访权，更不能运用行政权力对媒体的正常采访强行干涉或进行威胁；无论面对全国性媒体还是当地媒体，都应以平等的态度与之沟通，尽量全面地通报信息并建立良好关系。
（3）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Fast）。从心理学上看，一般公众在接受信息时都会有“先入为主”的倾向，容易接受最先得到的消息。尤其是面对突发的危机时，公众出于关心自身安危和权益的需要，希望尽快获得有关信息，一旦无法从公开的渠道获取权威信息，就有可能凭借主观想象对事态发展做出各种猜测，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样，很有可能从整体上加深社会公众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给政府的危机处理带来困难。几乎所有的危机传播研究者都主张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危机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就是要求政府权威部门赶在当事人、目击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利益冲突方之前，将准确信息发布出去，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在危机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先发制人，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和事件处理的主导权。2000年2月1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事主当场死亡，一名外国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新闻办为快速反应，越过了一些报批程序，迅速召开记者招待会，组织中央新闻媒体播发消息。北京市政府在事发一个多小时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现场将新闻稿散发给外国记者。随后，境外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都采用了我们提供的声明和新闻稿，报道内容客观、公允，没有出现猜测性、歪曲性报道。
危机出现后的24小时内是应对的最佳时机，被称为危机处理的“黄金24小时”。危机事件具有较大新闻价值，媒体必定积极介入其中，随时跟踪事态的进展，及时报道新闻，不断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如果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发布，媒体只能转而寻找其他信源，甚至对政府的沉默做出各种推测。政府危机处理的目标主要是化解危机和恢复形象，如果不注意媒体需要，不能及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尽快提供众多媒体所需的大量信息，这一目标就很难通过新闻媒体得到体现。因此，政府在危机传播中，要及时跟进信息发布，尽快向媒体提供情况，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否则，很有可能失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
四、广东地方政府的危机发布实践
广东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对外交往频繁，是国内外媒体密切关注的国际化地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政府记者招待会至关重要，关系着广东良好形象的推广、维护和塑造。面对“非典”、“禽流感”等首发于广东地区等危机事件，“后发制人”的发布策略已不再奏效，在传媒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反而容易导致“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走遍全球每一个角落”。为此，广东省地方政府重视危机发布工作，努力做到正面新闻主动发布、负面新闻及时发布。
广东省是我国最早正式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省份之一。早在1993年，广东省就开始在“两会”期间向境内外记者发布新闻。1999年，广东省政府明确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情况介绍会”的形式，定期向境内外媒体发布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信息。“非典”事件之后，广东省的新闻发布制度更加成熟。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李守进分管全省外宣工作，同时担任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他说：“现在的发布会与以往的不同。以前我都是主持人，我与我们新闻办的一些同志都是坐在台上，召集发布会，由别的部门领导来介绍工作信息与情况。但现在我们是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来召集，并由新闻发言人来发布信息。以往的发布会多是一些部门的专题发布会，而我们现在发布的内容会更宏观，综合性更强，与市政府政务活动内容结合更紧密。”李守进主持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是向中外媒体介绍广东省上半年的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他在会前充分掌握了海外舆情，并对答问口径作了精心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抓住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提问的机会，在应答中对香港一家刊物关于广东的不实报道进行了有力的辟谣。
2005年12月，广东省发生北江镉污染事件。这是一个典型的环保危机事件。省环保局经过监测，查出冶炼厂从设在北江上游的排污口排放出大量的毒镉，立即向上级报告了情况。省政府立即召集各有关专家和宣传部人员连夜赶去。当晚会议决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向媒体和社会通报情况。这样，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公众说明了情况，及时地引导了社会舆论。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结果，这一事故得到了较好的危机处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没有造成一个城市停水，没有一个人喝污染水，没有发生一次群众恐慌”。
危机事件的爆发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发展与稳定，而对危机的信息处理方式则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执政水平与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危机的现实影响只在一时一地，但是，危机信息的传播却可以在一夜之间走遍全球。如果地方政府对危机事件处理不当，缺乏及时、主动的危机发布，很有可能严重破坏地方形象，影响其他地区公众对危机事发地的看法，进而影响跨地区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广东地方政府的危机实践说明，危机信息传播离不开新闻媒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与危机处理有关的信息。因此，制定危机预案和处理危机时必须制定相应的媒体传播策略。
第四节媒体外交功能
研究媒体和外交关系时，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媒体对外交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将媒体称作是一个监督者、独立的观察者、积极的参与者，或催化剂；另一方则将媒介看作是受政府操纵的政治棋局中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至多只是外交政策实施的一个工具。本书观点相对调和，认为媒体和政府在外交上是一种小对抗、大合作的共生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下（如重大外交事件、突发危机）则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密切结合共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媒体外交成为一国政府向他国传递信息、施加外部影响的重要方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媒体外交功能更加突出，对这一功能的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现实意义。
一、媒体与外交的关系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有关外交的议题通常相对敏感且备受记者关注。由于外交关系的信息比国内政策的信息更难以确认，加之记者身兼报道者和公民两种角色，记者在政府的外交政策路线面前非常被动。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应有的权力》一书中记录了政府为保证新闻界支持越南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支持总统政策的要求是以‘国家安全’和‘捍卫中心利益’的名义发出的，这样的要求往往无法抗拒。”政府记者招待会是中外媒体在跨国新闻传播中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是各国政府进行国际宣传的信息载体和新闻宣传方式。政府可以利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外交事件争取公众理解并引导公众参与，而报道外交事件的媒体也可以通过影响受众以施动于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数西方国家经过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合本国政治环境的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运作模式。简单说，就记者招待会的对外报道而言，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报道多少，什么时候报道，或是不予报道，基本上都经过了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