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政府官员的应答策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应对策略，二是间接应对策略。间接应对策略最能展示回答者的语言能力和应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在记者招待会上，同样的问题，记者追问了10多遍，他回答了10多遍，每次所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而每次表述均不相同，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当然，这一策略也有一定的限度，回避矛盾、暗渡陈仓不能走得太远。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擅长言语（辩论）的人才能成为群众的首领。”长期以来，政治家总把包括问答在内的直接交流作为改变或强化他人观点的重要途径之一，因其可以让政府官员和受众进行对话。记者招待会保留了这种直接沟通的外在形式，并通过媒体使广大受众感受、参与到现场中来，从而扩大了政府官员应答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政府官员的综合素质面临考验。
第一节刚性有力：直面挑衅性提问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在涉及国家利益、关键问题和原则问题上，面对记者非善意、挑衅性的提问，回答者可以采用直接回答、正面驳斥的策略，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语言肯定有力、准确到位，具有反诘论辩的色彩。
一、针锋相对，毫不含糊。
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美国记者问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你们为什么要采取那么严的保安措施，你们怕什么？是不是怕中国政府倒台？”吴建民回答：“有重要人物来访采取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全世界都这么做。1993年11月，江****主席出访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我也去了。你们美国的保安措施很厉害啊，我要上电梯，你们的保安一巴掌把我推开了。”台下记者追问：“你抗议了吗？”吴建民接着回答：“我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保安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停顿一下，吴建民有力地说：“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垮台的。”1991年5月23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香港记者对中国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燃放焰火有异议，向吴建民提问：“你觉得像西藏这样落后的地方，用10万元人民币燃放焰火庆祝解放合适吗？”吴建民镇定自若地回答：“40年来。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人民对重要节日进行庆祝是很自然的事。比如美国在庆祝独立200周年、法国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按照您的逻辑，是不是认为美法两国政府应该把这笔钱省下来去救济那些在严寒中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呢？”分析以上两例，吴建民均使用了类比、反问的手法，通过事实强调自己的正确观点以反驳对方的错误认识。他先直奔主题、正面立论，再对提问所包含的信息用事实和类比进行反驳，从而说明对方信息的不合理性。在第一个例子中，针对美国记者的提问，他举出自己在美国亲历的类似例子，说明美国保安措施的严密，其回答“至于中国政府怕什么”，以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这个国家的政府会垮台的”，通过中外媒体的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起到鼓舞舆论、振奋民心的作用。在第二个例子中，他明确肯定了西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进步，并把西藏庆祝和平解放与美国庆祝独立、法国庆祝法国大革命进行类比，结尾处通过反问，有力地驳斥了记者的挑衅性观点。
1998年2月l2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有西方记者提问：“中国是怎样定义’********‘这一说法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回答：“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旨在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坚决反对一切旨在国际上造成’********‘和’********‘的行为。”该记者又追问道：“我只想让你澄清一下。因为台湾是有自己的’总统‘的，它也有自己的’国民议会‘，也有自己的护照以及自己的’旗帜‘。但是中国又是怎样定义’********‘的呢？”朱邦造说：“尽管目前海峡两岸还没有统一，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地位没有改变，也不允许改变。中国的主权一直没有被分割，也不允许被分割。在中国统一之前。在处理********事务当中，特别在两岸谈判当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必须坚持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此例中，西方记者采用了追问的方法。第一次提问是明知故问，引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般性、原则性的回答；第二次提问表现出提问的真实目的，其潜台词是“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了”，通过提问传递了新闻的潜信息。而朱邦造的两次回答表现出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清晰的政策知识，以及直言坦率的回答风格，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定信念。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竞选连任时，在和竞选对手蒙代尔进行第一次电视辩论中，他明显处于劣势。反对派媒体据此大肆渲染里根年纪大了，这对他相当不利。当里根与蒙代尔进行第二次辩论时，有人问里根：“你是否觉得年事已高会影响你在下一届任期内履行总统职责？”里根回答说：“我无意在这次竞选中在年龄问题上做文章，更不会利用我的竞选对手的年轻和经验贫乏为政治目的服务。”此例中，年龄问题是里根竞选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是对手容易抓住的一个薄弱环节。里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直面这一挑衅性提问，并借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给了竞争对手决定性的打击，从而使自己的年龄大成为优势而对方年纪轻转为劣势。当时舆论认为，正是这一有力的反驳使里根获得连任。
1986年初，在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说，中国在新疆帮助巴基斯坦试验核武器，对此，大使先生有何见解？”李连庆回答：“‘据’是一个推测用语，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使用这样的词语是不够慎重的。据谁所说？证据何在？中国一贯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自己制造核武器，也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以至最终销毁核武器，怎么会再去帮助另一个国家试制核武器呢？”这是一个以反问作答的典型例子。在这里，李连庆用一连串的反问，直接批评记者捕风捉影，明确申明了中国在核不扩张上的原则立场，义正言辞，一针见血。
二、肯定有力，准确到位。
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者代表政府面向媒体和公众发言，所以，其回答必须准确到位。准确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问题方向把握的准确，二是对关键细节把握的准确。2003年7月2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东方网记者问道：“海外一家媒体刊登消息说，上海有一位前副市长因********而受到牵连，请问这消息是否属实？”焦扬回答：“有关报道我确实看到了，近期海外一些网站，甚至有些比较严肃的海外媒体炒作什么上海前任副市长，或前任人大副主任因受到周案牵连而被监视居住。我可以确切地说，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毫无根据的。点名道姓对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认为降低了媒体的威信，同时也降低了记者的职业道德。这位当事人后来向这家媒体投寄信函，指出这不负责任的谣言，要求他们道歉。这家媒体还是有职业精神的，全文刊登了信函，并向这位领导道歉，有些媒体转载了。我觉得媒体应以客观、公正取信于民，对于捕风捉影的事情要打一个问号。”对这一提问，焦扬义正词严，在问题方向的把握上极为准确。2003年7月3日，美国道琼斯新闻公司记者又问道：“请问一下周正毅案件，你上次说有关部门继续调查这个事件，有什么进展？可以告诉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吗？”焦扬回答说：“对这件事情，市政府在积极配合有关方面调查。现在外面各种消息很多，但作为新闻发言人，我还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权威信息。”美国这一提问比较敏感，回答起来难度很大。在关键细节的回答上，焦扬显得特别谨慎，措辞十分小心，力求准确无误。在此，她用了“市政府在积极配合有关方面调查”，“我还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权威消息”等准确语言进行了表述。
要做到应答准确到位，通常需要回避三类问题：一是假设性的问题，二是涉及他人的问题，三是你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特别是面对记者提出的假设性问题，应答者应该尽量小心，巧妙回避，以免落入记者在假设中设计的陷阱。一般来说，遇到记者这种假设性提问，可以直接回答：“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现在还不存在这一如果的问题”、“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等等。比如，曾有记者问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你刚才提到美国政府不支持********。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都同意********，美国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会继续坚持不支持********的政策吗？”阿米蒂奇回答说：“用词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说不支持时，这是一回事。这与说我们反对****是不同的。如果海峡两岸人民达成解决的办法，很明显美国是不会反对的。因此，我们使用‘我们不支持****’这一词。这是应由两岸人民解决的问题。”阿米蒂奇的回答被新闻媒体刻意炒作而演绎为美国“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成了一个外交事件，引起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最后迫使美国政府官员出面澄清和解释。很显然，对于记者的这一假设问题，阿米蒂奇应该选择回避，但他还是一不小心就掉入了“如果”的陷阱。
三、事实为证，数据说话。
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有关“**********”的提问，李肇星引用了一组数据：“2004年，美国国防开支是4559亿美元，占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而中国的国防费用去年是2117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1.6％。就是说，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中国的17.8倍。同样是去年，美国人均国防开支1540美元，中国人均国防开支大约是20美元，美国是中国的77倍。还有一组数字是2003年的，美国军费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7％，超过除美国以外的25个军费大国当年军费开支的总和，是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军费之和的3.5倍。”李肇星用精确的数字、准确的事实，充分、形象、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比空泛的道理更有说服力，让人容易理解并且印象深刻。
在2004年7月15日******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合众国际社记者提出一个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权”的尖锐问题。他问道：“国际上有很多批评，都是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侵犯人权的意向。我想知道，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强迫的，还是义务的性质？我想清楚地了解在城市、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是怎样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回答：“谢谢合众社记者的提问。我想还是用数据说话。目前，中国一共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83%的人使用避孕方法，相当于2亿多人，这通过强迫命令是很难实现的。第二个数据，中国的人流率和美国基本接近，中国是28%，美国是25%，这个数据，在荷兰是非常好的，只有7%，英国是17%。第三个数据，中国避孕方法的构成，其中48%的妇女是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是使用输卵管结扎技术，剩下的相当一部分是使用口服避孕药和避孕套等其他方法。避孕方法的构成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向全世界说明，我们计划生育的整个项目主要是提供优质的服务、知情的选择和可能获得的技术和产品。谢谢。”此例中，记者的提问动机十分明显，首先指出“国际上对中国有许多批评”，意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权”。面对这一尖锐的非善意提问，赵白鸽选择了“用数据说话”，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从中国避孕人数占妇女总数的比例、中国的人流率与美荷英等国的对比、中国避孕方法的构成等三个方面，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的意义和运作，回答了记者关于“强迫还是义务”的问题。由此可见，数据本身就是事实，但如何运用数据则是技巧。数据合理、得体和巧妙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回答的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