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化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那么，21世纪中国文化则处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点就是零散化、无深度、游戏化、拼接化、娱乐化。从农业文明中走出，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都市中穿梭，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的情感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这种麻木的感觉。随意拼凑的流行歌词比比皆是，音乐成了工厂里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歌手、新人靠的是广告宣传和商业包装。在中国音乐界，我们看到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欧美、日韩，时尚风愈演愈烈，那些制造出来的精神苍白的明星成了我们时代的偶像。民族音乐学界则是千人一腔，银屏上经常出现的是几副数得过来的面孔。每年推出的新人也是必须符合现有的学院派游戏规则才能获得通行证。而因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更，大家以追求时髦为荣，电视传播让这种“时尚”的观念进一步植根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不唱民歌，改唱流行歌曲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濒临失传的境地。“中国民歌是真正的经典之作，好得不能再好，它能够流传好几代，一直流传到现在，一方面是它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实在是太难得了。”（资深音乐人腾格尔）；“现在的青少年对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知道的太少了，甚至于现在的年轻音乐工作者，搞创作的都知道的非常之少。搞创作五十多年了，搞声乐创作五十多年了，必须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曲家生茂）。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博德利亚尔认为媒体具有“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自从电视成了强势媒体之后，每一特定时期，音乐的生态环境也因为电视传播的神奇魅力发生着改变。当前状况是观众对显在的音乐趋之若鹜，久而久之，竟然误以为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些音乐形式。CCTV《西部民歌大赛》对这些观念来了个天翻地覆的革命，以鲜活的民歌文本彻底改变了人们（从研究专家、音乐人到普通观众）对于民歌的认识，打破了时尚音乐、学院派音乐唯我独尊的局面。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首先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正在使我们的社会重新部落化。关于媒介的功能、作用，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目前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关于电视（媒介）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国内的学者关注的比较多，出版了系列相关专著，如《传媒的魔力——领袖人物运用传媒力量纪实》（曾文经编著）、《媒体的力量》（李希光 赵心树著）等，有人以此还称电视媒体为“第四权力”；但关于电视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在如何积极利用电视传播的力量改变艺术的文化生态这一问题上目前涉足的比较少。一位国内知名舞蹈理论研究专家，谈及中央电视台的《舞说·说舞》栏目时竟然不知道。这一方面说明电视所传播的舞蹈资源有限，不能吸引舞蹈研究者的目光，一方面也说明一些纯艺术领域对于利用电视传播这个媒体进一步传播艺术精粹、改变当下艺术的生存生态的意识还不足。
“民歌是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标志，随着城市的都市化，这种传统的东西似乎在慢慢的消失，作为传播者，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扬它，甚至可以说怎么去挽救它？”针对这个问题，此次大赛总导演、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的话：“传播就是发扬。作为媒体，如果不把自身作为传播民族文化的平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电视的关注、电视的展示，对于弘扬、承传传统文化来讲，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给一个黑水藏族的多声部和声一个金奖或者银奖，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关注这件事，去学习。”艺术的生存价值在于在更多的群体中张扬活力、陶冶情操、引发共鸣。乌金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美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太大了，中央电视台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自觉地肩负抢救保护我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重任，这是一个历史的重任。”
随着城市的都市化，都市的国际化，外来文化对传统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民族文化有可能面临消失的危险。当“全球化”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命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能让“全球化”变成“西化”和“美国化”，在电视传播中，如何运用媒体的力量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合理的位置，应该成为值得我们长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第三节社会生态意义
一、社会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人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业革命导致了环境危机、生态冲突这些问题。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败。从近代以来，人所创造的技术也使人自己成了技术的奴隶，技术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度，技术也强制人处处要遵循技术的规则。社会生态学认为，我们人类当今所面临的所有生态问题，都根源于深层的社会问题。
社会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观念与思想最早的源头是H·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生物学，他在《社会静力学》（1850）、《社会学原理》（1876—1896）等著作中，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有机体，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研究社会的进化及其营养的持续分配等功能，尤其是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了六项类比，得出三个结论：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种部分构成紧密整体；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斯宾塞还把社会划分为三大“器官”系统：一是由产业组织体现的保持系统，相对于生物体的营养系统；二是由商业、银行、运输业组织体现的分配循环系统，相当于生物体的分配、循环系统；三是由管理机构和政府体现的调节系统，相当于生物体的神经系统。社会就是一个比生物有机体更高级的由各阶级、各部门、各机构高度结合的超有机体。[刘邦凡《社会系统及其生态性研究之一瞥》，载《博客网·思想评论》。]
美国社会学家布克津（Murray Bookchin）在《什么是社会生态学》[What Is Social Ecology？［A］.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New Jersey：Prentic-Hall，Inc.1993.]一书，他认为，所谓“社会的”，是因为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例如，社会经济问题、民族问题、文化与性别冲突问题，是最严重的生态混乱的核心问题，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认识和解决。社会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因而，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是“社会生态模式”。这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在自然中，同时自然在人类中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生态学”目前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研究社会－人－自然相互作用的学科。人一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构成—种生态——社会的大生态系统结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都是这个大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学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寻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生态化，建设一个生态社会。
可以说对西方社会产生极大冲击的生态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推动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环境问题重新被提到政治高度，它进入国家和世界的政治结构，促进绿色政治和绿党的崛起。特别是国家参与环境管理，设置环境保护的国家机构，行使管理环境的国家职能，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大多数环境问题，来源于政府决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失误。政府的参与，有助于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调整，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和决策。
生态文明观的倡导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是我国政府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目标。工业文明颠倒和割裂了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秩序和联系，把地球所有的东西都物化为生产原料，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这种无视生态基础、鼓励消费、以生产为目标的工业文明社会范型是难以为继的。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它客观上要求：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注重物质消费，更追求精神消费；从环境中索取物质，也注重对环境投入；空间上平等拥有环境资源与空间，时间上不同年代的人群平等享用环境资源与空间；科学与哲学、艺术重新走向融合与统一；技术上从改造自然转化为养护自然；艺术上从单纯地表现人类到更多地赞美自然；国家间从单纯地注重军事安全转为更多地关注全球生态安全；生产和生活日益生态化。中国要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没有生态文化不行，良好的社会生态既是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生态文明社会的目的所在。
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个层次。其中制度文化的生态创新是全方位的，包括建立绿色产权制度、绿色经营制度、绿色管理制度和生态环境制度，最终目的为了建立起遵循生态法则的市场经济制度。具体来说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企业生态文化，用生态文化的基本精神指导各国企业的经济行为；二是实施全民教育，包括加强生态伦理教育、生态道德教育和环境法规教育。一方面学校通过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强化生态文化意识，培养和造就一代一代的具有环境观念、环境意识和生态道德的“生态人”。另一方面，各种媒体加强生态文化宣传和普及，消除“经济万能论”的不良影响，大力弘扬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文化。三是加强生态制度文化建设。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环境时代的各种法规，使生态文化建设有法可依。[莫晓红、廖荣华《论区域生态文化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载《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6日。]
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生态文化有着内在一致性。1972年以来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共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这次大会深刻认识到了环境与发展的密不可分。对于促进社会生态的优化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层面上持续的资源利用和能源供给，使资源的开发不大于资源的再生速度，达到资源的再生利用，社会层面上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稳定的社会结构；生态层面上恰当的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和污染物排放不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和价值问题，资源耗竭、环境压力、社会的不和谐等许多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生态的问题因其关联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现的问题更为深入。“缺少对国家、帝国、科技或资本真正深层的批判，将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化约成简单的、抽象的、科学的图像已成为深层生态学被批判的焦点。”[参见李庆锋译∶《深层生态学评论──对基进环境主义的一次挑战》，载《台湾环境》55、56、57期。]所以良好的社会生态的营造，就不仅要采取确实有效的技术和经济措施，更要彻底改变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建构新的国际关系秩序，选择新的文明。这里我们尤其应该注意政治制度对于电视媒体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国家，政治生态的良性健康与否都会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社会，媒介生态与社会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