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并在其中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主要是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而提出不能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最终走向“全视”的视角，即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
电视文艺批评对象极其丰富，视角选择也非常丰富，我们经常会陷于迷惑中，看似针对任意一个层面都可展开，但实际选取的时候，如何选择有价值的切入点显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与我们的身份、知识结构、关注焦点有关，一方面也与我们看问题的深度与穿透力有关。有时候我们为了突出说明一个观点，故意要将局部存在的问题放大处理，达到“片面化的深刻”的效果。在当前电视文艺发展的现实中，任何一个人要想穷尽电视文艺的方方面面加以批评，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与音乐、绘画、文学等其他个体性创作相比，电视文艺的创作本身已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电视文艺批评的全貌呈现也需要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汇合。但不管怎样，作为批评者来说，心中最好要有“全象”的观念，避免因为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盲人摸象式片面性。同时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今天，每一种批评与解读都是多元解读中的一种，都不可能成为权威，对于倾听者来说，我们同样要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每一位批评者所处的位置和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多种声音的片断中，尽量复原“全象”，对每一种电视文艺的最终价值作理性的客观的判断。
3、批评方法的多样性
由于电视业姗姗来迟，使得电视批评很大程度上因袭文学批评的传统，而近代的文学批评几乎都是主观式的批评，即批评者根据自己的感同身受、体悟共鸣作出的印象式批评。只注意电视作品所转呈的事件，满足于简单的感觉刺激，这固然是幼稚的观众；但耽玩作品的画面、解说、音乐、结构或其道德意义等，不问其实质内容，那也不是真正有意义的鉴赏或有鉴赏能力的真实层面。[王炎龙《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其实我们拥有很多种艺术批评的方法，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对电视的一种片面认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关于电视批评体系的架构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所以容易在一些狭窄的圈子里面绕弯子。
我们可以把既有的批评理论比作我们的武器库，那么这个武器库是非常庞大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二十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艺批评方法，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批评新方法，电影批评理论资源，还有西方理论资源与中国文艺理论结合的新方法，这些武器都可以用来对现在的电视文艺对象加以解剖、解读。
这种复杂性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两本介绍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书上，很难找到对等的几种方法的原因，他们总是在无数种批评方法中选择介绍。这种复杂性同时也造成了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时，疑惑于不知该拿起那一把武器。历史上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它的局限性。当我们面对电视文艺这一全新的现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和转换的问题。我们必须批判性的吸收。这里，我们有必要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首先把这个武器库加以检索，看看哪些武器已经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产物，完全可以抛弃了；哪些武器具有片面使用价值，在解剖某一类问题的时候还具有它的锋利性；哪些武器可以加以改造，适应现在的需要；同时还需要从这些武器库中发现灵感，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制造新的武器。另外还可以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的理论加以利用。不过在如何选择方法这个层面上，应该注意针对具体问题，本着为实践服务的目的，不能用现实的材料仅仅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就显得主次颠倒了。
应当注意的是，对电视文艺批评而言，20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是必须面对的理论入思语境。回顾1949年以来，以及1978年以来的文艺学思想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艺学研究者在世纪早期面对着丰富的古代文论传统进行变革，开始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接受与传播，并占据了统治地位；新时期以来，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潮，特别是西方20世纪的文艺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文艺学。通过分析和整理，文艺学学术界大体上可以认同的意见是，今天的文艺学面临着这样三个理论资源：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传统；古代中国的诗论文论和文章学传统；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艺学传统。在这三个资源的选择、侧重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对于西方传统，有人主张进一步细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其它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则又可再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理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老一代学者中有着较深的影响，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对于西方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学术界一般将之分为过去与当代，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以前的，古代的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较多，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西方的当代理论，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理论上来。[高建平《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成长起来的电视，起初对于它的批评的主要方法来源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批评（以真实性为最高美学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或革命的倾向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电视传统的批评方式，这种形式在历史较为悠久的电影批评中表现更为突出。因为中国的电视批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学术和批评界曾经有过一个引进西方方法论的高潮，并形成了影视批评方法多样化的格局。各种影视批评方法论为分析影视作品提供了不同的分析工具，并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它们为我们理解电影电视中的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方法中值得我们关注的电视批评理论资源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20世纪八十年代重点引进的西方传统批评方式，包括：作者批评、类型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第二部分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一些当代西方批评方法，它们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介绍进中国，包括：文化研究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社会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大众文化批评等。
4、批评群体的复杂性
大众文化时期，批评也不再是某些批评家的特权，人人都有批评的欲望、机会和权利。因为电视传播的图文直观性特点，使得普通受众也有了评价电视的发言权，同时也使得感悟式、印象式的批评增多。这与文学传播的特点不同，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首先要进行学习，首先要进入一个特定的符号系统，然后才能加以阐释，这使得文学的阅读与评价总是局限于某一些特定的所谓社会精英的群体。而电视却不同，人们对语言符号系统的识别，在电视观赏过程中，又回（倒退）到了人对语言最初的直观感知阶段，即直接通过图像与物体的形似关系来理解符号意义的阶段。这样，关于电视批评的群体就增加了更多的来自大众的声音。
目前的电视批评群体，包涵三个方面的人群：学院派。来自传媒院校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张凤铸、曾庆瑞、胡智锋等，来自综合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尹鸿、复旦大学的孟建等，来自电视实践专业领域的中央电视台的张子扬、凤凰卫视的刘春、甘肃省广电总局刘炘等，除了电视研究学者，其他各个领域的都有（目前比较多的是文化研究的学者，不过他们往往把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例证）；
实践派。来自电视文艺制作内部的创作与研究群体，这部分的研究更多的是策划人、主持人、编导等制作群体的编创心得、经验总结；
普通大众。他们的声音通过观众来信、报纸、网络呈现，比较活跃，但也相对比较零散。
这三方面的声音对于电视文艺批评都显得非常重要，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是如何让批评者站稳自己的立场问题，比如很多专家总是说“我是以普通观众的身份”，身份的模糊导致学院派的批评数量少、缺少学理性；其二是如何让有言说能力的“大众”的面更宽泛，目前能发出声音的“大众”毕竟还是少数，而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如青少年、儿童、妇女、老人、农民，如何倾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王岳川在《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王岳川《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一文中提到：电视批评主体是人文知识分子，并包括广大民众中具有关注文化发展、文化陶冶力量的群体，同时还包括政府部门的分管电视和电视方面的从业人员。人文知识分子是批评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批评将依据的是优劣原则、精神原则和价值原则，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评家成为一种只说好的“面子批评家”，提不出真正的建设性意见，也不敢对媒体当中的不良倾向、不正常倾向加以批评，这是需要提起大家注意的。我们在进行电视文艺生态考察的时候，批评队伍的生态恶化、批评者的精神生态同样值得关注。
批评又与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同样是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年龄层次不一样的学者，他们的知识架构、价值取向、批评风格就又有很大的不同。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不能片面放大某一种声音，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单独以某一些人群的利益为衡量优劣的标准。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更要分清楚声音来自何方，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更多呼吁理性的思考，在电视处于求索创新的阶段，更多提倡建设性的批评。
5、批评形式的灵活性
有话可长，无话可短，没有一定之规，当今电视文艺批评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同时因为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在说话的立场、角度的选取、风格特点上也各不相同。
一般比较常见的有这样几种：
新闻性评介：发表在日报、周报和许多通俗杂志上，用以推介各种电视新作和对近期的电视新作的观赏效果作报道的文章，包括剧情介绍、人物或明星花絮，大都在500到1000字之间，甚至更短；写作意在针对广泛的、一般性的读者，在写作风格上强调有趣。这方面的评介文章很容易将电视批评变成了电视表扬，另外一不小心就有“炒作”的可能包含其中，为了提高电视新作的收视效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这样的形式“制造”热点的很多。中央电视台的《影视同期声》可以说是这种形式的电视版。
鉴赏型批评：基于感受阶段层面的鉴赏型批评，这一类型批评针对普通大众，以随笔、杂谈的形态出现，针对节目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某种现象，是一些印象感悟式或情感宣泄式的小品文，批评者以列举事例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