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艺术生态学中重新确定电视文艺的艺术属性
艺术生态学是文艺和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电视文艺生态的阐释，还需进一步清理“艺术”与“文艺”概念。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者里乔托·卡努杜称电影是一种继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这六种艺术之后的“第七艺术”，它的特点是将前六种艺术加以整合而形成运动中的造型艺术。以此有很多人推称电视艺术为“第八艺术”。当然，从本质上说，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是人们看待世界、表现世界的一种方法，它们的审美功能、社会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其表达世界的语言方式不同。张凤铸对此有一比较全面的界定：“电视文艺是以先进的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电视独特的声画造型为表现方式，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对各类文艺作品进行加工、综合创造，通过鲜明的屏幕形象，达到以情感人为目的的特殊屏幕艺术形态。它具有视听艺术的综合性和广泛的群众性。除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外，还有根据传统文学形式加工制作的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报告文学、电视诗歌等。常见的则是专题文艺节目、专题文艺晚会、综合文艺晚会、各种文艺竞赛性节目，各具特色的电视文艺专栏节目和根据实况演出加工而成的各类文艺节目。”这其中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对各类文艺作品进行加工、综合改造”，但事实上，现在的电视文艺对于“各类文艺作品”的表现还远远不够，现在的电视文艺节目一方面对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资源涉及不多，另一方面即使有所涉及而往往又浅尝辄止。可以看到，各种艺术门类的当代探索已经开出了各自独特的境界，但电视对其表现仍然只能说是冰山之一角。所以，如何利用电视对现有艺术资源进行合理和深度的开发，成为电视文艺对困境突围的首要前提。同时，加强各种艺术之间的嫁接与互动也不失为是使电视文艺焕发生机的良丹妙药。如中央电视台3套的《快乐驿站》，将赵本山等人的小品用动画版的形式重新制作，赋予了那些放了又放观众甚至有些审美疲劳的作品以崭新的生命力；再如电视连续剧《粉红女郎》将朱德庸的漫画《涩女郎》搬上银幕，既扩大了漫画的传播面，又将漫画中独有的幽默注入电视，丰富了电视的表现手法。
对于电视文艺的思考，值得关注的还有何晓兵的看法，他认为：关于“艺术是什么？”这一概念已经被传统美学和商业文化搅得混乱一团，而“电视文艺”的推波助澜更让我们对于“艺术是什么”的理解产生莫大的混乱。电视文艺应该是艺术的独特创造，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但当我们习惯于把电视中所表现的世界当作现实存在的世界的时候，电视文艺对于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丰富艺术形式表现的匮乏，电视文艺中艺术精神的匮乏，对人的精神世界关注的匮乏实在难以让我们将“人类艺术奇葩”的桂冠加于“电视文艺”之上。何晓兵表示出深切的担心：在“电视文艺”推波助澜之下，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枯萎，尸骸标本式的华丽“艺术”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精神食粮。“嚼着这类尸骸长大的我们的孩子，将不再有能力梦见蝴蝶的活体（active body）；在他们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将充溢着钉在精致木框里的彩蝶标本（specimen）。孩子们将因此失去很多宝贵的人性特质——如灵性，爱的能力，价值判断能力，想象能力，等等。倘如此，我们罪莫可赎。”
确乎如此，强化和突出“电视文艺”的艺术功能，让它真正成为“前辈”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电影）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从技术手段上说，当代电视艺术已经接近成熟，但从内容层面的精神拓展和价值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深切认识文艺的精神生态平衡功能，才能充分体现艺术的鲜活生命力。
2、在“活动论”视野中考察电视文艺
文本分析作为文学与电视研究的重要传统，使得论及“电视文艺”时，很容易把它同具体“电视文艺节目”联系到一起。我们对具体作品进行研究主要方法有两种：一种关注于作品本身，另一种关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目前，理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视野，所以我们有必要吸收新鲜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开阔视野，加深对于电视文艺的认识。
在此我们提出应该立足于把“电视文艺”当作一个“活动”的“系统”来研究，而不仅仅是把“电视文艺”局限于现成的文本之上，也不局限于只从电视文艺系统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
传统文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生产”的过程。这样，文学活动的过程又是一个从艺术生产到艺术价值再到艺术消费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文学成了多种视角所观照的立体系统。“艺术生产”理论对于揭示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发展，揭示艺术的性质和艺术的特点，以及揭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的奥秘，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观点，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流动的活动过程：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作品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说法在文学理论界中已经被认可。另外我们还可看到从起初人们对世界加以关注，到对作家的关注、对作品的关注，到近代对于读者的关注，再到文化研究中又回到对整体意义的关注，文艺鉴赏与批评在每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可以说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对文艺精神的新的理解，对文艺的认识视角越来越拓宽，对文艺的创作和接受的整体性研究越来越丰满，更加符合人的主体认识世界的要求。
伯明翰学派将文艺生产和接受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霍尔在《电视叙述中的制码与解码》（1973）一文把传播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四个阶段，视其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以之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霍尔认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其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霍尔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也存在同样的阶段。就电视话语的流通而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条件。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谓的“编码”阶段。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工者对世界的看法，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霍尔提出三种解码的方式，即“主导—霸权的立场”，“协商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说电视文本本身并没有意义，受众的解读使之“产生了意义”。从此以后，大众传播开始了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
参照以上理论有助于探讨电视文艺的几个维度，但电视文艺的状况同一般的文艺话语方式仍然有所不同，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艺叙述和传播的话语方式。首先，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电视文艺的载体——电视的传播属性，比文学的传播载体——纸媒介的传播属性更为复杂、新技术含量更高；其次，文学与电视文艺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因传播技术而推动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使得电视的审美品格更趋通俗化与娱乐性；再次，从电视文艺的文本形成来看，它更是一门艺术科学，必须整体科学地来运作，要完成电视艺术的精品制作——从摄制到上银屏，要经过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程，编导、导演、演员、摄像、录音、美工、音乐、化妆、服装、道具诸创作因素的优化组合，这与文学个体创作的方式更有天壤之别。因为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在艺术生产活动中，各环节涉及到的对象丰富了；因为电视视听综合的艺术特点，艺术消费中可供读解的元素增多了。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观照电视文艺的诸种特点，探询电视文艺的特征时，必须从更丰富、更全面的视角作透视，从而避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3、以生态的眼光重新审视电视文艺
在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逐步过渡到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以生态思维的视角和方式，重新审视电视文艺，同时深化对电视文艺的文化学属性的认识，并将它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要深入全面地理解电视文艺，首先要考虑到电视传播的特点。如今，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信息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它对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在“生态学”视野中，电视构成了我们生存其中的环境的重要部分，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均因为电视信息的选择取向、传播广度与密度而发生着相应的改变。
每一时代都有独特的言说世界的方式。当下“言说世界”的强势媒体是电视，依凭这一媒体优势的电视文艺的迅猛发展，使它正成为最具广泛性与大众性的艺术类种。同时我们看到，西方模式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强国的媒介帝国主义策略，正在加速电视媒体对世界文化（包括艺术）格局的改写；电视文艺过度的商业化和“中心论”的偏颇价值观，正在导致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丧失；同时在这个商品性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中的“雅与俗”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加以重新审视。
关于媒介的功能与作用，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目前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关于电视（媒介）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国内学者关注较多，并已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有人据此将电视媒体称为“第四权力”，但关于电视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而在如何积极利用电视传播的力量改变艺术的文化生态，以及改变人的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等问题上，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还比较少。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娱乐文化、消费社会的现实背景下，电视文艺的社会文化功能仍然应该予以重视和强调，但这与传统的政治“教化”观的内涵不一样。倘若以“大众传媒”为借口，完全摒弃电视的文化价值导向功能，一味迎合受众的趣味，走向以“娱乐化”（其实质是商品化）为旗帜的另一个极端，这将使我们生存其中的文化生态受到破坏，其弊多利少，实不可取。在这个意义上，电视文艺仍然应当承担起“文以载道”的功能，这种艺术观意味着对人类艺术文化真诚的关怀和求知和对庸俗娱乐之“文艺”的制衡。
如何在当前这个中国文化的转型期重建国人的精神价值，如何让电视在深化精神文明中发挥积极优势，如何将电视文艺建设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这不仅涉及到电视文艺的任务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我们对于电视文艺角色功能的认识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三节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生态的价值重建
本书重点针对当今电视文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模式”的设想，这种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生态的价值重建。理论的作用不仅仅跟着电视制作亦步亦趋，感性式说好说坏，更应该具有前瞻性，能够对电视文艺的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在中国电视新旧体制转轨、文艺观念深刻变革以及面对入世后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以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视角提出电视文艺生态的价值重建具有独特的意义。
一、背景：中国电视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电视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目前，中国电视正处在深刻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加入WTO后电视媒体面临的新形势以及“数字化”与“产业化”的发展正加剧着中国电视业的“大洗牌”。
从当前的政策环境中，我们看到：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精神，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发展，按照广播影视“十五”计划的要求，国家广电总局把2004年确定为“产业发展年”、“数字发展年”。
广电总局对广播影视的数字化作出了包括时间表在内的全面规划，并把2004年作为数字发展年，大力推进广播影视的数字化发展。一是要求加快技术更新改造，大力推广普及机顶盒。今年底直辖市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会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城市要建立起有线数字电视多媒体信息平台，把模拟用户整体转换为数字用户；二是明确以信息化为目标、以广播电视节目为龙头，积极开发付费电视等新业务和多种信息服务，以业务、服务来带动和促进数字化。广电总局为此颁布了《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三是强调要面向市场，通过产业运作来推动数字化；四是积极争取国家出台支持数字化发展的一些新的经济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