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中国历史反思和讽刺
影片在时间跨度上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把中华民族的水深火热缩小为一个家庭的波澜起伏，以个体的家庭悲剧折射一个民族的疼痛，以个人的情感视角酝酿一个时代的纠结。国内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每一重大事件都直接撞击到这个家庭的生活神经。影片背后经历了“******”“****”等历史时期，表现了每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以及对人们的影响与局限。同时反思了政治暴力与思想暴力对人们的影响，一种“黑色幽默”的手法，温和地批判了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所经历的错误，将这些错误具体到富贵身上，反复叙述，错误的时代局势和思想对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进行了摧残。悲剧造就悲剧，这种历史的恶性循环留给人民是惨不忍睹的切肤之痛，影片中的绝望、无助、无力在黑色幽默里得到转变，变为中国人在艰难生存状态下的忍受。福贵以“忍者无敌”的妥协解释了个人与时代的对立与悬殊，个人处于历史时代的重压之下变的如此的软弱，随波逐流，无从反抗，这种接受现实的历史心态从侧面刻画出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的荒谬。他的每一次打击都与时代有暗合的关系，活着的内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移，活着成为了福贵的终极人生观。导演尽量避免了以往的近代历史题材和电影所持有的尖锐性和批判性，借助了一个贫民史实展现活着的真正意义。
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默默地在那个时代里承受着一切，努力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福贵的人生因为时代的特殊而充满“传奇”，但从深层次探究，他的人生只是一种横贯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加上件花哨的时代外衣继续延续而已。导演力图通过富贵这一角色身上所体现和折射出来的民族性，反思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国民身上所具有的妥协性，以及逆来顺受的生命态度。这种对命运的忍受，实质上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长期妥协退让所形成的惯性，对生命持一种消耗态度，主人公在经历了生命的磨难时，所想到的并不是积极地抗争，而是一味怨天尤人，影片虽未对此做出任何评价判断，可是此点却是人物命运悲剧的真正根源。
3《红高粱》
导演：张艺谋
一.剧情简介
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吭声。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我奶奶赎了回来。但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罢休。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梁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我奶奶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我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呆了似的与我爹站在我奶奶尸体旁，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二.影片分析
1.对人性及原始生命力的赞颂
影片通过对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表现，歌颂了他们原生态生活的真实面貌，充分体现了人身上所具有的自然生命力。导演把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呼唤勃勃生命力，张扬活的不扭曲、无拘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表现为一种想爱就爱、该恨就恨的生命意识。苦难、愚昧的生活苦闷被十八里坡酒坊伙计们宣泄的尤为粗野，但是同生命意义想关联的家邦意识又朴素而执着地在他们心头扎下了根，他们的正义和邪恶反思出中华民族积弱成弊的“劣根性”。影片视角从传统的对农民身份的关注转向了对生命本质的礼赞，颠轿狂舞、高粱地野合、粗犷张扬的歌唱、野性的红高粱、鲜红四溅的高粱酒，都迸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人性的高亢。影片中的人群具有生活的执着热烈追求，通过他们豪放的肢体语言，人物造型，不加修饰的民歌，以及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歌颂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自然生命力，人物情绪始终饱满而又张扬，同时也通过大片的野高粱来隐喻无人管制，无人约束，而又自然的生长延续，构造出最为原始的生命力。“我爷爷”的肆无忌惮和“我奶奶”那被狂野****煽起来的激情被升华为血性与活力的明证，这一切带有强暴倾向于暴露冲动的细节都成为生活与苦闷中“我奶奶”所憧憬渴望的活力而融入了影片的抒情之中，与土制的酒坛炸弹、剥皮杀戮、日光血色等暴力场景互为呼应，升华为生命本能的祭祀仪式。
导演对色彩的选择及感性表现的强化把最为原始的生命底色展现出来，这样的生命体现和人性烘托是特定年代特定情感的纯粹的情绪化体验。在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永恒的沉寂效果，面对着告诉流动的高粱的镜头，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礼赞。两个如泥塑的英雄雕像般的人体矗立于血红的阳光里，有着无法摧朽的生命质感和人性张力，这样的生命的神圣让人不由得萌生出一种悲剧的崇高感和人性的敬仰之情。
2.对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冲突性的表现
影片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人民身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进行了挖掘，在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最为纯粹的民族生命力和民俗文化的表现方式，一种固步自封，盲目自大，无欲无求，刚正不阿的民族性。其思维状态的麻木矛盾与行为妥协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并且对民族和民俗文化进行了展现，那种淳朴，粗犷，豪放的地域人群面貌是最为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的人文特质。影片继承了陈凯歌《黄土地》的浓烈的理性反思，进一步创造出一个极具发泄和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把感情、娱乐性与理性、严肃性等糅合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当时茫然沉闷的境遇和落后愚昧的民族文化展现出来。以民族性凸显民族文化的冲突，这种文化的冲突既包含了中国文化内部伦理理性与生命本能的冲突，又包含了中西文化之间生命本能与工具这一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也是本土话语暴力与外在非理性的较量，颠轿的邪气、野合的蛮气、祝酒神的豪气、拼命时的狂气都呈现出民族性的心理常态与心理变态。这种内蕴的底气使影片在颂扬生命力时具有一种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
影片反思了抗日战争中西北人民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妥协性，通过抗击日军这一事件体现了他们的愚昧和盲目。这种抗战情绪只是来自于一种民间的情意恩仇，而不是自觉自发的保卫民族的抗日战争，这就体现出一种民族的劣根性，即妥协，退让，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集中爆发，而且这种爆发只是一种情感的冲动，影片从此特点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思想特质的愚昧和保守。这种反思促成和包含了中国文化内部伦理理性与生命本能的冲突，也包含了中西文化之间生命本能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3.第五代反思历史和审视民族的表现形式
影片以现代电影观念来表现主题，自始至终没有贯穿到核心事件，而是通过对群体的关注来表现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历史。通过表现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华民族的思想状态及生存面貌，展示了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文化根源，即民族民风及地域文化，心理特征对人行为方式的影响。作为摄影出身的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更注重视觉冲击力，他以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来营造荧幕空间。酿酒坊体现的是生命的远古意识，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是一个自然生命的符号群，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被踩倒高粱又是生命被摧残的体现。导演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全片都被辉煌的红色所浸透，这种大胆夸张的色彩凸显的是民族生命的底色，是导演审美和反思历史的载体。
导演力图张扬生命意识、正视****、煽动激情、反叛软弱，把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在一种神秘色彩中歌颂人性和生命。影片对性及暴力的表现蕴含着对沉闷生活的反叛及家邦被侵害的复仇血性。活剥人皮的残酷与驱赶人群踩倒一颗颗生机勃勃的高梁，由此激发带有几分野性的复仇，充满神圣色彩的酒神歌就是英雄的赞歌。这种从原始野性的生命赞歌上升为民族正义的英雄赞歌，他们歌颂的是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民族精神，是对自由的生命力的企盼。这中正义之举的内在动力是为保持生活自由，保卫自己生存权利的，这已完全超越国界的界限，上升到一种纯美的高度。第五代导演的反叛性和探索性更多是通过主观色彩和镜头影像来张扬一种鲜活的“动”感，以此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究，挖掘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意蕴，把发生在“我奶奶”身上的事以“我”的视点做旁述，丰富壮阔的人生和历史浓缩为具有神话意味的生命冲动与狂放单纯的男女故事，在传导文化理念的同时深刻的审视民族思想，这是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职责和信仰维度。
4.《孔雀》
导演：顾长卫
剧情简介
这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方小城的五口之家，一段时期内各人发生的故事。姐姐高卫红清秀倔犟，因为理想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哥哥高卫国外号“胖子”，患有脑疾，傻乎乎的，总遭人欺负；弟弟高卫强沉默得像一个影子，却是这家唯一的希望；一段小插曲，令卫红义无反顾地要当伞兵。父亲想把卫国送到福利院，母亲则主张为他找个对象。于是，卫国娶了一个瘸脚的乡下妹，虽然看不上眼，但二人经营的沙锅生意还算不错。
几年后，卫红离了婚。因一张裸体女肖像被赶出家门的卫强也回来了，只是身边多了一个在歌厅唱歌的女人张丽娜和她前夫的儿子，而且游手好闲的习气一直没改。
小城里有一个动物园，每一个游客都希望看到孔雀开屏。卫红带着女儿来了，没有看到，她说：“老爸家满山遍野都是孔雀，上那儿看去。”卫国带着老婆来了，也没有看到，他说：“咱自己盖一个动物园，孔雀天天开屏。”卫强三口子出来了，同样没有看到，他说：“反正孔雀冬天也不会开屏”……
影片分析
1.对典型主人公的青春分析
影片中的姐姐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她对青春梦想的疯狂追求却被现实所扼杀。她的妥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抗争，或者说是逃避，姐姐不停的逃避眼下的生活，可这种逃避根本解救不了她，看不清人生的她注定是个悲剧。姐姐遇见年轻军官时，她梦想进入的那个世界，直到姐姐遇到现实的军官已经被生活磨和的与她身边的男人一样猥琐和平凡，姐姐的梦想被击碎了，她心底最后一丝寄托被彻彻底底的摧毁了，她发现曾经承载自己所有梦想的桃花源只不过是自己生活的另一个翻版，也许这时，她才开始真正明白人生的含义。姐姐在地摊上摸着西红柿，哭的那么无助和悲恸，人生如孔雀，人生也像是西红柿，看上去是那么漂亮可爱，但是一捏就会破碎，就如同她之前的梦，是如此的脆弱和简单。她在这时才明白她所做出的挣扎和付出终究是徒劳无获的，她学会了解脱，也必然要屈服于现实。
哥哥则体现出了浓重的现实主义特点，以一种勤恳朴实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遵守社会规则，是现实生活的成功者，他的人生体现了愚而不笨，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傻换来了父母最多的疼爱，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三个兄弟姐妹中，这个傻哥哥的日子是过得最好的。父母由于儿子的缺陷而一生内疚，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了他。在同样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生理的弱者，但他敢于和善于接受现实，用一个“智者”的心态做回原本的自己，这跟姐姐伞兵之梦破灭后的反应成两个极端。他过得平凡充实而且快乐，人的欲望越少越快乐，他的作为正应和了中国“傻人有傻福”的老话。
弟弟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没有生活目标，自己甘于堕落，没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理想追求，虚荣而又叛逆，甚至在超脱和颓废中沦为社会生活的落伍者。他是姐弟三人中最为失败的一个，失败的莫名其妙，自己都不想抗争，别说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这种心态该是六七十岁老人的心态，他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就已经未老先衰，他的懦弱和沉默就像那个年代的影子，没有丝毫的力气和生命，当他爸爸发现他书本里夹着的女人裸体像而被他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也许是找到了一种解脱。也许他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他堕落的很彻底，窃完全失去了自己对尊严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