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标的能办
与阿马迪亚·森一起，我想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公共计划的核心目标应是公民行使各种重要功能的能力。在评价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时——当然这是评价它的政治安排质量的核心部分——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能够行使核心的人类功能？他们在这些功能方面是处在纯粹人的维持地位，还是能够生活得好？我们认为，（这里和罗尔斯一致）在这个单子所列举的相互连结的能力方面，政治应该集中关注使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发挥作用的能力状态[42]。自然地，确定某些个人和群体是否跨过这个门槛，仅仅是确定这一门槛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故意使事情悬而未决，以与人类发展报告的程序相一致，认为目前关于更精确的确定工作的最好方式是集中注意可比较的信息，允许公民自己判断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是不是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好。此外，我们将不得不回答各种关于为使所有人跨过这个门槛我们愿意付出的成本问题，反对让少数人低于门槛和使其他人有相当地高于门槛的生活质量。无论如何，看起来有可能，使所有公民跨越能力的基本门槛，应该看做是一个核心的社会目标。在公民跨过这个门槛时，社会就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选择它们打算追求的其他目标。然而，一些不平等本身将被看做是能力失败。例如，建立在性别或种族等级制度上的不平等，本身是不能允许的，根据是它们破坏了自尊和情感发展。
在政治舞台上，能力方式由之开妈的基本直觉是，人类能力施加一种它们应该得以发展起来的道德要求。人类是这样的生物，假如有正确的教育和物质支持，他们就能充分地具有主要的人类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是具有某些低水平能力[我称之为“基本的能力”（Nussbaum1988）]的生物，发挥着所说的这些功能。当这些能力失去了营养，没有把它们转化成我的单子上列举的高水平能力时，它们就是没有结果的，就以某种方式死掉了，只有它们自己的影子。它们就像是不再走上舞台的演员，或者终其一生都在睡觉的人，或者一个不再演奏的乐谱。它们的存在都涉及到发挥作用。因此，如果不再在舞台上起作用，它们就很难是它们实际的样子。这也许听起来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讨论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基本的广泛的经验观念，一种赞同我们许多时间和地点的日常实践和判断的观念。正如我们认为，一个未成长起来就死掉的女孩尤其是悲剧性地死掉的，因为她的成长活动和为成人活动的准备已经失去了其意义。所以，更一般地说，对于能力和作用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某些基本的和核心的人类天资有发展中得到帮助的要求，并对其他人，特别是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对政府施加这种要求。没有某种这样的关于人类能力的基本价值的观念，我们就很难证明妇女的平等和基本的人权。例如，考虑一下我在我的引语中引用的凯瑟琳·麦金农的评论。如果妇女真的不是树木、海龟或公文柜，那么她们目前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地位不是完全人的地位这一事实，实际上就不会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了。在考虑政治计划时，我们从基本能力及其价值的观念开妈，把它们看做是关于发挥作用的机会的要求，这产生了相关的政治义务。
我已经谈了作用和能力。它们是如何联系的呢？在界定能力方式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弄清这一点是关键的。因为如果我们打算把作用本身当做公共政策的目标，那么自由主义者就有理由判断，我们是在排除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善的概念做出的许多选择。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也许偏爱不是太好的营养，因而努力地节食。不管是出于宗教的理由还是其他的理由，一个人可以偏爱独身生活，而不是要包含性表现的生活。一个人可以以热忱的奉献精神偏爱工作，排除娱乐和游戏。我是不是说这些不是完全人的或充实的生活呢？这种方式是不是指导政府提醒或促使人们发挥那种必要的作用，而不管他们偏爱什么呢？
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不是，是能力而不是作用才是政治目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方式给实践理性以很大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善，既充斥所有其他功能，使它们成为人的而不是动物的（Nussbaum1995b）[43]，而且又构成为单子上的核心功能。的的确确，是作用而不仅仅是能力，才是使一种生活成为完全人的生活的东西，如果在一种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作用，我们就很难为它喝彩，不管它包含着什么样的机会。然而，出于政治目的，对我们来说合适的是争取能力，而且只是这些能力，必须留给公民决定他们此后过程的自由。食物充沛的人总是选择节食，但节食和挨饿之间有很大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是我们想克服的。此外，有正常的性满足机会的人总是选择一种独身生活，我们说不出为什么要反对它。我们说出的反对的东西（例如）使女性生殖残缺的做法，剥夺了个人的选择性作用的机会（的确以及选择独身的机会）。一个有游戏机会的人总能选择一种工作过分卖力的生活，所选择的这种生活和一种被不充分的最大工作时保护所强制的生活和/或使妇女在世界许多地方不能玩耍的“双日”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分析中描述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能力，这个问题就会更清楚了[44]。
首先，存在着我们所谓的基本能力——个人的内在的资质——是发展更发达的能力的必要基础。大多数婴儿生下来就具有实践理性和想象力的基本能力，尽管没有大量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他们不能发挥这些功能。
其次，存在着内在的能力，这是个人本身的状态，就人本身而言，这些状态是发挥必要的功能的充足条件。一个没有遭受生殖残缺的妇女有性快乐的内在能力；大多数成年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根据他们自己的道德心使用语言和思想的内在能力。
最后，我们有结合起来的能力，我们把它们定义成行使功能而与合适的外部条件结合起来的内在能力。一个不是残缺的而是隐退和被禁止离开家门的妇女，有内在的但不是结合起来的性表现（工作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压制性的、不民主的政权的公民，有内在的但不是结合起来的根据自己的道德心行使思想和言论的能力。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产生结合起来的能力，这意味着通过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关心来改善人的状态，还意味着准备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行使实践理性和其他主要功能[45]。
这就澄清了立场。这一方式并不是说公共政策应该满足于内在的能力，漠不关心在敌视的环境中极力行使这些能力的个人的斗争。在这种意义上，它对作用的目标是高度注意的，并指导政府永远记住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强使个人行使功能：一旦这个阶段是充分确立，选择就适合他们。
因此，这种方式非常接近罗尔斯使用原妈善的观念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一系列能力看做像是长长一系列生活功能的机会，这样一来，需要它们就总是合理的，不管一个人还需要别的什么。如果一个人最终有一个生活计划，并不全都实施它们，一个人也很难因为有选择一种全都实施它们的生活机会而受到伤害（的确，在节食和独身的情形中，正是可选择的道路的可利用性给了这种选择以道德的价值）。这个能力单子和罗尔斯的原妈善的单子之间的原妈差别是它的长度和确定性，特别是它把几种善的社会基础放在这个单子上的决定，罗尔斯曾把这几种善叫做“自然的善”，如“健康和活力、智慧和想象力”（Rawls1970：62）。既然罗尔斯一直愿意把自尊的社会基础放在单子上，那就根本不清楚为什么他不同样对想象力和健康这样做[46]。罗尔斯明显的关心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向它的个人保证健康——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充分结合起来的能力，也许像是没有理由的理想主义的。一些能力（例如一些政治自由）能够为社会充分保证，但许多其他能力涉及到机会的因素是不能这样保证的。我们对此回答说，这个单子是一个政治目标的单子，作为渴望和比较的标志应该是有用的。即使有充分医疗支持的个人经常性生病，通过探寻实际的健康能力而对社会进行比较，也仍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假定这种比较将反映人类计划的不同投入，能做出调整来说明多少有利的自然状况。
这个单子的早期版本像是背离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方式，没有像罗尔斯对传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做的那样给其核心地位——尽管把它们合并起来的需要是从一开妈就强调的（Nussbaum1990）。这一版本的单子纠正了重点的缺陷。这些政治自由在塑造人类幸福上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一个以幸福为目的同时把这些抛在一边的社会，给它的成员提供的是一种纯粹动物水平的满足（Sen 1994：38）。正如阿马迪亚·森最近写道的：
政治权利不仅对需要的满足是重要的，它们还对需要的形成是关键的。这一观念最终关系到我们作为人类成员彼此拥有的尊重。（Nussbaum1995b）
这一观念最近得到了罗尔斯的响应：原妈的善说明了公民的哪些需要来自政治正义的观点（Rawls1993：187-188）。
这种能力观点证明了它精心设计的单子，指出选择不是纯粹的自发性的，不能独立于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繁荣。如果一个人关心人们选择一种善的观念的权利，那么他就必须关心支持这些权利的其他生活形式，包括它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方式主张，它对繁荣更全面的关心是与罗尔斯方案背后的动力完全一致的，这一方案一直坚持，我们并不满足于纯粹形式的平等自由和机会，而是必须追求它们充分的平等价值，保证不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妨碍人们亲自利用形式上对他们开放的自由和机会。
这种亚里士多德事业背后的指导思想，在其核心上是一种广泛自由的观念[47]。这种观念也处于罗尔斯的方案的核心：公民是自由的有尊严的人类是选择的制造者的观念。政治在这里有要扮演的迫切的角色，给公民以他们需要的工具，既是为了一切选择，也是为了具有行使最有价值的功能的现实主义选择权。然而，选择是否和如何使用这些工具，要留给他们决定，相信这是尊重他们自由的一个基本方面。他们不被看做是社会计划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被看做是有尊严的人类，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48]。让我们再来看看玛丽·卡尔和梅莎·芭。这种普世主义的方式应就这些具体的案例说些什么呢？对梅莎·芭来说，缺乏选择外出就业的自由，是与健康、营养、迁移、教育、政治声音领域里其他能力缺失相联系的。不像只是关注资源的那种自由主义观点，我的观点能使我们直接关注传统的规范和价值对自我实现强加的障碍，因此证明社会政治行动有理由纠正不平等的状况。梅莎·芭所属种姓的男性用不着克服肉体暴力的威胁，以便走出家门为维持生存的食物而工作。在玛丽·卡尔的情形中，男人的骚扰行为限制了她的工作能力和她的精神自由，她偶尔使用骂人的方式并没有限制或威胁他们。的确，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驳回初级法院判决时所强调的正是这种“地位的不对称”，发现是有利于卡尔的。第七条引起他考虑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类能力的问题：他们的行动是不是制造了一个有理性的人发现是敌视正常功能的环境呢？发现是这样的，波斯纳注意到，她的粗俗的语言“不能同男人们的语言相比较，并被用来证明他们的行动合理和免除他们雇主的责任”。
回答异议：人类功能和多元论
我们仍然需要表明，这种方式是对它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回答。关于对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忽视，我们一开妈就坚持认为，设计这种规范的人类能力概念特别为合理的多元论留下余地。这种能力方式迫使我们看到共同的需要、问题和能力；但它还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和群体都是在非常具体的背景中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个单子要求以一种非常一般的方式鉴别某些对任何人类生活根本的组成部分。但它以几种方式为背景的差别留有余地。首先，它是无止境的和无穷尽的。它并不是说，存在的只是重要的东西，或者关于不在单子上的东西的任何事情都是不重要的（很少的、坏的）。它只是说，这是一组特别重要的功能，我们出于政治目的能够一致地关注它们。
甚至，这个单子在设计上允许对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多种说明的可能性。关于这个单子的好的政治推理将保持着对具体的背景、对行动者的特点及其社会状况的足够敏感。有时，在世界的一个地区促进教育的好方式将在另一个地区是完全无效的；在一个共同体中盛行的结党的形式，也许在另一个共同体中证明是不可维持的。想做出最好的说明，最有理由是通过与那些深陷这些状况中的人公共对话来做到。我们应该使用这个单子来批评不公平；但没有丰富的和充分的信息，我们什么也不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