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宋时代，自然是文学描写的中心，在陶渊明是田园诗，在谢灵运是山水诗，尽管两者的题材、风格并不相同，但在文学史和美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田园诗人陶渊明
东晋百年，玄言诗几乎独占鳌头，使诗歌偏离了形象，变成老庄玄理的枯燥注疏，中断了自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发展的脉络。陶渊明把田园生活带进诗歌，不但重续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也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成为此后诗歌的重要题材。
陶渊明还创造了中国诗歌意境美的新类型，即朴实无华而又韵味醇厚的冲淡之美，“开千古平淡之宗”（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不朽的地位。
一、生平与思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陶侃出身寒门，曾以军功至大司马，但仍不能晋身士流，为人不齿。其祖、父皆曾为太守，但父亲早卒，至渊明时家道已败落，大概过着“环堵萧然，不蔽风雨；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的生活。因迫于生计，陶渊明在29岁时出仕，先后作过州祭酒、主簿、参军一类的小官。义熙元年（405）八月改彭泽令，因时政黑暗动荡、仕途坎坷，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宋书·隐逸传》），在官八十余日后归隐。在此后二十二田园生活中，以耕读自娱，以诗书为伴，未再出仕。渊明卒后，友人私谥为“靖节”，世称“靖节先生”。陶渊明的作品在生前流传不广，后经梁昭明太子萧统整理成《陶渊明集》，后来陶集皆出于此，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受儒、道思想影响最深，与名僧慧远也有长期交往，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些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博览群书，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吸收。如“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农》）的思想，和农家“播五谷、劝农桑”、“君臣同耕”的主张是一致的；临终所言“廓焉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自祭文》）和墨家的“节财薄丧”的思想相近。晚年的陶渊明又写下不朽的《桃花源诗并记》，寻找精神家园，被誉为“东方的乌托邦”，也为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但概括起来说，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主体。安贫乐道，是陶渊明对苦难人生的一种超越，这主要来自儒家，是儒家的仁心和安于贫困的思想予以陶渊明以灵魂的支撑，如《咏贫士》之四：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面对社会的不公，诗人没有化为满腹牢骚，而是用博大的胸怀去包容，充满了仁民爱物的情怀；面对自己的贫困，他以儒家安贫乐道的精神为皈依，有箪饮瓢食不改其乐的高尚情操和宁静的心境。崇尚自然是时代精神在陶渊明身上的投射，也是他人生的必然抉择。陶渊明之所以能达到玄学家所推崇的物我合一、心与道冥的境界，不在于苦思妙理，辩难玄理，而是对自然的领悟和躬行，泯去经世俗熏染的“伪我”，而返回自然之“真我”。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不是对前代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博采众长，再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智慧熔铸而成，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时代精神，成为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二、田园诗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可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和哲理诗，尤以田园诗为其艺术特色和成就的代表。
虽然田园诗与山水诗都会写到自然风光，二者实有不同。山水诗写自然风光，是同山水游赏联系在一起的。田园诗则主要描写农村田园的风景，农夫的生活和躬耕的体验。
如《归园田居》之一就描写了不同于一般自然风光的农村田园之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此诗并未直接道出诗人对田园的喜好，只是通过对草房茅舍、榆桃柳李、远村炊烟、鸡鸣犬吠的不动声色的白描，流露出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深的依恋，读者也可体味出诗人纯净平和的心境。黄文焕说：“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犬吠何处，琐屑详数，语俗而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陶诗析义》卷二）他便见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好和身处其中的恬淡喜悦。
陶渊明还有描写躬耕生活的诗，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一个弃官归隐、躬耕农事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虽然农事艰辛，但于愿无违，则自见其不同于流俗的精神境界。田园诗是中国诗歌长期酝酿的结果，可溯至远古的农事歌谣。而《诗经》里也有很多农事诗，如《幽风·七月》、《小雅·甫田》和《大田》、《周颂·臣工》和《良耜》等，大都是描写奴隶的劳动情景，田园景色处于渲染环境的位置，并没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诗人也并未实际参加劳动。《诗经》之后，其作甚少，直到陶渊明出现，才焕发出新的异彩。陶渊明不仅将田园风光纳入诗歌的审美视域，还描写了躬耕体验，之后的田园诗虽描写田园风光，但像陶渊明这样写出农耕体验的诗篇仍不多见。细读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以发现，他的躬耕生活也是有变化的，开始仅仅是《劝农》，后来勉励自己进行耕种，但对结果并不很关心（“虽未量岁功”），最后则认真地估量自己的收获（“岁功聊可观”）。在五十二岁的时候，他写下了《丙辰岁八月中于噀田舍获》：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此诗可说是陶渊明躬耕生涯的纪实，他的思想已不同于最初的闲适，而是和农民一样，眼看秋收在望，高兴得连觉都睡不好。诗人的情感和人民打成一片，在古典诗人中是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陶渊明还在诗中记录了他与农夫野老的往来，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诗人在与淳朴农人的交往中感到极大的快慰，言谈中没有世俗官宦中的争名逐利、勾心斗角，而是共话家常农事、衣食桑麻。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创造了一种情味醇厚的冲淡之美。如果说建安诗歌带来慷慨悲凉的美，太康诗歌带来繁复绮丽的美，陶渊明则带来了冲淡之美。他的诗歌境界是一种平和恬淡、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心与自然泯一的境界，化而为诗，就是一种宁静冲淡的意境美，这是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美的新类型。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与苏辙书》）意思是陶诗平淡，却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意味隽永，韵味醇厚。即所谓“语淡而味腴，和粹之气，悠然流露，最耐玩味。”（《读书乐趣》）最能代表陶诗冲淡之美的，当是《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山川、气息、飞鸟、夕阳一脉和谐，无意间相逢相遇，由之营造的宁静平和、简朴自然的境界令千古文人心襟摇荡。人之一生不须说，不必说，尽在意中，又在言外，只留给我们无尽的向往和绵长的回味。这首诗的美，在于无尽的向往和绵长的韵味之中。
陶渊明田园诗冲淡之美的形成有二个主要因素，除了前述诗人心境的平和恬静之外，还在于诗歌语言的平易简朴。陶诗语言质朴无华，也不刻意雕琢和讲求对仗、音韵，而是注重内在的感情力量，极大地展现了语言简洁纯净的美感和魅力。以闲适的生活，淡泊的情怀，躬耕的体验构成的纯真世界与毫无矫饰的情感，只有落尽铅华的语言才能表达。须说明的是，陶诗语言自然也有加工，只是剥落浮华后高度凝练的产物，“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稗史》）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
三、陶渊明的其他诗歌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哲理诗也很有特点。他的咏怀诗以组诗为多，如《饮酒》《拟古》《杂诗》。内容则很广泛，先有家庭题材的咏怀诗，如《命子》十首，盛赞陶氏高贵的传统及先祖功德，也表现充满天伦之乐的生活。入仕以后，陶渊明的生活和情感发生了变化，前后五次出仕在诗歌中均有反映，展露了他反复曲折的矛盾心理。第一次出仕时，陶渊明自称不堪贫寒，所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之十八）。《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则写到第二次出仕的情况：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栧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这首诗描写了上任途中的感受，有感于官场之中只争权柄，不及民生的现状，隐退之情油然而生。第三次出仕反映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诉其思乡之情与宦游之苦，表达了身在行役，却莫衷一是的心情。《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是为第四次出仕而作，由山川景色起兴，引出对身世的感叹，尾以松柏作结，以彰其志。最后是《归鸟》，其以归鸟自况，抒发了自彭泽归隐的愉快心情。
咏史诗也属于这一类，因为咏史也是咏怀，不过借涵咏古人古事的方式寄托情怀而已。陶渊明的咏史诗偏重吟咏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中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它们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随着陶渊明现实日渐失望，对世情体悟得渐次深入，他的咏史诗不再关注天下事，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放到了自我和先贤身上。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後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
全篇语势凌厉，猛气流转，语调激越，情深韵长，表现了诗风豪迈的另一面。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不觉耳。其露出本相，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得出这样言语来。”（《朱子语类》）表现了陶诗风格的多元和性格的弹性。这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平之愤如火山爆发，崩涌而出，呈现出“金刚怒目”的风格，如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填海，其志高远，其毅刚毅，其情深沉，刑天舞干戚，为抒“猛志”之故也。生死可置之度外，志气却不可一日沉沦，读之令人荡气回肠。这类作品的风格明显区别于他的田园诗，鲁迅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尚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陶渊明）并非整天飘飘然。这‘猛志故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现实。”（《题未定草（六）》）不同的诗风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陶渊明，都不可或缺。
陶渊明的《形影神》、《连雨独饮》和《拟挽歌辞》等则以发挥哲理为目的，可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不同，是将生活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如《形影神》三首并序就是基于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