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合法性最初来源于武力。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硬，能够镇服其他人，谁就能建立对其他人的统治，组建政府。因此在早期政治史中，各个政权都尚武，统治者很重视麾下能征善战的猛将，大家都用“爪牙”来形容那些猛将，把他们比作猛兽的爪牙利器。《诗经·小雅》中有“祈父，予王之爪牙”一说；《汉书·陈汤传》则说：“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
不消说，官府中人都希望自己是“国之爪牙”，往往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场所，刻意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成为官府的装饰风尚后，真的猛兽爪牙就供不应求了；加上一些官府中人觉得真实的兽爪、尖牙还不能彰显自己的权力与气派，于是艺术化的爪牙标志就出现了。人们用金属、木头等制成夸张、醒目的猛兽爪牙，来装饰官府、军营等处。比较常见的是，军旅营门的两侧，排列着数个木雕虎头，张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巨齿，逼视着往来者。人们形象地把如此装饰的营门称为“牙门”，进而指代整座建筑。
后来，武力的政治重要性渐渐降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元化了。文官与武将最终分野，形成了强大的文官集团。尽管排斥赳赳武夫的形象，但文官集团继承了对猛兽爪牙的装饰偏好，各级官府保留了“牙门”的造型和称谓。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牙”字逐渐演变为“衙”字。“衙门”代替“牙门”，成为中国古代官府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代称。
中国的历史是古代文明中少数没有中断、一以贯之的历史。中国的“衙门”也保持了连贯性。朝代有兴衰更替、人事有起伏代谢，后一代的政治制度总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上调整、发展。中国式衙门制度为人类历史贡献良多。比如，中国古代高度成熟的文官制度，为现代各国的文官制度提供了诸多遗产。其中的文官考试制度更是直接借鉴了古代科举制度。又比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仁政”的宣扬，对道德的重视，与现今“德政”的呼吁有异曲同工之处。硬梆梆的制度、法律和柔性的道德、人性的结合，可能会导向优良的政体。当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比如抨击君主专制独裁，又比如批评肮脏的官场伎俩等等。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演变下来，优劣并存，泥沙俱下。为裨益阅读，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概况做一扼要分析。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政制？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套制度草创于秦始皇。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政体，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天子分邦建国，权力下放；诸侯治理辖区，权力继续下放给大夫。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等级很分明，各级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代替了分邦建国。尽管还有人被授予各种爵位，建立名义上的诸侯国，但授予爵位的理由不全是宗法血缘，更倾向于贡献与功绩。贵族政治被贤能政治所取代；受封的诸侯不能分裂立国，也不能直接治理辖区，仅仅是接受荣誉，按照爵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已。早先，诸侯国还有实实在在的封地，比如长沙王的封地就在长沙、灵宝侯的封地就在灵宝，到后期爵位完全荣誉化，和封地彻底脱钩，比如福王、郑亲王、辅国公、毅勇侯等。其次，秦始皇被尊称为“皇帝”，取代了周天子。之前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被打破，老百姓们直接对君主承担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最高统治者开始了专制独裁之路。
以秦始皇建制为界，先秦的政治思想和一些管理制度被秦朝之后的政治体制所继承，但前后政体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秦朝之后的政体，它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趋势基本同步，都在不断加强。
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朝廷）对地方政府（州县）的控制，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如果说先秦中国类似于如今一些国家的联邦制，那么秦朝之后中央政府越来越集权化。中央集权成了官民心目中的常态，分裂割据不得人心，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某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朝廷的苛政忍无可忍，生活过不下去了，想到的不是起义，不是地方法规的自我改善，而寄希望于朝廷的幡然醒悟，寄希望于某项全国性的法律或政策的修订。朝廷对州县的控制也日渐加强，一个从九品巡检的任命权都攥在首都朝堂之上。州县官府在理论上没有一丁点儿的财权，一分一厘的钱粮都要缴送国库。朝廷与州县为此进行了多次博弈，比如西汉初年的削藩、唐初的分封辩论、明朝的三司制和巡抚制，结果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全国的权力汇聚到朝廷，朝廷的大权操于皇帝之手。专制君主窃取了中央集权的成果。和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虚君不同，专制君王握有实权，不仅决策，还把手伸到各个方面。秦朝宰相李斯就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发展到后来皇帝乾纲独断，“一切俱决于君”。皇帝的决策错了，那也是“圣意”“圣裁”，皇帝要你自尽也是“隆恩”。后期的皇帝生杀予夺，决定臣民的悲欢离合喜怒祸福，臣民只有匍匐在龙椅之下的份儿了。君王和一般人的地位天壤之别，皇帝完全脱离了人群，成了异类。即便有的皇帝表现得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勤俭节约、爱民如子，那也是出于统治的目的，使了几招“帝王术”而已。比如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唐太宗李世民纳谏，说他是“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李世民目睹了隋炀帝刚愎自用、施政残暴，最终身首异地，还落下了千古骂名的下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纳谏，目的是借助大臣的智慧巩固自己的江山，免得“招祸”，并非真的是一位和蔼、亲民的老爷爷。
君主专制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但过程并非直线，各代情况各有不同。秦汉是君主专制肇始之际，但皇帝还谈不上独裁。以宰相为首的朝廷能够与皇帝平等对话，相权制衡君权。皇帝对宰相以礼相待。即便强硬如汉武帝者，也只是利用内朝近臣，逐步摄取外朝的权力，试图架空宰相而已。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君权倒退。权臣和豪强常常挑战皇帝。世族力量恶性膨胀，皇帝非但没有能力夷平地方、压制世族，还要仰仗世族大家们的支持。隋唐重建大一统，君权走出低谷，迅速攀升。三省六部的建立，集体宰相制代替了单人宰相制，变相地分割了相权，便利皇帝插手外朝。同时，科举制大规模推行。其一大功效就是打击世族大家。加上战乱的摧残，世族大家在唐末势力无存。北宋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人为制造制度复杂性，分割相权，控制地方，君权急速上升。而理学的兴盛，内敛了读书人的思想，进一步保障了君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观念，就出现在宋朝。明初，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干脆废除宰相，朝臣直接听命于皇帝。内阁名为皇帝的顾问班子，在实践中却是皇帝的秘书，一切唯皇帝马首是瞻。皇帝还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监督臣民。如此做法，就有些过分了。清朝的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连秘书都不需要，只要奴才。他架空内阁，成立了“跪听圣旨”的军机处作为最高政务机构，来落实自己的指示。清朝还废除了监督皇帝的“谏臣”系统（合并入都察院，台谏合一），大兴文字狱，使得在明末多多少少还存在的知识分子的气节、读书人的抗争精神，荡然无存。
秦汉时期，宰相进出宫廷，皇帝都要起身迎送。双方相互行礼后，相对而坐议事；清朝，军机大臣要随叫随到，对皇帝三跪九叩，得到皇帝“恩准”后才能站到一旁“垂听圣训”。
总之，古代君权强度呈现出一个长勾型，南北朝时期是勾底，明清是长勾的右上方、最高点，但这只是大致情形。在同个朝代不同时期，君权各有强弱。皇帝个人素质的优劣、宦官和后宫的专权等，都会影响君权的强度。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极大抬升了君权，但子孙们慵懒倦怠，导致大权旁落。内阁大臣勾结宫廷，利用秘书替主子代拟意见（票拟）的权力分割君权（如张居正）；监控外朝的宦官狐假虎威，权倾朝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君权反而羸弱不振。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富有流动性，并没有形成阶层固化或贵族政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各阶层，却没有贵族阶层。秦朝之后，中国政治制度富有流动性，权力没有为某个阶层所垄断。即便是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也没有垄断一切官职，更不能垄断政治权力。一般的寒门子弟还有上升的渠道，且掌握实权。
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说的是通过暴力改变社会阶层。古代历史每两三百年就来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政府权力几乎颠覆重塑。西方社会大变乱后，原先的贵族大体上还是贵族，变动有限，而中国古代是大换血。乡间的流氓当了皇帝，他的痞子朋友们都封侯拜相；游方和尚杀上了金銮殿，他的发小玩伴和行伍兄弟都开府就藩。前朝旧勋，顽抗的杀头，剩下的不是隐居山林做遗民，就是跌落底层为贩夫走卒，重新开始奋斗。
贩夫走卒们，只要肯奋斗，就有希望从最底层跃升到最顶层。这要感谢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在理论上，向全社会敞开大门。乡野村夫和市井小民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分享政治权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布衣卿相”，“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不少草根神话。相信现在各地都留有相关的传说或者古迹。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一个政治体制分享权力，就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如果不能在体制内正常流动，就可能成为体制内的批评者。一成不变，带给政治体制的不是安全和稳定，而是僵化和死亡。科举制大体上做到了能者进、优者上、庸者下，笼络了人才，增加了整个体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有进取心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努力进入现行体制，而不是造反。唐太宗曾看到天下士人蜂拥至长安赶考，感叹：“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后人也称赞：“太宗皇帝真良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古代政治体制能够连贯延续，科举制贡献良多。
科举制存在上千年，后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给了最广大的无权阶层一个希望，一个改变地位、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望。其潜台词就是大众都承认社会阶层是流动的。权贵之门固然令人羡慕，一旦子孙平庸，旁人就会直言：“可惜可惜，富贵将不保矣！”既得利益阶层也相信，留给子孙黄金万两，不如传下诗书一屋。富不过三代，成了社会共识，也体现了古代社会流动性之强。延续千百年的权贵家族，极难产生。
贵族产生之难，还和皇帝的专制独裁有关。独裁君主不会允许存在贵族阶层，制约君权。因此，皇帝是排斥权贵世袭的。汉高祖刘邦的江山是一帮兄弟和功臣帮忙打下来的。当了皇帝后，刘邦就大肆屠戮功臣，还立誓：“非刘氏不得封王！”即便是封了王的兄弟叔伯们，皇帝们也不放心。因此有了汉景帝时的六国之乱，皇帝用暴力收回宗室诸王的实权；到了汉武帝，他整天琢磨着找借口剥夺宗室的爵位。同胞骨肉都如此，异姓功臣更是不能永葆富贵。卫青—霍去病家族功在社稷，还涌现了皇后与太子，结果只传了两代就被诛灭满门。“盛极而衰”、“月盈则亏”，被权贵们视为真理，后者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东晋的王导家族、唐朝的郭子仪家族，莫不如此。贵族人家自己都不敢世袭权贵，以免惹祸上身。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存在贵族，那么勉强凑数的只有“皇室”了。皇室子孙可以世袭爵位，且有可能染指龙椅，但这不是绝对的。专制君王要防范一切权力威胁，对至亲的兄弟子侄也不放过。如何管束皇族，是历代皇帝考虑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对皇室宽容，优待宗室并授予实权的王朝，往往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比如西晋、南北朝、明初；对皇室严防，苛待皇族甚至软禁皇族的王朝，皇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比如遭人篡国的曹魏就苛待皇族。清朝对皇族的态度相对中性，做法比较成功。它只授予近支宗室爵位，不拒绝皇族担任官职，但有严格的规定，和他人一视同仁。结果，清朝皇室骨肉相残的程度最轻，皇权没有在家族内部受到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皇室成员的人口比例是相当小的，构成不了所谓的“贵族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