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的缺失，有利也有弊。弊的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类比西方历史的概念。西方的贵族不全是建立在爵位和财富之上，更主要是与荣誉和责任相挂钩。真正的贵族视荣誉为生命，独立正直，勇于担当，敢于冲锋陷阵，富有号召力，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衣着光鲜的暴发户和一个破落寒酸的贵族同时走到大街上，西方民众会向后者致敬。这就像民国时期的云南彝族，成分有黑彝和白彝之分。白彝是普通大众；黑彝是领袖，是战士，服务乡里，操持公务，贡献智慧，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当时，尽管黑彝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但依然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整整齐齐，走路干活挺直腰板。遇事，黑彝急公好义，把握乡里的主导权，白彝服从黑彝。中国传统社会就缺乏类似的贵族，少的是领袖、多的是看客，少的是公义、多的是私利。地方乡绅扮演了类似角色，但乡绅家族本身流动性很大，极难世袭成为贵族家族。
第三，政治体制内部蕴含制约精神和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的生命力。
古代帝王虽然专制独裁，但程度并不绝对，面临软硬两种制约。儒家思想可能是对专制君主的最大的软性制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帝王都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标榜以儒治国。既然标榜了，不管帝王的真实心思如何，就得做足表面文章，接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儒家讲求“仁政爱民”，帝王就要跟着呼喊仁政口号，做出亲民举动，掩饰自己不仁不义无孝无良的言行。而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帝王。“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要求“君待臣以礼”。君臣各有道，君无君德、臣无臣道，就会被朝野视为天下将乱的征兆。总之，如果帝王不遵照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儒家影响之深广，经后人阐发，衍生出了更多的制约思想。比如，既然仁政爱民是帝王的职责，那么后世就发展出“暴君可伐”的思想。那些残暴无道的君主，也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甚至成为了王朝更替的口号。许多暴君的统治合法性，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们开国老祖宗高喊的“暴君可伐”。又比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使得国家的分量很重，并不输于帝王。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把皇帝死活、朝代更替作为兴亡标志，而把思想文化之变作为天下兴亡的标志。这就把帝王的地位排在了思想文化、国家天下之后。再比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这就限制了帝王对权力的垄断，抵制帝王的独断专行。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潜台词就是皇帝要选贤用能，分权给贤能之士。“贤能政治”是古代的一大政治理念。君主要亲贤能远小人，如果疏远贤能迫害好人，也会损害政治合法性。当然，上述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差别的。
帝王言行有错，臣民是可以规谏的。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制约，更有制度设计。比如大臣们对帝王的政策、举止、作风有意见，可以劝谏乃至指责。历史上就不乏犯颜上奏甚至冒死极谏的大臣。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就因训斥皇帝而出名。一些脑袋“冬烘”的读书人，还以劝谏皇帝来博出位、立名节，拿着放大镜查皇帝的纰漏，乐此不疲。打屁股、蹲大狱甚至砍脑袋都无所畏惧，甚至欢迎，只要能“名垂青史”就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谏官”系统，专门负责纠察劝谏皇帝。因此，《甄嬛传》里的雍正，好不容易去清凉台看望病中的弟弟，还来去匆匆，说：“出宫一趟不容易，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朕呢！”
制约虽多，但并没有达到实效。一来，这些制约缺乏强制力，不能对皇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二来，所有制约的前提观念是承认皇权，承认皇帝的与众不同和无上权力，只是要求皇帝不能做得太差，不能背离原则胡作非为。这和现代的权力制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一个皇帝不怕舆论、不畏惧文官集团的死缠烂打，拒不接受制约，儒家思想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就都束手无策了。历史上还真涌现出不少这类的胡为帝王，比如南朝宋代的前废帝、后废帝，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
第四，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存在博弈，官府强而民间弱，但基层自治力量不容忽视。
古代官员似乎很空闲，涌现了不少“官员旅行家”。后人在名胜古迹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北宋的苏东坡就是众多官员旅行家之一。比如，他主政杭州期间，修了一条苏堤方便观赏西湖风景，白天跑到西湖群山上和僧人们喝茶谈诗，晚上约一票客人夜游西湖。后人有言“东坡到处有西湖”，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处处点景、造景。他宦海沉浮，“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今人对他的施政举措知之甚少，倒是随处可见“东坡肉”和与其相关的风景。这说的是古代官员政务的清闲。史书中经常出现能臣干吏长年累月不处理政务，一旦处理起来，龙飞凤舞，手写口授，在短短时间内就处理完积压政务的记载。古代官员人数不多，但朝廷每每能以有限官员控制广袤的领土。这说明政府活动有限，远没有到无时无处影响社会的程度。
因为技术限制，古代官府对全国的治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非数字上的精细化管理。广度和深度都有限度。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被权力所诱惑，还是能够找到一块世外桃源，自食其力，过上清贫简单但却独立自由的生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权却在收缩。秦汉有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亭里政权——刘邦就当过亭长，但从宋朝之后，公权力收缩至县一级。之后，最基层的政权是县政府。县级以下的地区，完全放手由百姓自治。而控制广大农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就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或者在乡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富裕人士组成。他们既立足乡土，又明了儒家思想和政权运作，介于官与民之间，表率乡土，处理基层纠纷，主持公益事业，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州县衙门也优待乡绅，重大政策也要征询后者的意见。重大节日、隆重庆典、教化百姓、传达要闻等等，也缺不了士绅代表到场。可以说，乡绅阶层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基层权力。
基层的另一大自治力量是宗族势力。宋朝之后，宗族力量高涨，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网络其中。与乡间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首先是宗族，之后才是乡绅，再就是官府。很多人遇到问题，首先找宗族长老商议；宗族中也有一套法律观念来评判是非，处理纠纷；宗族有祠堂，有聚会，有执事，有族田，基本上能解决族人生老病死的多数事务。真的出现了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在宗族内部解决，比较排斥直接让官府插手内部事务。
因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有可能。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只要不遇到大灾大乱，乡间百姓可能终生都没见过父母官。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直到近代科技和社会结构的侵入，才被打破。
第五，政治制度日渐繁密。这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统治。
从秦到清，政治机构越来越多，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当的。“治官重于治民”是古代朝廷的一大认识。历朝历代都通过驱动官僚群体来统治亿万百姓，严密政治制度就成了重中之重。汉朝的官制还只有职、爵、品级等少数名目，官员从县令县长或者郎官起步，上升一级就是太守，太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级别，再上升就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了，层级少、入仕渠道也多。到了明清，官制多了阶、差、加官等许多名目，层级更是扩展到九品十八级。清朝的衙门和规章制度之多，使得制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了解掌握难以计数的大清律、格、令和则例的条文，仅一部《钦定六部则例》就够人读个十年八载的，而且规章制度时刻都在增加。比如，制度再严，比不过皇帝的一句话。老皇帝做了某项指示，新皇帝又发了相关的指示，其中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旨意。如何处理新旧皇帝的旨意，就是一道难题。各个衙门都有专门的书吏研习此道。他们终生埋首卷宗，熟悉制度的来龙去脉。官员们依赖书吏协理政务，几乎言听计从，以至于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制度要完善，就要创新。古代政治制度在延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制度，但旧的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而是保留了下来，表现出保守的特点。比如，清朝设置军机处来处理中枢政务，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内阁。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只是成了荣誉虚职。更典型的要算中央各寺，如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大理寺等，职名起自先秦，确立于秦朝，数代之后职权就被其他衙门侵夺，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闲曹冷衙，但它们一直存在到清末。鸿胪寺掌管对外交往事务，隋唐后礼部负责具体的朝贡与外交事务，清朝又增加了理藩院参与外交，后期还有总理衙门，后三者都比鸿胪寺重要，但这并不妨碍鸿胪寺存在两千多年。这些“化石衙门”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官僚，养官僚的资历和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