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钦差大臣在实践中出现种种严重偏离设计初衷、发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不足为奇。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钦差大臣》，就描写了这样一件奇事：一个与人打赌输得精光的纨绔子弟，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阴差阳错地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他将错就错，在当地颐指气使，敲诈勒索，闹出许多笑话。宾主双方都出尽了洋相。这虽然是沙俄帝国的笑话，但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派遣钦差大臣实效不大。与其寄希望于钦差办事，不如尝试改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需要钦差查办的问题。
古代官员的“年终奖”
年关将近，“年终奖”成了人们惦念在心中、记挂在嘴边的关键词。年终奖发多发少、何时发放，关系到年节的肥瘦、心情的好坏。那么，古代官员有没有年终奖，又怎么发放呢？
官员年终奖，本质上是一种奖励，是俸禄之余的额外收入。在官与爵不分的先秦时代，官员几乎都有封地，没有俸禄，每年全占封地的税赋，自然没有年终奖了。秦汉之后，官爵分开，官员成了职业，和世袭的爵位剥离开了。官员们只拿俸禄，没有封地食邑了，可也有了年终奖。
也许是因为官爵剥离不久，秦汉朝廷给文武百官规定的俸禄较高，发放的年终奖也很可观。比如东汉定例，文武百官一入腊月就能领取年终奖：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牛肉200斤、大米200斗；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待中每人发钱2万枚。如此标准的年终奖，已经相当丰厚，皇帝还要在年节大宴百官，加以恩赏。赏赐的物品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都不差，有真金白银，也有文物器玩，样样都是好东西。这也算是隐形的年终奖，是令人期待的福利。
东汉之后，官员的年终奖日渐削减。其中的原因，一来是后起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板荡，政权频繁更迭，几百年中官员们的年终奖能按时发放的没几十年。当君王的，把钱财物资都投到打仗上去了，手头紧张，没多少钱物能发给大臣们。二来，东汉之后的君臣关系已经淡去了鱼水般的脉脉温情，比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要恶劣，纯粹恶化为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官员成了供主子驱使的工具。如今的企业既怕员工跳槽，又要奖惩优劣，所以大搞年终奖，古代朝廷可不怕官员辞职。就算驱使得再厉害，挤破头往官场里冲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既然君臣关系彻底的不平等了，完全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王们就没必要提供丰厚的年终奖了。
宋朝的官员俸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而且只有高级官员才有。每年冬至，皇帝给丞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发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和如今小企业的新年购物卡有一拼。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微薄，也没听说有发放年终奖的制度。皇帝在元旦的宴会倒还在张罗，但赏赐不赏赐就完全看皇帝的心情而定了。即便皇帝高兴了，赏赐给大臣的福利也可能只是一块腊肉或者一个福字。
明里的年关奖励没有了，暗里的福利一直存在。皇帝不给官员们发钱赏物了，官员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自谋福利，自己“奖励”自己。
政府公文是不能私拆的，同时怕纸张磨损，所以在传递过程中要封存装裱起来。比如唐朝衙门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每个衙门收纳公文，拆封后就把封套留下来，一年下来能攒不少的封套。这些套子都是布帛制成，有的还是丝绸，完全可以废物利用。所以，年关将近，衙门中的书吏就会搜集各个办公室的封套，出售给废品回收的商贩，得一笔钱。这笔钱见者有份，权当大家的“年终奖”了。
又比如清朝，官员士人到北京办事，乃至捐纳买官，都要由同乡官员提供担保。同乡京官出具保书，是要收钱的。虽是同乡，大家可能素昧平生，银子就成了最佳的联络工具。这事后来成了程式化的机械劳动，官员们一手收钱一手签格式文件。为免烦琐，同一个衙门的同省京官把印章集中到某个人手上，委托他来统一收钱、盖章、出保。大家到月底或者年底，平均分钱，称为“印结”或者“印子钱”。如果来办事的同乡多，或者掌管印章的人会“经营”，清代京官们每月能分几十两印子钱，也是一笔横财。
废品回收的钱也好，印子钱也好，都是小钱，都不涉及以权谋私，还算来得干净。下面要说的古代官员的年终入账，多少滥用了公权力，要脏得多，也要丰厚得多。
比如翰林院是个冷衙门，可整日读圣贤书的翰林们也“生财有道”。一些程序性的诏书，比如册封、恩赏、追诰、褒奖等，要的是辞藻华丽，词用得越文雅越正面越阳光越好。翰林们擅长写这样的文章。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由翰林起草任命书，皇帝过目一下就盖章颁发了。获得提拔或者褒奖的官员就要向翰林院送笔银子，表示感谢——毕竟人家搜索枯肠，好好把你夸了一番。如果你不送，翰林院可会把你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隐去一些，让你的形象显得不那么“高大”，或者人家干脆认真起草、反复修改，迟迟不拿出诏书来，让你望穿秋水，终日生活在等待的煎熬之中。如果是任命官爵的诏书，哪个官员不希望早日下达，免得夜长梦多。万一就在翰林院拖沓的那几日，风云突起，横生枝节，一个人的前途可能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你敢不向翰林院“表示”一下？有些皇帝则直接命令相关人等给翰林送钱，名曰“谢礼”。到年底，翰林们就可以分这笔钱，权当做年终奖了。
没有一个衙门是清水衙门。只要存在，它就有职责，也就掌握了一定的公权力。衙门中人就可以据此谋利。翰林院如此，看似更加冷清的钦天监也如此。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每到年底都会出版一本新年历，包括新的一年的日历、节气和注意事项等等，类似于台历。钦天监向全国州县、衙门摊派购买。年历的制作成本极低，售价却高达每本数两银子。即便是偏远贫困的小县，也要购买几本，不然钦天监与你没完。全国多少州县和衙门，仅就卖书一项就是一笔巨款。不消说，其中的巨额利润都进了本部门官员的腰包。
至于掌握生杀大权的刑部，过年筹钱的门道就更宽了。地方判处的所有死刑案件和许多重要案件，都要上报刑部，等待批复。刑部是核准判决，还是推翻原判，关系到地方经办官员的政绩乃至前途。同时，刑部把上报的案卷拖延不复，也会影响地方的“破案率”，间接影响一批官员的仕途。为了通畅案件的审核，清时各省都会在过年前后给刑部一笔“辛苦钱”，金额从几百两到上千两不等。到了年底，刑部有这样的进账，主持科举的礼部、手握财权的户部、主管人事的吏部等实权部门，哪个没有？清代统称这种地方孝敬中央部委的辛苦钱为“部费”，虽由地方财政支出，却是法定收支之外的金钱往来。
清代，地方要向部委送钱，也要向京官们送钱。地方官员要向平日有往来的、有交情的，乃至可能影响自己行政或者前途的京官送钱，名目有“炭敬”、“节敬”等等。名字取得雅，送的人心安，收的人也坦然。根据送礼对象的重要性不同，“敬”的金额也不同，从数十两到上千两不等。让送礼者苦恼的是：要送的人太多了！而且名单随着资历的增长和仕途的进步，每年都在拉长。要送的银子自然年年激增，让地方官员叫苦不迭。虽说在送钱的同时也在收钱，但看着那么多银子平白地流走，谁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晚清时某人新任山西巡抚，看到山西官员虽然离北京很近却很少进京活动，不解地问：“各位大人怎么不到北京跑动跑动，也好进步？”同僚回答：“非不欲也，实不敢也。”进京要大把撒钱，没有成千上万的银子，谁敢贸然进京啊？
不过，各衙门综上所述的各项年终收入，都是被动的收入。收入的多少、早晚，都不能控制，总让各衙门觉得不痛快。于是，很多衙门解放思想，经营创收，充实“小金库”，用其中的资金来发放年终奖。投资有风险，官员们就瞄准最保险、收益也高的行当：放高利贷。从唐朝开始，就有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启动资金，开始是本部门官员的“集资款”。放贷的对象则是辖区之内或者职权范围内的百姓。因为有强大的公权力做支撑，衙门的高利贷放得顺利，收得也顺当——谁不还贷，官府就派遣差役甚至动用官兵来收债了。官府高利贷的利息很高，收益也相当可观。后来朝廷得知这事，觉得有利可图，开始拨付公款参与放贷，称之为“本钱”或“公廨本”。于是，官府高利贷的规模更大，收益也更高。那些巨额利润，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大头都进入各个衙门的“小金库”。各衙门的官员就自由调剂使用资金，一些钱用来补助行政费用，或者投入公益事务，到年底就给自己发放年终奖。
官府高利贷，唐宋以后，各代有之。个别商人即便资金周转正常，也向官府借贷，可以把官府拉入自己的生意，保障经营。
除了高利贷生意外，一些衙门还直接做生意，既有集资做生意的，也有动用公款的。古代王朝奉行经济统制政策，盐、铁、酒、醋等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由朝廷垄断经营。这些生意利润可观，是官府资本乐于从事的行业。还有一些衙门觉得放高利贷也好，经营生意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就更大胆地迟缴税款、扣拨经费，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不上缴国库，把应该下拨的经费迟迟不拨付，把这些钱作为流动资金来盈利。清朝，不少州县就迟迟不上缴税金，而是存入银号吃利息。迟缴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利息；扣拨一年，就多一年的利息。（为此，清朝考核地方官员，非常看重一项：按时上缴税收。）
有这许多资金充实小金库，官员们的年终奖还会没有着落吗？
古代官员的年关总会有额外的收入，他们所苦恼的只是“年终奖”的多寡而已。为什么别的衙门发的钱就比我多呢？根据古代法律，只要不是皇帝发给官员的钱，就是“非法”的。官员的“年终奖”是以权谋私的脏钱，是公权力泛滥的结果。而决定金额多少的，自然是官员们手中实权的大小。大诗人陆游曾记载了南宋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吏部因为管人，实权最大，自然日子最好过。至于负责军政、军械和车驾的官员，既不管人又不直接管钱，到年终就只能出入当铺了。
官场送礼的艺术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害人害己。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词严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