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壬寅消夏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玩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幅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乎，如果看到某件古玩周而复始地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到最后，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上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张之洞的例子还算是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题写对联、福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金银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地把礼给送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你不夹，他们就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孝心。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的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台。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原本知府大人生日，下属知县只需送白银百两即可，如果某个知县奉上白银千两作为寿礼、外加名画一幅“求鉴赏”，知府大人马上就明白这个知县对自己的“意思”了。
不受待见的“政治遗产”
中国人喜欢留遗产，政治人物也热衷于留“政治遗产”。他们总是留下种种“优良传统”、“从政心得”或者创立制度，希望继任者能够继承，发扬光大，也算是延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明太祖朱元璋是从底层拼杀出来的皇帝，很担心子孙后代忘记了创业的艰辛，生怕子孙后代变得骄奢淫逸，就琢磨着怎么让儿孙们牢记艰苦，于是定下“忆苦思甜”的规矩来。具体作法就是规定御膳每餐都要上粗粮、苦菜，比如豆腐、青菜、黄花菜、窝头什么的，让一代代的明朝皇帝都牢记老祖宗出身贫寒，要艰苦奋斗、要守住祖宗的江山。
这艰苦奋斗的思想、忆苦思甜的做法，算是朱元璋留给子孙后代的政治遗产。
后来，明朝宫廷御膳每餐都有豆腐、青菜，朱元璋的子孙们都不敢推翻老祖宗的规矩。
为什么要留着豆腐呢？据说当年朱元璋落魄时，混迹乞丐行列。一次饿得头昏眼花之际，一个老婆婆给了朱元璋一碗豆腐汤，朱元璋狼吞虎咽之后，觉得无异于琼浆玉液。后来，朱元璋把豆腐列为御膳必备菜品。还有一个说法是朱元璋幼年给财主家白天放牛，晚上磨豆腐。深夜，饥饿劳累之际看着冒着热气的新鲜豆腐，小朱元璋除了咽口水，还是咽口水。等他做了皇帝，完全具备了天天、顿顿吃豆腐的能力，因此豆腐便成了御膳房必备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