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和林则徐并肩作战的闽浙总督邓廷桢因为“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时被革职，一同发配伊犁。他比林则徐复出要快，但起点要低，1843年就复出为三品顶戴、甘肃布政使，1845年擢升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第二年死在了任上。
鸦片战争期间，战和两派被革职的重要人物，最后都复出了。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复出呢？首先还是要看他们和皇帝的铁杆关系。比如琦善世袭一等侯爵，久膺疆寄，是道光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而林则徐历任江浙、湖广，效力多年，是朝野公认的能臣干将，深得道光器重。不然，道光也不会把禁烟和外交的重任交给他。林则徐被革职发配途中，遇到开封黄河决堤，中途还奉命襄办河务，直到1942年工程竣工才继续发配伊犁。而在新疆，伊犁将军请林则徐主持水利屯田，采纳了他的不少建议。可见，琦善、林则徐等人在皇帝脑海中的印象很深、很好，这是他们复出的重要条件。
其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是中国国事糜烂的后果，不是个人能够挽回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清史稿》就认为，不论是和是战，清朝都不能抵抗强大的英国的入侵，注定要丧失权益。但是当时社会已经严重分裂，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声音都很强，党同伐异，势不两立。鸦片战争中，两派官员接替指挥，对最后的惨败都有责任。琦善、林则徐、邓廷桢三人，“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不得已”就意味着道光和朝廷本意不是如此，困于权力斗争而作为，所以暂时将三人革职，两三年后等风声过了，“诸人卒皆复起”。
《红楼梦》中贾雨村复出的故事，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贾雨村考中进士，因为名次靠后，分配到外地当了名县太爷。因为贪污残酷，又恃才傲物，官场人缘很差，不到一年就被上司弹劾。上司弹劾的话说得很难听，事情闹到皇帝案头，皇帝龙颜大怒，下令将贾雨村革职。按说，贾雨村这样的钦定案例，翻身无望了。
游荡了一段日子后，贾雨村打听到朝廷有人奏准起用旧员，就四下寻找门路。他当时在淮海盐运使林如海家当家教，而林如海是朝廷贵戚、荣国公贾家的女婿。贾雨村就央求林如海去求荣府的贾政，让贾政帮忙复出。贾政果然热心帮忙，贾家在朝廷势力盘根错节，在他的竭力奔波和大力举荐下，贾雨村轻松获得了一个复职候缺。不到两个月，金陵应天府出缺，贾雨村便出任了应天知府。贾雨村最先做的就是去“拜辞了贾政”，然后才是“择日上任”。
权力操作在暗箱中进行，结果难以控制。既然问题官员复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结果也是难以控制的，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汉景帝即位后，免去了父皇汉文帝时期的宠臣邓通大中大夫的职务。他以为是丞相申屠嘉从中作梗，后来申屠嘉被免，邓通萌生了复出的希望，开始四处活动。不活动还好，一活动反而让汉景帝记起了邓通这个人。早年，邓通为了得到汉文帝的宠信，不顾脏和臭，去吮吸汉文帝背部的脓疮。汉文帝很感动，一次问还是太子的景帝：“你会不会也这么做？”汉景帝极不情愿地吮吸了一口，就忍受不了，跳开了。汉文帝摇头说：“你还不如邓通呢。”如今邓通一活动，汉景帝想起了这桩陈年往事。他对邓通的厌恶依旧，马上下令逮捕邓通，让官员严查他有没有问题。皇帝要严查，很快有人“举报”邓通的种种问题：私铸钱币、沟通外人等等。邓通极力喊冤，官员秉承景帝的意思，严刑拷打。邓通只好承认，最终复职无望，还被抄家没产。
花钱也能复出
权力斗争是一桩相当高难度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够操作的。其实，古代存在更简单、更受问题官员欢迎的复出方法：花钱。
清朝免职官员可以花钱复出。晚清大臣崇厚在光绪四年出使俄国。为了表示重视，朝廷给崇厚加上内大臣官衔，晋升左都御史。不想，崇厚到俄罗斯后，私自和沙皇签订《利伐第亚和约》，割让大片新疆领土，开放商埠，允许沙俄势力入侵西北。和约传到国内，朝野哗然，翰林修撰王仁堪、太子洗马张之洞等清流党轮番上阵，弹劾崇厚。光绪大怒，逮捕崇厚，判决斩监候。因为俄国人施加压力，崇厚才免去死罪，但仍旧被羁禁在大牢。五年后，中法在西南交战，崇厚捐出三十万两银子支援国家，得以释放。不久又逢慈禧太后五十岁生日，崇厚随班祝嘏，讨得太后欢心，得以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算是成功复出。
琦善第三次复出代理河南巡抚后，也花钱给自己买过官。他“捐饷”赞助镇压太平军，被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
这种捐钱复出的做法，是正式制度，称为“捐复”。晚清财政窘迫，大开卖官鬻爵的大门。一般人花钱就能买官当，曾经当过官的人自然也可以花钱重回官员队伍。捐复又分两种：向皇帝行贿，也就是钱财充入内务府，供皇帝私人使用；向官府捐钱，也就是钱财用于政府公务。和借助权力关系复出不同，捐复完全是看钱的多少，和官场人情比较疏远。
正如担心买官者品行不可靠一样，皇帝对捐复的官员也不放心。乾隆皇帝就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可见，朝廷和乾隆对捐复一事也是犹豫的，无奈人穷志短，为了筹钱应对内忧外患，不得不将官职当商品卖。
多条复出的渠道畅通着，让官员问责和免职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问题官员可以复出，那么他犯罪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久而久之羞耻心大为降低，恬不知耻地作奸犯科。乾隆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靦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踰闲，恐不可问。”但是，官僚体制不可能杜绝权力斗争、派系争斗，也不会杜绝卖官鬻爵等现象，也就不能阻挡问题官员复出的步伐。
“官员天堂”宋朝，干脆有官员复出的制度。宋律，“命官犯罪……请以赃重及情理蠹害者授诸州参军，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职、令录、簿尉，等第甄叙。”连“赃重及情理蠹害”的人都可以重回仕途，那一般的问题官员还不轻松复出啊？
问题官员轻松复出，不清不楚，免职制度就形同虚设。长此以往，官场风气趋向恶劣，上下相蒙，开始小打小闹，渐渐地大手大脚，以贪赃渎职为常事，巨贪大恶前赴后继。受伤的还是老百姓和整个社会。
用人不当的领导责任
民国时期，之前作为官员入仕正途的科举被废弃了，新的人事制度不健全，推荐就成了民国官吏任用的主要途径。古老的“荐书”重新在官场上飞来飞去，蔚为大观。写荐书的荐主都是高官显贵、社会名流，投递的对象则是部门首长、省县市长。
不少大佬功成名就后，热心提携晚辈、举荐下级，乐此不疲。有人每天都写好几封荐书，一年能写几百封。这可苦了收荐书的人！新官还没上任就收到了一大堆荐书，不是推荐某青年才俊“可任”某项职位，就是建议某海归精英“可担”某项职责。荐主自然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又不放心任用一个不明底细的陌生人。更大的问题是僧多粥少，人才太多，职位太少，安排不过来啊！一位曾任交通部长的朋友向胡适诉苦：荐书太多了，不胜其扰！他没法一一看，更无力一一作答，但又不能不回复，最后只好专门聘了两名书记员，整天就代他答复不断涌来的荐书。
辛亥革命的元勋，后来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院长的汤化龙在民初地位显赫，上门求他举荐的人踩破门槛。汤化龙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大笔一挥，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曾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省巡按使等职的韩国钧就收到过汤化龙的推荐信。正在韩国钧为难的时候，汤化龙又来了一封信，说：“弟于友朋通函，向有特别印章之约，无此印章，即可置诸不理。”意思是，自己通信，如果是出于真心，都会在信上留下特别的印章；如果没有，就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不必当真。看来，汤化龙自己都不把荐书当真，也告诫在位者不要当真。
民国的例子，也许带有特殊性。但在之前的历朝历代，虽然有纸面上的官员考录铨叙制度在，举荐始终在官场人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权有势者的青睐、推荐和提携，对官场后辈的意义重大。从本质上说，高官上司的个人好恶，左右着下僚小官的前途。人事制度往往停留在纸面上。
从理论上讲，所有官员，不论大小，都是朝廷命官，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他们的沉浮荣辱。上级并没有下级的任免进退权。但在实践中，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控制着下级的仕途命运。
皇帝不可能任免、评价所有官员，少数高官的腾挪摆布就够他忙的了，于是绝大多数人事任免就放手给了他人，皇帝只是追认而已。上级官员决定着下级官员的考核、功绩，扼住下级升迁的咽喉。提拔某个官职，朝廷一般也咨询、采纳负责官员的意见。事实上，根植于官员个人意志与好恶的“荐举”始终是古代王朝的法定人事制度，在科举制确定之前一度还是官员入仕的主流。荐举名为“推荐”，实际上就是“任用”。到了清朝末年，官员升迁实职，往往需要更高层权贵的举荐，不然常年坐冷板凳候补候任，坐个几年十几年的大有人在。这样的作用，还算是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上级官员可以弹劾罢免下级，觉得你不行就上一道折子把你罢免了。清朝后期，僧多粥少，官员分派地方并不指明具体职位，而由所在省份安排，督抚大员就名正言顺地操持了下属的任命。同时清末兴办新政，上马了很多官办工程、临时事务，需要“委员”（该词本意是委派某人担任特定工作）办理。这些委员是体制之内编制之外的官职，人事权完全在地方首长手中。凡此种种，就有了读书人进考场前到处行卷“求知己”，也有了落魄官吏日夜期盼伯乐的“知遇”。
领导用人的权力很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领导用人不当，怎么办？
人事权力是衙门的核心权力之一，谁有了用人权就可以渗透到衙门运转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政治进程。如果对官员用人没有约束，官员就可能为所欲为，以公谋私，不仅会结帮拉票、卖官鬻爵，最终还会恶化为狭隘的圈子，用人只用自己派系乃至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于是乎，有志仕途者必须加入既有的派系与圈子，才有官场的入场券。后果只能是官职的世袭化、家族化，官场死水一潭。这是历朝历代都努力避免的结局，所以各个朝代都对官员举荐用人加以限制。
秦朝确立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就限制官员用人权。司马迁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说：“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条法律简单说，就是“谁荐举谁负责”，你主张提拔谁就要对他负责到底，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他的错也是你的错。这条原则到汉朝进一步明确。汉墓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置吏律》详细规定荐主的责任：“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任免者。”如果被推荐的人不廉洁或者不能胜任工作，不仅被推荐的人要被罢免，荐主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罢免。这就是“荐举连带制”，把荐主和被推荐者双方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了一起。荐举连带制自秦汉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末，两千多年来都是官员选任的重要制度。
古代官员荐举他人、提拔用人，要明确责任。比如南宋曾任左丞相的周必大荐举吴概等人，特地在荐状末尾写道：“臣保举吴概等人，均系保任终身。倘若所举之人不称职，甘愿受谬举之罚。”周必大推荐尤袤、石垫二人，也写明：“两人如蒙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坐。”这样的话不是官话套话，而是要实实在在负责的。
秦昭王时期的丞相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功臣，最后却因为用人不当而黯然下台。范雎本是魏国人，早年经历坎坷，后来得到郑安平、王稽二人帮助才入秦。他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发达后向秦昭王举荐王稽为河东太守、举荐郑安平为将军。后来郑安平在战争中投降了赵国，王稽因勾结诸侯被诛杀。按秦法，作为荐主的范雎要承担同等罪责，株连三族。秦昭王明确表示要保范雎，禁止国内议论郑安平等人的事情，还赏赐范雎表示支持。但范雎还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蹶不振，以下台收场。
西汉时，富平侯张勃荐举陈汤，因选举不实获罪，除了削去封邑二百户外，死后还被谥为“缪”，揪住他用人不当的污点不放。南宋时，主战派辛弃疾屡遭政治打压，其中从镇江知府的要职上被降职、调离北伐前线的罪名就是“荐举不当”。他主张提拔的一个下属犯了法，按律辛弃疾要连坐。清朝戊戌变法时，侍读学士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失败后，徐致靖被褫职关押。其中保举过维新派的荐主，比如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士翁同龢等都被罢免，“永不叙用”，已经罢官的则被追缴其他待遇。你可以说这些人的遭遇存有政治打击的成分，但他们触犯荐举连带制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