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原则还被运用到了科举制上。明清地方学府可以推荐优秀学子入读国子监，称为贡生，相当于举人的副榜。虽然不算官吏，学官如果推荐失当也要受罚。顺治二年，朝廷下命各省每年选拔贡士入京。朝廷要对各省推荐的学子进行复试，发现有“滥充”的发回原学。如果一省推荐的学子中有五名以上不合格，该省学政罚俸。康熙三十七至三十八年间，朝廷面试各省贡生，发现山西张汉翀等六名、陕西吕尔恒等四名、广东陈其玮等三名被推荐的学子均“文理不堪”，“字画舛谬”。处理结果不仅是原卷驳回，而且弹劾处理所在省份的学政。康熙更是大怒，下令停止各省选拔贡生。
正因为荐举不当要面临严厉的惩罚，秦汉时期官员轻易不荐举他人。汉武帝时，政府权力扩张，事务繁多，需要补充官僚队伍，就下令郡国官员举荐人才当官。当初推行时，各郡国官员担心连带责任，对荐举很不热心。下令多时，汉武帝也没得到几个人才，不得不规定各地必须荐举的人才数目，完成不了也要受罚。这让郡国官员不提拔人都不行。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发明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一方面立法者规定，“应贡举而不贡举”依法科罪；另一方面又规定，“贡举非其人”亦坐。迫使举主精挑细选，恪尽职守，谨慎行事，如若不然，两免之并严连坐之法，更甚者小命休矣。
严格的荐举连带制，遭到了古代官僚集团的抵触与反击。
官僚集团既想把持用人实权，又不愿意承受连带压力。他们指出了连带制的许多弊端（很多弊端的确客观存在）。比如有些提拔的候选人可能是“表演艺术家”，口是心非沽名钓誉，欺骗荐主。或者有些人在被提拔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旦大权在握后就腐败变质，难道荐主也要负责？又或者，被推荐者能力出众，是个能臣干将，但私德有问题，荐主也要负责任吗？荐举连带制执行严格，不区分情况就把荐主和被推荐者捆绑在一起，强调荐主的责任，目的是保证用人的严肃和成效。
但是在官僚集团日积月累的攻击下，荐举连带制在各个朝代都出现了松动。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开了松动的口子，规定荐举时“不以小疵妨大才”。什么样的缺点或错误才算是“小疵”，怎么又够得上“大才”的标准呢？这就在事实上给连带制松绑，减轻了荐主的责任。果然，滥举之事开始发生。
金朝明确规定，被举荐人犯了贪污罪，举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这就使得荐主不必为被推荐者的能力负责，只要他官德没问题就不用负连带责任。金朝更是规定荐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期限是三年。超过三年，被推荐者犯错犯罪，荐主都不用负责。荐主的责任自此大大降低。
清朝的荐举制，重申了荐主与被推荐者的连带责任，但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比如清朝规定被推荐者得到提拔后犯罪出错，荐主如果检举，可以免除连带责任。这就让荐主只要主动和被推荐者划清界线，就能免责。此外，清朝还区分了荐主用人的“公心”与“私心”，如果是出于公心提拔错了人，罪责要比私心用人小得多；被推荐者犯罪出错根源产生于何时，对荐主的责任也有影响。如果一个人是得到提拔后堕落的，荐主的责任要轻得多。但在实际操作中，公心私心也好，什么时候堕落也好，是很难区分的，也就很难真正给荐主定罪。
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日益宽泛的模糊空间的存在，给官僚集团上下其手、逃脱责罚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谁用的人谁负责到底”始终是古代王朝用人的大原则，松动的只是具体执行的内容而已。到了民国，这个连带责任才被脱钩。难怪胡适要发牢骚：“民众雇一个老妈子，还得问荐头；店家用一个伙计，还须有铺保；旅店雇一个茶房，还须有押柜。国家的官吏岂不更重要，岂可不要公开的负责的荐举吗？”人事权是民众授予的公权力，官员怎么能滥用乱用呢？
怕老婆也分好坏
唐朝后期，中书令王铎惧内。一次王铎南下荆州负责抵抗黄巢起义军，好不容易可以暂时摆脱母老虎的淫威，他带上小妾就去了。不料正妻随后赶来兴师问罪。王铎左右为难，对部下说：“黄巢从南打来，夫人从北压来，如何是好？”幕僚玩笑道：“不如投降黄巢。”
惧内，是怕老婆的委婉说法。之所以要委婉，是因为怕老婆在古代是不大光彩的事。即便是在生活相当开放、社会相对宽容的南北朝，有些男士虽然并不讳言自己惧内的毛病，但多是自嘲。比如南朝刘峻就写过一篇序文，说自己和冯敬通有“三同”，除了节操、机遇外，第三同就是“忌妻”，两人的家庭都不安宁（“家道坎坷”）。唐代胡风颇重，惧内也还可以摆上台面说。吏部尚书杨弘武提拔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官员，唐高宗追问理由。杨弘武老老老实实地回答：“臣妻性格刚强，要臣提拔此人。臣如果不提拔，回家就会有大麻烦。”唐高宗欣赏他的坦白，也没追究。其实，唐高宗本人也有惧内的毛病，他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到了两宋及其以后，社会生活趋紧，男女大防，惧内的男人们连自嘲的勇气也没了。惧内完全成了贬义词，受人嘲笑。苏东坡就曾写诗嘲笑好友陈季常惧内：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第二句的“河东狮子”指的是陈妻柳氏。柳氏郡望河东，嫉妒凶悍的程度并不高，但不喜欢苏东坡，认为苏东坡比较风流，怕他带坏了自己老公陈季常。因此，每次苏东坡来陈家，柳氏都不给他好脸。所以苏东坡才写了上述的诗，本想开开陈季常的玩笑，不想让柳氏成了“河东狮吼”的代表人物——据说成语“河东狮吼”的出处就是苏东坡的这首诗。到明清时期，怕老婆成了公然的笑柄。比如传闻康熙年间的索额图权倾朝野，但极其怕老婆，被老婆打得躲到床底下讨饶，为此误了上朝；清末的李鸿章在外面风光，在家被老婆管得死死的，一次偶尔拈花惹草了一下，被老婆打得鼻青脸肿，脸上还被抓花了，好一段时间只好遮着脸出去活动。当然，这两则都是传闻而已，正史不载，也没有实证，很让人怀疑是索额图和李鸿章的政敌编造出来的。在这里，惧内怕老婆成了抹黑的内容。
社会生活中，惧内不光彩。在政坛上，怕老婆就更不光彩了。在男权社会，公权力由男性垄断，女性不能染指，连施加影响也不行。有很多词专门贬斥女人掌权，比如牝鸡司晨、红颜祸水等，把女人掌权和乱政划了等号。这其中有歧视色彩。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代官场惧内的例子几乎都是负面的，但也不乏正面的例子。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唐朝赵州刺史高睿对老婆言听计从。一年突厥来犯，高睿夫妇都当了俘虏，突厥人威胁高睿说，投降给官做，不投降就马上处死！高睿不说话，看着老婆。他老婆说，我们夫妻俩报效国家，正在今日！高睿便不再说话，于是夫妻双双被杀。可见，惧内还能起正面作用，关键是家里的母老虎要发挥正能量，正确引导丈夫做人和做官。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发挥了正能量，引导丈夫开启了“开皇盛世”。独孤皇后喜欢读书，通达古今，且富有政治才能。她帮助杨坚夺得了皇位，之后每天与丈夫“同辇而进”，陪他上朝，但并不与丈夫共朝听政，而是待在后阁观察，看丈夫言行有什么失当马上递条子建议。退朝后，独孤皇后和杨坚一起返回寝宫，监督他处理公务，同时不让他花天酒地。一时间，“后宫莫敢进御”，独孤皇帝和隋文帝杨坚并称“二圣”。
不用说，杨坚在孤独皇后的管束之下日子不好过，小心思一直蠢蠢欲动，一次逮着机会偷偷临幸了一个小美女。独孤皇后获悉，凤颜大怒，马上杀了那名女子。杨坚极为不满，无比悲愤，又不敢和皇后叫板，只好“离家出走”。他一个人骑马奔出皇宫，跑了三十多里，到荒郊野外“冷静冷静”。大臣们追上来，拦马苦谏。杨坚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驻马冷静到半夜，杨坚才不得不回宫，调整好心情，第二天继续在独孤皇后的监督下乖乖生活和工作。独孤皇后逝世后，杨坚顿时没有了约束，沉迷酒色，从一个明君迅速恶化为昏君。隋朝国势迅速下滑。“开皇盛世”结束。可见，独孤皇后虽然是母老虎，但对杨坚的事业、对国家的大势都是有贡献的。对于这样的老婆，听她的指挥不见得是坏事。
历史上，丈夫甘心听从贤惠的妻子的例子不少。清末的张曜是个大老粗，认不了几个字，却逐步升迁为布政使、巡抚。除了他有战功外，主要得益于才华出众的妻子。张曜的妻子读书识字，见识不凡，对丈夫耳提面命。张曜心甘情愿地听老婆的话、按老婆的指示办事，非但政务没出过错，自身也渐渐粗通文墨。他升任山东巡抚后，一次问属下：“你们怕老婆吗？”下属们面面相觑，有个人回答：“不怕！”张曜勃然大怒：“你好胆大，老婆都敢不怕？”其实，如果人人都有张曜那样的贤内助，怕怕又何妨？
遗憾的是，正史野史中让丈夫害怕的妻子多数是悍妇、刁妇、吃醋和短视的小女人。
贾充的继室郭槐嫉妒心极强且生性泼辣。郭槐派人监视贾充的行动，每天都要丈夫向自己汇报行踪。贾充很怕她。郭槐生过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出生，贾充很是喜爱，常常和在乳母怀里的孩子亲昵。郭槐怀疑贾充和乳母有“奸情”，竟然把乳母活活打死！儿子没有乳母，夭折了。第二个儿子出生后，贾充吸取教训，尽量不接触乳母，有一次还是情不自禁地摸了乳母怀中的儿子两下。郭槐看到了，把乳母鞭打致死，结果第二个儿子也夭折了。
贾充的原配李氏因政治原因和贾充分开，西晋建立后和贾充团圆。晋武帝司马炎奖励功臣贾充，允许他有左右夫人。家有悍妇，贾充哪敢一夫二妇，硬是不敢和李氏团圆，而把她安置在外面。贾充的母亲柳老夫人临终想见儿媳李氏一面，因为郭槐的阻拦，贾充还是不敢满足母亲的最后愿望。李氏生的两个女儿，才貌双全，嫁入好人家。郭槐也想要女儿贾南风嫁得好。她不是努力培养贾南风的才能和品德，提升女儿婚嫁竞争力，而是发动一切社会关系、动用贾家的一切资源，最终把贾南风嫁给了太子司马衷。贾南风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贾后，凶恶自私，祸乱国家。郭槐作为母亲，难辞其咎。她的无才无德、恶言丑行，祸害了家庭，还教出一个祸国殃民的坏女儿。
东晋开国元勋王导也怕老婆。其妻曹氏妒忌心强，不允许王导亲近其他女人，连左右侍女也不让。一旦发现侍女和王导有染，曹氏必定痛斥打骂。王导就金屋藏娇，在外面别院养了众妾，还有了好几个私生子。曹氏知道后，大惊，带着二十个奴仆，人手一把菜刀，气势汹汹杀向别院。王导慌忙赶过去。魏晋好清谈，士人们驾牛车、甩麈尾（类似拂尘），以示清高。牛车哪能跑得快？王导心急如焚，顾不得风度了，拿起麈尾帮驾车的奴仆打牛，狼狈奔驰，抢在老婆前面赶到别院，转移了小妾和私生子。司徒蔡谟得知后，对王导说：“朝廷要给你加九锡，你知道吗？”给臣下加九锡是极重的礼遇，王导又惊又喜。蔡谟接着说：“只是听说还缺一辆牛车和一把麈尾。”王导顿时面红耳赤。
曹氏之流是让男人们惧怕的主流妇女形象。她们有嫉妒心、有狠心，把丈夫管得严严的，却对丈夫的为人施政没有正面的影响。更有一些悍妇，操控当官的丈夫，贪赃枉法，祸害一方。母老虎成了幕后父母官。
唐朝贞观年间，桂阳县令阮嵩的妻子阎氏是个悍妇。阮嵩在外面应酬，叫来歌姬唱歌逗乐。阎氏听说，提着刀找上门去，把客人吓得跑个精光，阮嵩躲到床底下，歌姬们夺路逃散。长官崔邈听说后，给阮嵩考核写评语：“连老婆都管不好，如何治理一县百姓呢？老婆无礼胡闹至此，丈夫的才能在哪儿呢？考评下等。”吏部因此免了阮嵩的官。
的确，连老婆都管不好的人怎么能保证管理好政务呢？对于那些把政治权力拱手让给老婆的长官们，能力和品德都很可疑。公权力是朝廷和百姓授予你的，怎么能私相授受？
晚清官场的“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这个成语出自《宋史·窦仪传》：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描述一种梦想成真的状态。后来，不同时代的人用它来指代理想的事物，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比如旧官僚时期的“五子登科”：说话卖关子，开会摆架子，玩乐有点子，做事没法子，每天混日子；21世纪最新版：妻子、孩子、房子、票子、车子；而在晚清官场，则是：赌子、门子、公子、份子、顶子。
清朝中期后，卖官鬻爵盛行，当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官员得到实职越来越不容易。多数官员只能“候补”，等有实缺后再竞争上岗。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年间承认：“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很多人从候补到实任遥遥无期，生活无着，只好靠借贷过日子。于是，“赌子”行业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