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时候，不知道跟了哪里的风，突然间，决斗便在内华达新州流行了起来。到了一八六四年，每个人都很急切地盼望着能有个机会在这种新游戏中露一手。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除非他能在一场决斗中将什么人搞死或是搞伤，或者在决斗中他自己被搞死或搞伤，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男人，完全不尊重自己。
那时，我是乔·古德曼先生所述的弗吉尼亚市《企业报》的本市栏编辑，前后共干了两年①。那个时候我二十九岁。在很多方面，我还有点抱负的，不过，我一点都没有受到过这个特殊爱好的诱惑。我既无意决斗，也不想去挑起决斗。我不去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去赢得别人的尊敬，但是，对于自己的平安无事，却感到非常满意。不光我自己，连同事们也都为我羞愧——不过这一切我都应付过来了。我向来都习惯于为了这件或是那件事而让自己羞愧。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好新鲜的。很容易的，我便对付过去了。
我的同事中还有个普龙克特和勒·姆·达格特。这两个人想要进行决斗，不过暂时还没有成功，还在等机会。我们之中，只有古德曼为报纸增加了信誉。弗吉尼亚的《工会报》是我们报纸的竞争对手。被称做威斯康星州的雄辩演说家汤姆·菲奇曾一度是该报的编辑——他正是威斯康星人。在《工会报》的社论中，他发挥了自己的雄辩才能。古德曼先生将他邀请出去，并赏给了他一颗子弹。我还记得在菲奇接受古德曼挑战的时候，所有的编辑人员是多么的快活。那一晚，我们很迟才走开，对乔·古德曼进行大事吹捧。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并没有二十九岁的人才具有的那种智慧。对于自己能够进行决斗他感到很高兴，正像我因为自己不进行决斗而感到高兴一样。
他选定格雷夫斯少校为决斗的副手(这样说这个名字似乎不准，但也差不太多，少校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格雷夫斯走了过来向乔交代决斗的技巧。曾经，他在那个有着“灰色眼睛的天之骄子”之称的沃尔克手底下当过少校，并在这个不平凡的人所领导的中美洲海盗式战役中受到过考验。这本身就是对少校进行衡量的一把尺子。一个曾经在沃尔克手下当过少校，还在战斗中胜利归来，并且得到过沃尔克的夸奖的人，就不仅是个勇敢的人，并且还是一个绝顶勇敢的人。沃尔克部下的人全部是这样的。
我非常了解吉利斯一家。他家的父亲是沃尔克手下，并且参加了战斗，他的一个儿子同他在一起。他们共同参加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普拉查战役，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还是胜利归来。沃尔克的部下都是这样的。他的儿子却牺牲在了父亲身旁。父亲的一只眼睛中弹了。那老头子——当时他已是个老头子——是戴眼镜的，子弹连同一块眼镜的碎片打进了他的头盖骨，子弹没能被取出来。老头子还有其他的几个儿子——他们是史蒂夫、乔治和吉姆，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纯纯粹粹的小家伙——都想加入沃尔克的远征，因为他们都同他们的父亲一样英勇无畏。但沃尔克却不肯收留他们，他说这次远征是郑重其事的，不是小孩子们可以干的。
少校长得非常魁伟，显得特别威武，一副军人的气派。由于天赋以及后天的教养，他总是显得文质彬彬的，并且很讲礼貌，举止优雅而又迷人。他还有一种素质，我仅在另外的一个人——鲍勃·豪兰——的身上见到过，那就是那种眼睛里流露出的神秘的素质。他只需要向某个人或是某个班看一下，表示一下警告的意思，就足够了。长着这种眼睛的人不用带什么武器。他用不着说一句话，就能将一个武装暴徒制服，并将他俘虏过来。曾经，我亲眼看到鲍勃·豪兰这样做过一次——这人很清瘦，待人和气。他文雅、厚道，长着一副小骨架。他那甜蜜的蓝眼睛，含笑朝你一瞥，就会将你的心征服，而他的面色一冷，你的心立刻就会冰冻起来，总而言之视情况而定。
少校告诉乔站直，又让史蒂夫·吉利斯站到十五步开外，然后命令乔向右转，朝向史蒂夫，举起了他那支海军六子枪——那是不容小觑的武器——用枪托把腿顶住，将枪拿直。对他说，这才是正确的拿枪的姿势，说一般的在弗吉尼亚市所流行的姿势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先拿直枪，让枪口朝天，然后再慢慢放下来瞄准你的对手)。听到说“一”，就一定要将枪慢慢地举起，然后稳稳地对准对方身体的那个部位。然后停顿一下，喊“二、三……放……停！”当听到“停”时，便可以放枪——不过不能提前放。当听到这个字后，随便你停多久放都可以。放枪的时候，你可以向前走，只要你高兴并且有时间，你可以接连放枪。与此同时，另外的那个人，如果被指导得得法，自己也灵活，就会朝你逼近，然后开枪——结果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出点事情。
乔举起枪的时候，肯定是对准了史蒂夫胸口的。但是少校说，“不，这样做不明智。宁愿冒着自己被杀死的危险，也不能去冒杀死别人的危险。如果你经过了一场决斗，还能活下来的话，那就必须要在一生中都做到不因为想起这段往事而不能安睡。要对准人家的腿，而不是膝盖，要对准膝盖以下，而不是上面的部位，因为那些部位很危险。膝盖以下，会叫他残废，至于他以后的事还是留给他的妈妈去管吧。”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确高明的教导，乔一枪便将对方的下肢打穿了，将他打倒在地上，令他的腿终身瘸了。但乔却没有什么损伤，只是伤到了一绺头发。对此，他在当时要比在如今更加的不在乎。因为一年以前，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的短发已经不见了，头上光秃秃的，除了一道边之外只能看见圆顶高高耸起。
差不多一年后，我也拥有了一个机会。不过我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个机会而不是自找的。古德曼准备到旧金山去休假一个星期，在这期间由我来代为行使总编辑的职务。我本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对付，除了每天写一篇社论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事了。不过我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错误的。第一天，我写社论的时候就找不到任何资料。我记得，当时是一八六四年的四月二十二日，第二天便是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日——这个题目难道不是再好不过吗？我找来百科全书，仔细进行了一下查阅，看莎士比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我将这些都借来，并向当地社会进行介绍，就像对艺术的知识那样，这个社会对于莎士比亚的知识很少。有关莎士比亚做过什么的材料不多，还不够用来写一篇社论。我便补充了所有他所没做过的事——在很多方面，这些事都比他真正做过的事要更主要，更突出，更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