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特·霍尔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讨人喜欢。他共活了将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都献身于奴隶般的勤奋而又艰苦的编辑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我的父亲在一八四七年的三月二十四日离开了人世，那年我十一岁。自那个时候起，到一八五六年的年底或者是一八五七年的年初为止，我也曾工作过，并且一直都在工作——虽然不是非常勤奋，非常乐意，而是非常烦躁，非常懒惰。对于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气，又厌恶倦怠，并且在没有人进行监视时，总是想方设法偷懒。
统计数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现在我已经快到七十三岁了。在我看来，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干过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懒散干活的那两三年可以被称之为劳动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有理由说，当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来时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并且永远不再是工人了。
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港，对我而言那并不算是干活，而是在玩，一种同以往那种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鲜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惊险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爱这个差事。
在洪堡山银矿的时候也是玩，并且光是玩，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活儿，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们干的，我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埃斯梅拉尔达银矿时，我也不劳动，因为希格比与罗伯特·豪兰都在我身边，我仍旧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那边的石英厂里，我干铲矿滓的活儿，那是真正的活计，非要我亲自拿着铲子去干不可，但我是个地道的懒汉，第二个星期末就退出了，这不仅是我自己愿意，并且给我工资的人也是同意的。开矿这一经历整整历时十个月，在一八六二年的九月底便结束了。
之后我又去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市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为了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两年多的领薪水的懒惰生活之后，我便从《晨报》的岗位上退了出来，那次退出便是恳求的结果，自然是老板的恳求。但我却不愁找不到饭碗，在那之后我出任了弗吉尼亚市《企业报》的驻旧金山记者，前后共历时两三个月。
在此之后，我同吉利斯的伙计们开了三个月的矿，在杰卡斯·古尔奇的矿洞里。接下来便去了夏威夷群岛，在那里做萨克拉门托《工会报》的通讯员，共做了五六个月。一八六六年的十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令我突然变成了演说家。并从那时起一直到了今天，我向来都能够不做任何事也能将生活维持下去。因为写书和杂志上的文章，那始终都是玩，算不上干活。生活过得是如此合我心意，工作又是如此顺我脾气，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得意，对于我来说，那只不过是类似于打弹子球之类的游戏而已。
至今我仍旧想不清楚，勤奋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为什么会被罚做六十年的编辑劳役，但懒惰的我却能够免受这个刑罚，一生都闲散得如此快活。看来这也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有些不公道。但是，人间的法规似乎有这么一条，应该得到的人得不到，而不应该得到的人却要什么便有什么。据我看来，这种安排简直是太滑稽了，但它却正符合我们一贯所见的人间法则。
三十多年以前的四月十日，我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尔萨希亚号”预备去德国，至少准备好了要动身，但在最后要走的那一刻又临时决定在港湾里抛锚，看看天气如何再说。很多人都搭乘了拖轮来同乘客告别，一直到天黑决定起航时才告辞。
拖轮开走之后，我们却发现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仍旧同我们在一起，本来他是来给他夫人以及女儿送行的，但却不得不留了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立刻出海。除去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霍尔斯特德没有带其他的衣服，但旅途要持续十四天之久。幸亏船上有个人和霍尔斯特德一样魁梧，并且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也只能穿得下这个人的衣服，其他人的都不行。这个有幸巧遇到的人叫做贝阿德·泰勒，他的体形超出一般的高大，正好与霍尔斯特德相当，他有很多衣服，也愿意同霍尔斯特德分享，这是因为两人在邂逅之前便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与他们在吸烟室里玩儿，一直到半夜，才将这样一件古怪的事弄明白了。他们两人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一见对方仍旧像自己这样魁梧、健康，这样心宽体胖，都大吃了一惊，禁不住感慨不已。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两人都认为会听到对方的死讯，要明白，在两人分手之前，医生是都对他们下了死刑判决书的。他们两个人都得了心脏病，医生说两年内必定要死去，医生曾经要求这两个人必须要过安静的生活，只可以走路，不可以跑步，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爬楼梯，尤其是要尽可能地不受惊吓或是刺激，不可以突然激动。
他们都清楚，对于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过分激动就足以令他们立刻完蛋。因此这十年以来，两个人总是轻手轻脚地走路，从不快步疾行，也从不跑跑跳跳，上楼时就像蚂蚁爬山一样，同时他们也总是尽量避免过分兴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健康得像一对大象那样，虽然他们自始至终都搞不懂怎么还会一直活着。
后来发生了他们偶然相遇的事情。在此之前，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遇见了这样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突然间便大吃一惊，心跳加速，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接下来便又是一次大吃一惊——这次吃惊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当场死去。
这次惊讶大概是在“霍尔萨希亚号”轮起航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产生的。霍尔斯特德是辛辛那提的《商报》主编和老板。一天半夜里，他正坐在大楼楼上的主编办公桌旁，慢条斯理地做什么事时，突然间听到了一声非常猛烈的爆炸声，大楼楼基整个摇晃起来，玻璃窗也都被震碎了。
霍尔斯特德还没有来得及多想，还没有来得及叮嘱自己不要因此而过分紧张，便已在三十五秒钟内，飞速地奔下了六层楼梯，正在街上站着直喘气。等到他反应过来时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最担心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但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原来一切并不像医生所说得那么可怕，自己的心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从这个时候起，他便一直做着一个自黑暗与恐惧中解放出的人，迄今为止一周以来，他正拼命地将过去十年间所损失的那些激动情绪追回来，寻求着兴奋，活像是个饿慌的人在迫不及待地进行狼吞虎咽那样。
贝阿德·泰勒的经历同他的差不多。有一天他在乡下时，正要转弯跨过铁路，正好一部快车呼啸而来，将他的裤裆刮破了，火车风驰电掣，带起了一阵旋风，将他卷到了另外一个县。他边呻吟，边哀叹着，心想这致命的一惊终于到来了。他将手放到心脏上，结果又令他大吃了一惊，他发现自己的心脏竟然还在跳动着。他站起了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高兴到忘乎所以，就同霍尔斯特德一样，他便开始对更多的兴奋进行追求，以便对过去那宝贵的十年间所无法计算的损失进行弥补。
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他是我们新任的驻德公使。他非常和蔼可亲、天真烂漫，和有史以来担任过特命全权公使这一显要官职的人一样，他无比的轻松快乐。他是诗人，写过非常多的诗，他所翻译的《浮士德》①是对歌德的《浮士德》翻译得最好的。
但是，他自己原创的诗歌，除去两首写得很好的之外，其他的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到现在已经全被忽略和遗忘了。那两首写得很好的，一首是对苏格兰士兵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壕内唱着《安妮·劳里》进行描写的；另一首则是一位阿拉伯人为他情人所唱的非常动人的情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收集到他零星的作品，来弄个纪念馆，不过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肯定是很愿意人们这样做的。
他有着特别惊人的记忆力。一天晚上，当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时，他对我说，在他还是小孩时，曾在一次记忆竞赛当中，把一码长的纸上的一些他所学过的离奇古怪并且毫无关联的单字，读了两遍就能一字不错得背下来，从而轻易地取得了胜利。要清楚，其他的孩子就算是学了一个钟头之后再背，也没有谁能够做到不出一点儿错误。
这次，出于证明的必要以及记忆的习惯和对自身记忆力的自信，他再次从记忆深处对这一长串单字进行起了回忆。泰勒说，自那一回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将这张单子想起来过，但是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处进行半个小时的挖掘，他就一定能够背得出来。默默地，我们在甲板上走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便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起，接下来他便自那里顺顺当当地背下去了，一刻都没有停顿，并且据他说，没有背错一点儿。
他随身带着个黑人男仆，这人的上身穿着非常时髦，看起来就像花蝴蝶或是彩虹一般，但后来却不见了，我们大约有十天或是十二天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直到一天，我们看到他走上了甲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温室外或温室内的一朵枯萎了的花朵那样。
很快，他失踪的秘密便被揭晓了。原来就在他上船来的头一天，海洋生活便搞乱了他的身体机能，于是他就向船上的医生要了一服泻药。于是医生将十四颗大药丸给了他，并用德语告诉他说，每隔三小时服用一颗直到治愈。但他听不懂德语，也没有同别人确认一下，一次便将十四颗药丸全部服下了，结果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情况。
①英译本《浮士德》为歌德的长篇诗剧著作，全篇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其中第一部有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分五幕，为二十七场。全剧的情节没有一处首尾连贯，而是将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和变化作为线索，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