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一些小国家和王朝在这一理论下
逐渐使自己富裕起来，充实了国库
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16、17世纪中，我们至今生活在那里的现代国家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各方面的起源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是国王通过努力取得的成果，有的则是出于偶然，还有一些则是由于占据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建立起来的。然而，国家一旦建立起来，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全力增强自己的内部管理能力，并且试图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展示出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巨额金钱的。中世纪的国家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它们的生存根本不能只依赖那个充足的国库。国王在其领地上得到税收，而作为国王和国家的劳动，则由封建主自己出钱。在现代中央集权国家里，情况要比以前复杂得多。古老的并且不计较酬劳的崇高骑士精神不见了，取代的是国家雇佣的一些政府官员。如果想要维持陆军、海军以及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花销往往是不计其数的。伴随这些情况出现的问题就是如何得到这笔巨额钱财。
对于中世纪来说，黄金和白银是稀有的珍贵商品。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生活在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一生都没有看见过金币是什么样子的，只有大城市的居民才有很多机会见到银币。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秘鲁银矿的对外开放改变了这种现象。繁忙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古老的“商业城市”，像热那亚、威尼斯等，也相继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性。一个崭新的“商业国家”兴起了，黄金和白银不再是普通人心中的神秘宝物。
珍贵的金属通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荷兰慢慢地流人欧洲。在16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就是他们提出的叫做“国富”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不仅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对各自的国家都有着丰厚的利益。在他们心中，只有黄金和白银是真正的财富。因此，国库和银行里拥有最多金银和现金的国家才是最富有的国家。当时，钱可以用来武装或者购买军队，因此最富有的国家也一定是最强大的国家，有实力统治世界。
我们称这种理论为“重商主义”。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欧洲各个国家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就像以前天主教徒接受奇迹或是现代美国人相信关税拥有魔力一样。在现实社会，重商主义是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操作的：为能够得到最多的贵金属储备，一个国家就必须在其出口贸易方面取得尽可能多的盈余。如果你的对外出口份额超出邻邦对你的出口份额，它就会欠你钱，只能用黄金作为抵偿债务。因此，你就会获利而它就会受损。坚持着这种理念，17世纪时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下面的经济政策：
1.争取最大限度地赚取贵重金属（金、银）
2.在发展国内贸易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对外贸易
3.大力支持可以把原材料加工成能够出口的制造工厂
4.鼓励生育，增加工厂所需的劳动力，农业社会不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5.国家要严格监督贸易与生产的全过程，在有必要的时候，随时予以干涉。
16世纪时，查理五世也同样接受了“重商主义”理论（尽管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并且把这一理论引入到了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欧洲地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模仿他的做法。法国波旁王朝，特别是路易十四也是这个理论的忠实拥护者，而他的财政大臣柯尔伯特就是这一理论的“先知”与启明灯，全欧洲的人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克伦威尔在位时，国家的对外政策就是对重商主义原则的绝对执行，而事实上是针对英国的那个富有的敌人荷兰制定的。因为运载大部分欧洲的日常用品的荷兰船主们有极大的自由贸易的倾向，所以他们必须全力摧毁。
显而易见，这种体系带给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的是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被重商主义包围的殖民地只不过是黄金、白银、香料的富饶产地，只能为着他们主人的利益而发展。亚洲、美洲、非洲的贵金属和原材料，正好全部被统治它们的欧洲国家垄断。外人没有权力进入这个地盘，也绝不允许当地人和挂有外国国旗的商船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
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商主义政策大大地刺激了以前一些从来没有过制造业的国家在工业方面的发展。在这一理论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修建道路，开挖运河，为顺畅的运输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工人不得不掌握更加熟练的技巧，商人们得到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贵族地主的势力也被大大地削减了。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理论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变成了野蛮和剥削的牺牲品。宗主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落入了恐怖的环境中。这一理论像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充满了火药味的大军营，地球被分割成了小块的领土和属地，在每一块地的主人的眼里都只有自己的直接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摧毁邻居的势力，掠夺走它们全部的金银。在一个理论的驱使下，拥有大量的财富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普通人视“有钱”为至高无上、终身追求的品德，经济制度也像女人的时装一样随着时态的发展不断变迁。到了19世纪，重商主义终于结束了，人们开始在一个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的自由经济体系中生存。至少我知道的事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