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居上
为了能更好地讲述这段历史，我们必须回到几个世纪以间，重温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发起战争的那段历史。
30年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许多的欧洲国家都是在民族或王朝利益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在本国的商人和商船贸易公司的巨额资本支撑下的统治者们，必须为商人的利益继续战争，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掠夺更广阔的殖民地。
最早，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探索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又过了一百多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开始觉醒，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这个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战场。大量事实证明，这对后来者有着极大的优势。最开始的开拓工作不仅艰难危险，而且还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还好这些工作都已经有别人做完了。对后来者更加有利的是，以前的那批航海探险家们经常使用暴力手段，因此他们的臭名已经在亚洲、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中传播开来，怪不得比他们晚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会像救世主一样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但我要说，这两个后来的国家确实比先到者高尚得多。然而，他们是商人，他们从来不允许传教工作干涉到他们正常的生意。总体上说，所有欧洲人都会在第一次与比自己弱小的民族交往时，通常会表现出极其野蛮的态度。英国人和荷兰人的高明表现在他们会掌握“度”上。只要能够不断地得到香喷喷的胡椒、耀眼的金银和足够的税收，他们是不会干扰土著居民自由的生活的。
因此，凭借着这点，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站住了脚。但，他们刚刚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就开始了一场争夺更多领地的斗争。有一点非常有趣，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绝对不会发生殖民地本土上，而是发生在距离殖民地3000英里以外的海面上，由双方的海军一决胜负。这是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这一规律在历史上是极少能流传到现在的规律之一），即“只要控制了海洋，就能控制陆地”。直到现在，这条法则依然奏效。也许，飞机的出现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在18世纪，作战的双方都没有飞机，因此英国强大的海军为不列颠帝国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得到了广阔的美洲、印度以及非洲的殖民地。
英国与荷兰之间在17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已经不能吸引我们的眼球了，我不想在这里赘述这段历史了。它像所有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毫无疑问地以强者的胜利为终点。然而，英国与法国的战争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倒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人能敌的英国皇家海军最终击垮法国的舰队以前，双方就在北美大陆展开过很多次战争。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向世界宣布，北美这片广阔土地上的一切东西以及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全部归自己所有。1497年，英国的卡波特在美洲的北部登陆；又过了27年，法国的乔万尼·韦拉扎诺也同样来到这片海岸。卡波特在那里悬挂英国国旗，韦拉扎诺也在那里立下了法国国旗。因此，这两个国家都说自己才是整个北美大陆真正的主人。
争夺殖民地之战
在17世纪时，英国在缅因州和卡罗林纳之间建立了十个小规模的殖民地。当时的殖民者大多数是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特殊派别的难民，比如在1620年来到新英格兰的新教徒、1681年定居在宾西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建立了许多小型的拓荒者社区，通常位于沿海地带。遭到迫害的人们就会聚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在脱离了王权的监督与干预的自由世界，他们从此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法国的殖民地一直是在国王严密监控下的皇家属地，法国殖民者严格禁止胡格诺教徒和新教徒进入他们的殖民地，防止他们向印第安人散播危险的新教教义或是妨碍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神圣使命。因此，与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相比，英格兰殖民地无疑是人们理想的地方，为它打下了更健康、更坚实的基础。英国殖民地是英国中产阶级蓬勃发展的商业力量的完美体现，而生活在法国的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却是一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受罪的不幸者。他们整日怀念着巴黎那舒适悠闲的夜生活，时时刻刻争取尽快返回法国的机会。
然而，从政治角度看，英国殖民地的情况是远远不尽人意的。早在16世纪时，法国人就已经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以大湖为起点，他们一路向南挺进，终于抵达了密西西比地区，沿着墨西哥湾建立了许多要塞。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建设，一条由60个要塞组成的防线把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与宽广的北美腹地隔离开了。
英国曾经颁发给殖民公司的那个授予它们从东岸到西岸的所有土地的土地许可证，也会变成一纸空文。许可证赋予的土地非常广，然而在现实中，他们的领地最远只能延伸到法兰西的要塞，这个文件的效力也一下子消失了。如果想要突破法国严守的防线，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会引发一系列残酷的边境战争（后来，战争爆发以后，英法双方都依靠当地印第安部落的武士，进行残酷谋杀）。
只要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格兰，英法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为了建立起君主专制，斯图亚特王朝就需要波旁王朝的大力支持。可是到了1689年，最后一位斯图亚特王室成员去世以后，英国国王就换成了路易十四的最强大的敌人——荷兰执政威廉。从那以后，一直到1763年签署巴黎条约时，英法为争夺印度和北美殖民地的所有权发起了长期大规模的激战。
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英国海军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总是战胜法国海军。法属殖民地被迫与母国失去了联系，全部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到签定巴黎和约时，整个北美大陆就成了英国人的领土。卡蒂兰、尚普林、拉塞里、马奎特等许多法国探险家历经多年的心血就这样全部消失了。
《独立宣言》
在英国人取得的大片北美殖民地上，只有很少的人在那里定居。殖民地是从美国的东海岸北部一直向南，像一条窄窄的带子。北部的马萨诸塞产生了一批于1620年来到这里的清教徒（他们在对自己信仰绝对忠诚，即使是英国的国教或是荷兰的加尔文教义，也不能使他们产生幸福感），再往南，是卡罗林纳和弗吉尼亚（那里是能够牟取高额利润的烟草种植区）。不过，我必须说一声，在那片风景怡人、令人着迷的新土地上生活着的大批拓荒者与其他的国内同胞的脾气秉性完全不同，在这片孤独凄凉的荒野中，他们掌握了自力更生的本领，他们是那些肯吃苦的、精力旺盛的开拓者们的子孙，骨子里就带有坚强旺盛的生存技能。在那个年代，懒惰的人是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里的。以前，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压迫和残害，殖民者们得不到任何自由，他们的生活变得暗淡无光，现在，他们一心想要翻身，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好像不能理解人们的处境。统治者对殖民者产生极大的不满，而殖民者也会经常遭到统治者的压迫，就这样，殖民者开始对英国政府产生极大的怨恨。
怨恨产生的结果只是更多的矛盾，这里，我就没有必要详述这些细节了，也没有必要再次感到可惜：如果当时执政的是一位比乔治三世更聪明的国王，或是乔治不放任他的首相——诺思勋爵（他天生懒散，对人冷漠），局面也是有挽回余地的。然而，事实是当北美殖民者发觉无法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时，他们就会拿起武器。因为他们不想当顺民，只能做叛乱者，这是需要有足够大的勇气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一旦被乔治的德国雇佣兵抓住（当时一个习俗，条顿王公经常会把整团的士兵出租给价钱最多的竞标者），等待他们的就是死刑的残酷惩罚。英格兰和他的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七年。在这期间，绝大部分的时间中，反叛者是完完全没有希望的。生活在那里的大批殖民者，尤其是城市的居民，他们依然对国王尽忠。他们喜欢妥协，并且经常会发出求和的呼声。但是，由于华盛顿的存在和他伟大人格的存在，殖民者的独立事业才能够长期存在。
在为数不多的勇敢者们的全力协助下，华盛顿率领着他装备简单而意志顽强的军队，不断地攻击国王的势力。曾经，他的军队多次濒临彻底被击垮的边缘，然而，他的谋略总是会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扭转局势。他的士兵饱受饥饿，没有充足的给养。冬天由于缺乏鞋和大衣，他们不得不蜷缩在阴冷的壕沟里，冻得直发抖。但是，他们对自己领袖绝对忠诚，毫不动摇地信任着他，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华盛顿不仅指挥了一系列的精彩战役，还前往欧洲游说法国政府，并且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取得的外交领域的胜利。在革命初期，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时，不同殖民地的代表们聚集在费城，共同商讨革命大计。事情发生在独立战争的第一年，大批战争物资正在从不列颠群岛不断地抵达，当时，北美沿海的大部分重要城镇都还牢牢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在这个危急时刻，只有坚信会取得成功的人们，才有勇气走到一起，接受1776年6月和7月作出的历史性决定。
在1776年6月，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在大陆会议上提议：“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有权成为自由并且独立的州，它们可以不对英国的王室尽忠，因此，它们与大不列颠帝国的所有政治联系也应该取消。”
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对这项提案提出附议，7月2日正式实施。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颁布了《独立宣言》。这个宣言是由托马斯·杰斐逊亲手写的。他为人谨慎，精通政治，擅长管理，注定在未来会成为美国人永垂不朽的著名总统之一。
《独立宣言》颁布的信息传到欧洲以后，紧接着的是殖民地人民赢得的最终胜利和1787年通过的一部著名宪法（这也是美国第一部成文宪法）。这些事件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震憾和关注。在欧洲，高度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随着宗教战争的爆发而建立，这时，欧洲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国王的宫殿越建越大，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壮观与豪华，可是，皇帝的城市被一些迅速蔓延的贫民窟重重包围起来。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们长期生活在绝望与无助中，暴露出了反叛的迹象。而社会的上等阶层——贵族与职业人员，也开始怀疑当时政治和经济制度。北美殖民者的胜利却恰恰向他们证明了，一些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按照一位诗人的话说，揭开莱克星顿战争的枪声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至少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更不用提遥远的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了）没有听见。然而，枪声确实穿越了大西洋，子弹正好击中欧洲那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火药筒。这场战役在法国引起了轰动的大爆炸，重重地震撼了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的所有欧洲地区，原有的国家制度和外交政策被深深地埋藏在了民主的砖石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