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饥谨难忍的寒冬。庄稼不是被洪水冲毁，就是全部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几乎所有的橄榄树都快死绝了。虽然当时有几个富有的人会救济他们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然而面对1800万饥寒交迫的难民，这点救济实在是太小了。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哄抢粮食的骚乱。在一代人以前，这些骚乱原本是可以靠军队施加武力镇压。但是，新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子与饥饿抗衡，是绝对不会达到目的的。况且，士兵也是来自群众的，他们是否还能对国王继续忠诚呢？在这个紧急关头， 国王必须得出明确的判断，极力挽回民众对国王的信心。然而，路易又陷入了犹豫不决中。
在外省的大部分地区，新思想的支持者纷纷建立起了各自独立的共和国。在忠诚的中产阶级队伍中，也连绵不断地发出“没有代表权就拒不交税” 的呼声（这个口号最开始是由北美殖民者喊出来的）。法兰西处于全国大混乱的边缘，为了及时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挽回国王的声誉，政府居然取消了异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这一举动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于是，短时间里，大量的印刷品席卷了整个法国。每个人，无论地位的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是被别人批评。2000多种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一下子流入市场。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训斥与辱骂声中悄悄地下台了。内克尔迅速被公众召回，重新担任财政大臣一职，最大限度安抚这场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骚动。消息传出去以后，巴黎股市狂涨了30％。在人们的乐观的心态下，暂时缓解了对专制王权作出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快要召开了，法兰西所有最优秀的头脑都会聚集一堂，必然会迅速解决所有的问题，把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成一个幸福健康的乐园。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全体人民的智慧结晶是能够解决一切难题的。然而，这种看法不仅不正确 ，而且通常还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这种思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束缚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不仅没有把政府的职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反而顺着局势的发展。此后，在关于什么是改造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再次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在法国各地，警察的权力遭到了极大的剥削。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居民们在煽动家们的率领下，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公然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采用野蛮的暴力手段。
为了向农民和中产阶级表示让步，内克尔允许他们在三级会议中拥有双倍名额的代表权。关于这一举动，西厄耶神甫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做《何为第三等级》。他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第三等级（这是对中产阶级的另一个称呼）应该代表一切。在过去，他们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他的这本书充分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情感。
最后，选举就在这种不堪入目的混乱局势下展开了。等到结果一出来，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85名贵族代表以及621名第三等级代表将要来到凡尔赛宫召开三级议会。但是，第三等级还会带着一份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内容是关于他们选民的种种抱怨和冤情。舞台终于做好了准备，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即将开演了。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了三级议会。国王心情低落，经常会发脾气。神职人员和贵族们也公开对外宣布，说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项权力。国王让这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各自讨论自已的冤苦。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执行国王的这个命令。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网球场上庄严宣誓。他们坚持要求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以及第三等级，应该在同一个房间里开会，并把这个决定告诉国王。国王最终被迫屈服了。
作为一个“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严肃地讨论法兰西的国家体制。国王对此非常气愤，可是又优柔寡断，迟迟不能作出决定。他对公众宣布誓死也不放弃绝对君权。后来，他就外出打猎去了，把国家大事给他带来的烦恼和忧虑统统抛到脑后。等到他满载而归时，对三级会议作出来了让步。按照国王天生的习惯，他总是喜欢在错误的时间使用错误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情。当人民在吵闹中提出A要求，国王就会对他们严加斥责，并且报复他们。紧接着，当陛下的宫殿被一大群呼喊的穷人包围时，国王就会投降，并且答应给人民的一切要求。然而那时，人民提出的要求已经是A加上B了。这种事时常发生。当国王正准备向自己热爱的人民屈服，并且同意在A和B要求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时，人民又觉得不满足了。他们威胁国王说，除非答应所有的A要求和B要求以及C要求，否则就杀死他的全家。就这样，人民的要求一点点地增加，从一个单词逐渐增加到一整页白纸，直到国王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断头台才结束。
雅各宾党与国王的较量
非常不幸，行动迟缓的国王总是会比情势的发展慢半拍，他一直都没意识到这点。直到他把自己高贵的头颅放在断头台上，他还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遭受迫害和虐待的人。他竭尽全力使用原本就不多的力量，关爱着自己的臣民，然而，他们臣民们给他带来的回报却是天下最不公正、最残酷的对待。他直到死都没有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我经常提醒大家，对历史追问“假如”，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也许轻而易举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旺盛、内心残忍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会生存下去。但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人。“即便”他拥有像拿破仑一样的冷酷无情和超强的军事能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很有可能由于妻子的行为而被断送生命。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的皇太后玛利亚·特利莎心爱的女儿。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在专制宫廷中长大的年轻姑娘身上的所有美德与陋习。她的行动通常会使路易的处境更加艰难。
面对三级会议咄咄逼人的威胁，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决定采取主动行为，策划一场反革命的阴谋。内克尔突然被解职了，国王的忠实军队同时收到秘令，向巴黎开攻。当消息一传出来，被激怒了的人民开始向巴士底狱发出猛攻。1789年6月14日，发起起义的人们摧毁了熟悉又深受憎恨的政治犯监狱。这个监狱曾经是君主专制暴政的象征，但现在只用于关押小偷和较轻罪犯的城市拘留所。许多贵族感觉他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于是纷纷逃到国外。但是国王就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在巴士底狱被摧毁的那天，他还悠然自得地到皇家森林打猎去了，晚上，带着几头猎获的母鹿，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凡尔赛。
8月4日，国民议会正常运转起来。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声下，国民议会成功地废除了王室、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一切古老特权。8月27日，议会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也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直到目前为止，局势仍在国王的掌控之中，但是王室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大多数人民开始怀疑，国王很有可能会再次密谋，试图阻止这些改革措施。10月5日，在巴黎引发了第二次暴动。这次暴动波及了凡尔赛，直到人们把国王带到巴黎的宫殿，暴动才结束。人们不放心路易一个人待在凡尔赛，他们要求能随时对他进行监视，以便控制他与生活在维也纳、马德里和欧洲其他的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在这时，国民会议在领导人米拉波的率领下，开始大规模地整顿混乱的局势。米拉波出身贵族，后来成了第三等级的伟大领袖。不幸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挽救国王的地位，就在1791年4月2日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的死使路易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6月21日傍晚，国王企图偷偷地逃跑。但是，国民自卫军凭借硬币上的头像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周围把他拦住了。路易被灰溜溜地遣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完成了任务的国民议会成员也相继撤退了。1791年10月1日，召开了立法会议，继续完成国民议会没有完成的工作。在这批新的立法会议代表中，有许多人是狂热的革命党人。其中，胆子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派别就是雅各宾党，是由于他们经常在雅各宾修道院举办政治聚会而得名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喜欢发表情绪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讲。当报纸把雅客宾党的这些演讲内容传到柏林和维也纳时，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就一心想要采取行动，挽救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命运。当时，各国列强正忙着瓜分波兰。不同政治派别互相攻击，自相残杀，整个波兰就变成了一块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的肥肉。但是，在争夺波兰之余，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想方设法派了一支军队入侵法国，想要解救路易十六于危难之中。
于是，法国一下子陷入到了一股恐慌中。历经多年的饥饿与痛苦累积出的深仇大恨，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巴黎的民众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起了猛攻。对王室尽忠的瑞士卫队竭尽全力保卫着他们的主子，然而，优柔寡断的路易在此时又退缩了。当攻击王宫的人潮正要离开时，国王却发出了一个“停止射击”的命令。民众被灌醉了，借着酒劲，在惊天动地的呼喊声中冲进了王宫，把瑞士卫队的士兵全部杀光。紧接着，他们在会议大厅活捉住了路易，立刻废除了他的王位，把他关在丹普尔老城堡。昔日地位显赫的国王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
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还在继续前进。恐慌蔓延到了每一个角落，善良的人们全部变成了凶猛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人民冲进了监狱，杀死了所有被关押的囚犯。政府任凭暴民胡作非为，不予以任何干涉。在丹东领导下的所有雅各宾党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危机不是以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终点，就是以为国王的死为终点。只有采取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才能挽救自己于危难之中。1792年9月对日，立法会议结束了，又成立起了一个新的国民公会，几乎全部是由激进的革命者组成。公会正式指控路易犯有最高叛国罪，并在国民公会面前接受到审判。他的罪名成立了，以361票对360票的表决结果（这决定路易命运的一票，是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投下的）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挺胸抬头，沉着冷静地走上了断头台。直到死，他也没有明白导致流血和骚乱的原因。他太高傲了，从来不会向旁人请教。
紧接着，雅各宾党把矛头转向了国民公会中一个比较随和的派别，那就是吉伦特党人。吉伦特党人的成员大部分由南部的吉伦特地区的人民组成，因此得名。随着一个特别的革命法庭的成立，吉伦特党人的21名领袖全部被处以死刑，其余的成员纷纷被迫自杀。其实，他们是一些诚实勤劳的人，只是太过于理性、过于随和，很难在混乱的恐怖岁月中苟且偷生。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称要“在和平恢复以前”暂时停止宪法的实施。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率领的小型“公安委员会”接管所有的权力。基督徒的信仰和公元旧历被废除了。一个“充满了理性的时代”（这是托马斯· 潘恩在美国革命时大力宣扬的）带着它“革命恐怖”的精神，终于降临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那些善良朴实的、狡诈邪恶的以及保持中立的人们遭到了屠杀，死于“革命恐怖”的人数平均每天高达70多人。
就这样，国王的专制统治被彻底地摧毁了，取代它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酷爱民主，以至于不能容忍与他们观点相悖的人。法兰西立刻变成了一座屠宰场，人人自危，互相猜疑。几名老国民议会的成员深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向断头台，在极度的恐惧的压力下，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已经把自己绝大多数同伴处死的罗伯斯庇尔。这位在当时唯一的一个真正民主战士想要自杀，可是没有成功。人们简单地处理了一个他下颚的伤口，把他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6月27日（根据当时的革命新历，这天是第二年的热月九日），恐怖统治终于宣告结束了，全体巴黎市民终于摘下了身上沉重包袱，手舞足蹈地庆贺起来。
但是，法兰西面临的危险局势迫使政府职能必须掌控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领袖手中，直到众多敌人完全被驱逐出法国的领土为止。当饱受饥饿和贫穷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地战场拼死抗争，击败每一个凶险的敌人时，一个由五个人组织起来的督政府最终成立了，他们统治了法国将近四年时间。随后，大权落到了一个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大将手里，1799年，他担任了法国“第一执政”。此后的15年中，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进行政治实验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