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事儿
在那些法国大革命爆发中负责的倡导者中，德·孔多塞侯爵是其中最高尚的一个大人物。他为贫困和不幸人们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曾还是德·朗贝尔和狄德罗编写《百科全书》时的一个主要助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他一直扮演着国民公会里温和派首领的角色。
当国王和保皇分子策划的叛国阴谋使那些激进分子得到了控制政府和屠杀反对派的机会时，孔多塞侯爵的那宽容和坚定的性格使他不幸沦落为受怀疑的对象，他们宣布孔多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可以被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任凭自己的意愿处理。他的好朋友愿意仗义地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为他找藏身之处，孔多塞却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他偷偷地逃离了巴黎，想要返回到老家，也许那里才是安全的。连续三个夜晚，他吃不饱饭，穿着破旧的衣裳，身上到处是伤。最后，他来到了一家乡村小客店，想要弄点吃的，警惕的乡民对他进行了搜查，在他身上找出了一本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出身不平凡的人，而当时那个年代任何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被视为革命的敌人，他不应该出现在乡村小客店。当地的乡民们把他捆绑起来，堵住了他的嘴，并且把他关进了乡村拘押所。第二天早上，当士兵们要把他押回巴黎进行斩首时，孔多塞已经死了。
孔多塞为人类的幸福奉献了生命，自己却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他完全有理由憎恨人类的，可他写过的一段话，直到今天仍然像130年前听起来一样铿锵有力。我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供你们阅读。
“自然给了人类无限的希望。现在，人类已经挣脱了枷锁，那幅以坚定的步伐朝真理、德行、幸福的明光大道迈进的图画，为哲学家们提供了一幅美好的前景，他们至今仍然在残害世界上的种种错误、谬行和不公平中超越出来，以获得更大的安慰。”
我们生活的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难以忍受的痛苦，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惊和颠覆，它扑灭了无数人心中那最后一线希望之火。他们也曾经为人类的进步高声赞颂，然而伴随着他们渴求和平而来的，却是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争。因此，他们不禁会问：“这样值得吗？我们为那些还没有脱离穴居阶段的人类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劳动，这些到底值得吗？”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值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恐怖的灾难，然而它并不代表世界末日。恰恰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解释历史
写一部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或是中世纪的历史并不是一件难事。生活在那个早已被遗忘的世界上的人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可以坐下来冷静地评论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下面鼓掌呐喊的观众们也早已离开了，我们的任何批评都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但是，如果想要真实地描述现在发生的事件可是一件困难事。那些一直困扰着与我们同时代人的种种难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难题。它们不是伤害我们太深，就是太过于取悦我们，让我们很难用一种公平的态度阐述现代的事件。可历史并不是宣传，我们应该做到公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同意孔多塞对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
以前，我曾多次提醒你们要警惕历史划分时代造成的错误印象，即人类的历史明显地分成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和现代，而对于“现代”的称谓是最危险的。“现代”一词仿佛在时刻提醒我们，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已经到了人类进步的顶点。就在50年前，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让工人充分享有和他们的雇主同等的政治权力的第二个“改革法案”，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制民主政府的难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当迪斯雷利和他的保守派朋友一起批评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瞎闯”时，他们否定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有信心，并且相信从今以后，社会各阶级将会全力合作，使他们的政府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后来，发生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而那些活到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也终于意识了到他们当年确实是过分乐观了。
关于任何一个历史难题，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否则就会像史前那些慵懒的动物一样遭到灭顶之灾。
一旦当你掌握这一伟大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面对生活的视野。然后，你不妨更深一步地设想一下生活在公元一万年时我们子孙的位置。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会学习历史，然而，他们对我们用文字记载来的短短的4000年的行为与思想将会如何看待呢？他们会视拿破仑为亚述的征服者提拉华·毗列色为同一时代人物，还很可能把他与成吉思汗或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淆在一起。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会使他们误以为罗马与迦太基两个国家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地位进行的长达128年之久的商业战争。但是，在他们眼里，19世纪的巴尔干争端（即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之间争取自由的战争）就与大迁徙时代混乱状态的延续相似。他们会仔细地观察不久前才在德国炮火摧毁的兰姆斯教堂的照片，就像我们打量着发生在250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战争中毁掉的雅典卫城的照片一样。他们还会视我们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为幼稚的迷信，因为，对于一个在1692年还对女巫残忍地施加火刑的幼稚种族来说，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甚至连我们现代人引以为荣的医院、实验室和手术室，在他们的眼中也只不过是稍微完善一点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和江湖郎中的作坊而已。
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称自己为现代人，其实并不“现代”。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是穴居人的最后一代子孙，新时代的地基只不是在昨天才奠定完。那么，人类只有在大胆质疑眼前的一切事物，并以“知识和理解”当成创造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宽容的社会的基础时，人类才能正真正有机会变成真正的“文明”。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个全新世界成长中的一次阵痛。
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会创作出大量的书籍证明是某个人引发的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们会出版出大量的书籍谴责资本家们为不牺一切代价追求“商业利益”而挑起的战争。资本家们则会反驳说他们在战争中损失的要远远比他们的所得多（因为他们的子女在战争的最前线，经过长期的奋战，最终死在了战场）。他们还会写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各国的银行家们是如何阻止战争爆发的。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会一一说出德国人犯下的各种罪行，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威廉·霍亨索伦的统治时期。同样，德国的历史学家也不甘示弱，极力痛斥从查理曼时代一直到布思加雷执政时期的法兰西的种种暴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满意足地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卸到另一方头上。而那些各个国家的政治家，无论是否还健在，他们都面对着打字机，尽全力倾诉他们是如何尽量避免争端，而野蛮的敌人又是如何胁迫自己卷入战争中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