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刑罚制度史上，有两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次是西汉文景时期，从法律上将奴隶制度下所实行的肉刑废除了，为封建刑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次是隋文帝制定《开皇律》时，废除了枭首、车裂等酷刑，确立笞、杖、徒、流、死为封建五刑，而在死刑中只存斩、绞两种，使封建刑罚制度向着文明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刑罚作为皇权“威严”的体现和阶级镇压的工具，又无不随着‘号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法外用刑。可以说，法外用刑又是封建司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创制封建五刑的隋朝如此，世称“轻刑省罚”的唐代亦是如此，而“以宽仁为治”的宋代，在始终尖锐激烈地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对“谋危社稷”的“群盗”、“妖贼”、“军贼”、“强盗”等，更是弃常法而以酷刑相加。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钱易在《请除非法之刑》的奏章中说：“今日或行劫杀人，白日夺物，背军逃越与造恶逆者，或时有非常之罪者，不从法司所断，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悬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独动，四体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置之朗同，以图示众。四方之外，长吏残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景德二年（1005）臣僚的奏疏中亦讲到了类似的情况。钱易及臣僚所奏，充分反映了北宋初期法外用刑残酷的概貌。为了识别宋代法外酷刑的阶级本质及其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现将宋代行用酷刑的种类及其范围作以论述。
（一）杖杀。即以重杖处死。杖本来是用以惩罚轻罪人犯的一种刑具。在唐德宗时却把杖作为处杀死罪的器械而出现了杖杀之刑。建中三年（’782）八月二十七日的敕中规定：除十恶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恶逆四种罪行仍准律用刑之外，“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宋初制定的《刑统》中吸收了这条敕文，使杖杀成为宋代死刑中绞、斩之外的法定刑而广泛行用。北宋前期，杖杀之刑多用于官吏的受赇犯赃枉法当死之罪。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商河令李瑶，坐赃杖杀”。开宝五年（972）十二月，“内班董延谔坐监务盗刍粟，杖杀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赇出罪人，杖杀之”。七年（982），“长道县尉张俊，坐部下受赇犯赃，杖杀”。淳化元年（990）正月，蓬州司法郑儡，“坐受赇故人死罪，杖杀”。宋初此类案例还很多。
自宋真宗之后，惩戒贪赃受贿之法日宽，杖杀之刑亦不用于枉法赃吏。但杖杀之刑仍然时有行用。如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国子博士陈世儒之妻李氏，坐讽诸婢谋杀陈世儒之母，李氏被“特杖死”。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伪富国长公主李善静亦被杖杀。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吴曦反逆被诛，“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李大用谋为变，“杖杀之”。二年（1209）五月，罗日愿谋为变，知情不告者六人，“各决重杖处死”。另有吉州百姓鄢大为，“持杖行劫赃满，准条为绞刑，上定断合决重杖处死”。由此看来，杖杀虽非宋代的常用刑，但终宋亦未间断行用。
杖杀刑，从表面上看以重杖处死代替绞斩，似乎是“宽典”之刑，实际上杖杀比绞斩更残酷。清末沈家本在评论中说：“以法制而言，杖轻于斩绞，以人身之痛苦言，杖不能速死，反不如暂绞之痛苦为时较暂。且杖则血肉淋漓，其形状亦甚惨。”况且只言重杖处死，既无杖数限制，轻重亦无标准，行杖之中，奸吏可以随意轻重其手，出入生死之间。因此说，杖杀既不足以言仁，也不足为经世良法。
（二）弃市。即杀之于市，与众共弃之。弃市之刑，始自秦代，是汉代法定死刑的一种。隋《开皇律》确定的死刑中无弃市之设，但在宋初却行用极为普遍。从大量的案例来看，主要用于官吏的贪赃当死、枉法杀人及伪造黄金等罪。自宋真宗之后，惩贪之法由严趋宽，赃官弃市之法为杖流之刑所代替而遂不多见。南宋期间，又时有受此刑者。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宋理宗宝祜四年（1256），阆州守王惟忠下诏狱，“锻炼诬伏，坐弃市”。因此说，弃市之刑亦是宋代常法之外的一种死刑。
（三）腰斩。即断腰处死。此刑在战国时的刑名中已经存在，秦亦行用，汉乃因之。封建五刑中无腰斩刑，但宋代刑罚中亦问或采用。据史书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殿直霍琼，坐募兵劫民财，腰斩”。
五年（980）二月，温州捕获睨诅杀人贼邓翁，“械系送阙下，腰斩”。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邡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坐弃军腰斩”。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将作监主薄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坐李逢逆谋，皆腰斩”。宋代行用腰斩之刑虽不广泛，但也不失为法外酷刑之一。
（四）枭首。这是一种悬首示众的死刑。此刑秦代已有，后为汉代法定死刑中的最高刑。隋朝废而不用，宋代仍偶尔行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戎酋王泥猪寇八狼戍，巡检刘崇让击败之，枭其首以徇”。
宋神宗熙宁时，王安礼知开封府得匿告人不轨书，系售笔者所为，“即命捕讯，果得所为，枭其首”。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九月，“枭童贯首于都市”。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诛吴曦，传首诣行在，“枭三日”。嘉定元年（1208）三月，“诏枭韩优胄首于两淮”。仅以上案例看，枭首之刑主要用于奸逆罪，虽非常行，但终宋亦未废止。
（五）磔刑。这是一种以分裂肢体杀人示众的刑罚方法。此刑曾在秦朝及汉初广泛采用，自汉景帝“罢磔日弃市”之后，磔刑不再行用。磔刑的特点是把活着的人以分裂肢体来杀死，并陈尸示众。磔刑在北宋前期采用较多，据史籍记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汪端“数千人聚山泽为盗”，败获之后，“磔汪端于朗州”。五年（967）汉州绵竹县民康祚反，康祚被擒，“磔于市”。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鲁山县民刘用聚徒造符谶谋作乱，大理寺丞李旦尽擒其党，用等“并磔于京城诸门”。
宋仁宗天圣初，李若谷知潭州，擒到洞庭贼，条其前后杀人状，“磔于市”。庆历八年（1048），贝州妖贼平，“执则送京师，磔于市”。从以上记载看，在北宋中期以前，磔刑主要用于谋反重罪。其后由于凌迟刑的大量采用，磔刑很少单独行用。而在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二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就磔于吉州”。由此可见，磔刑亦是宋代法外酷刑之一。
（六）醢刑。这是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法外极刑。
此刑创自商末纣王时，其后不见采用。而宋代复而行之，但并非单独行用。据史书记载，宋真宗时，张密学知冀州获一“巨盗”，“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在镇压广西环州欧希范领导的起义时，转运使杜杞用诱降获欧希范等五十六人，“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醢之以赐诸溪洞”。梅挚曾劾杜杞诱降之罪，但朝廷仅赐书申戒，而在事者仍行赏有差。足见北宋统治者从上到下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清末沈家本在评论中说：“醯以赐诸溪洞，尤骇听闻。”仅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宋代不仅使用醢刑，而且与活钉、磔刑、剖腹等酷刑结合行用，这就使其残酷程度更胜过商纣。醢刑在宋代虽然采用不多，但亦能反映出宋代镇压“贼盗”的残酷性。